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豪恩（Jorge Malena, 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中国事务工作组主任，阿根廷天主教大学中国研究项目负责人） 编译：万戴
美国与中国的对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当前美国执政团队中保守派的战略意图，即试图迫使一个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妥协退让。但是最终，这种冲突反映了美国现任政府对中国的一种意识形态假设：激进的做法将会奏效，因为中国的经济非常脆弱。
美国保守派的逻辑非常简单：中国今天创造的经济增长，更多是依靠补贴、负债与其他一些“不良行为”。他们认为，如果施加足够的压力，中国的经济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从而迫使其领导人做出让步。正如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所说的，“世界各国必须促使中国做出改变”。
正因为如此，最近一段时间外国媒体对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双循环”战略感到困惑。这种战略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以出口贸易为基础形成的“国际大循环”和此前中国经济的“国内循环”形成了鲜明对照。
我所指的，是此前习近平主席与企业界领袖举行的座谈会。在会上，习近平表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总而言之，中国决定应对逆境，降低（但并不排除）对于全球市场的依赖。其重点则是在国内消费市场创造需求，同时尽快发展技术实现自给自足。
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脆弱性的假设无疑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关税战的损害远小于其预期。中国经济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抵抗力要比美国更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度经济将上行1%，而同期美国经济则会有8%的下降。
深圳的证券交易所是今年业绩最好的世界级证券交易所，而不是纽约的几家。此外，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正在重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习近平主席在7月底提出的新经济议程，能够让市场和创新更好地发挥作用。开放、创新和技术的这种结合，可以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
对中国经济的低估并不是一个新现象。1995年（这种态度就已经已经出现），其时中国在世界市场价格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中所占份额由2%上升至16%，而西方对此持怀疑态度。硅谷的书呆子们排斥作为模仿者的中国科技公司，而华尔街的投机客们表示鬼城（大量存在的空置公寓）会导致银行系统崩溃，会计师们则焦虑于这些GDP数字是被人为操纵的。
二十年前，中国经济强调贸易，但现在出口贸易额只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7%。中国、美国和欧盟是仅有的从人口和中产阶级消费者购买力两方面达到了临界数量的的经济体，从而使它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内经济来实现可持续增长。
中国的这种新国家经济战略源于一种需要：即应对日益增长的国际保护主义、美国针对中国日趋严重的技术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
习近平的新经济政策有着三大支柱：第一，对于经济周期和信贷机制的控制。银行不得不重新考量资产负债表外项目并且积累准备金。只能通过健康的信贷市场来发放贷款。与对-金融危机的应对不同的是，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应有所节制，用于财政刺激的比例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少于美国财政刺激比率的一半。
第二个支柱是一个更有效率的国家，其规则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统一适用。习近平主席建立了一个更加能够对于企业需求做出反应的商业法律体系，官僚作风也已经大大减少：现在创立一个企业只需要九天时间。这些规则力求使市场运行更加顺畅，继而推动经济生产率的提高。
最后一个支柱是模糊了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界限：国有企业必须要增加金融收益，并吸引私人投资者。信用黑名单系统会处罚信用表现不佳的公司。中国政府试图避免在供应链中出现瓶颈，从而容易受到外国的制约。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诸如半导体等关键技术上实现自给自足。
习主席提出的经济战略，在短期内表现良好。债务的累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已经放缓，贸易战和疫情的冲击并没有导致金融危机的出现。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正在提高，外国投资者正在向新一代中国科技公司注入资金。
然而，真正的考验将会随着时间到来。中国在发展“双循环”经济过程中面临的关键考验，将是即使在国际贸易机遇停滞或减退的背景下，其消费市场（的数据超过5.5万亿美元）和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消费市场（中国城市家庭的平均收入为6000美元）能够达到保持强劲经济增长的临界规模。
而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美国政府提出的对抗战略并不正确。美国及其盟国必须意识到，遏制战略是行不通的：不同于苏联，体量庞大的中国经济是来源复杂、与世界其他地区高度融合的。同时，其经济实力（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4万亿美元）是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