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半生缘》这大概是世上最凄美的情话，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的，除了岁月，还有自己。留下的，仅是一场空欢喜。张爱玲隐忍到1947年，待胡兰成已经完全脱离险境，才寄了一封分手信给他：“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唯时以小吉（小劫）故，不愿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随信还附了30万元钱，作为分手费，那是她新写的电视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费。5年后，张爱玲离开上海，只有姑姑一人知情。张子静曾去找过一次张爱玲，姑姑只是回答：“你姐姐已经走了。”多年后的今天，常德公寓里管电梯的师傅都能像“张迷”一般一口气报出张爱玲曾经在上海的踪迹，但张爱玲早已离去得决绝无踪。她在乱世中经历了父亲的家、母亲的家、胡兰成的家，却都不是家。在她华丽的前半生里，她想求一个家而不得。
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花凋》张爱玲在美国的日子并不好过，越到晚年越孤僻。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但她引以为自豪的写作却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
其实，20世纪40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在生命中的最后，张爱玲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心理疾病。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其实是以这种方式，来摆脱内心的空虚与枯寂。
而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时终于变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向她发动最后的攻势了。在洛杉矶的最后里，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
去世前4个月，她还写信给林式同，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7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
张爱玲寂寞地走了，正如余秋雨在《张爱玲之死》中所说：“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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