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酉春节前夕,鹏程兄自台北打来电话,说他客座北大期间写的旅行随笔一类文字,不止我看到的那两篇,拾缀起来有六七万字,准备出一本书,叫《北溟行记》,希望我便中写一篇序。他的雅意让我略感为难。因为平生从未给任何一位友人或同道的著作写过序,没有“人之患”什么的理由,只是懒为此道。
电话那边的鹏程意识到我的迟疑,说要不把稿子先传过去,看了再说。於是鹏程的助理古明芳小姐很快传来了邮件,但我无论如何打不开装有文稿的附件。再传,还是打不开。後来改变格式传来简体字文本,才顺利打开了。刚阅读几篇,鹏程的电话来了,说已回到北京,不是催序,只为报告行踪。但在我,虽未答允,已分明感受到了压力,遂用足足一个晚上的时间,强迫自己通读了全稿。
我与鹏程相识已有十五六年的时光,见面不少,交谈不多。好象我们之间也不必做太多的交谈。一次与陈晓林三个人一起进餐,居然彼此无话。後来忆及此事,均不以为异,反而觉得有些深永的意味。鹏程既治学,又治事,学问和事功都做得有声色,是忙人,也是闻人。海峡两岸的学界,有谁不知道龚鹏程的名字?撇开担任陆委会处座的几年,他应该是台湾学者中来大陆次数最多的一位。不定什么时候,他就翩然地来了。研讨会论文他从来照交不误,但会议期间,却很少见到他的身影。他对按部就班的研讨,总有些不耐烦的样子。轮到他发表论文,也常常讲些近乎反调的即兴的话,然後就神行太保似的不见了。读了《北溟行记》,才知道这是他的惯技。会议没好好开,良辰美景、山川形胜、国宝异珍,却被他看了个够。
说到底他是个不喜任何拘束的人。我也是一样,参加会议遇有不知所云、言不及义的说辞,我会坐立不安,只好一次次地去洗手间暂避。但还会回来,不敢像鹏程那样果断,见势不好,溜之乎也。张艺谋导演的《十面埋伏》,媒体批评如潮,独缺正面解读。其实这是一部极具精神追寻的影片。民间帮会飞刀门也好,捕快衙门也好,都是禁锢个体生命自由的牢笼。他们各自规定的森严的律令,不过是驱动精神麻痹者跌入报复与仇杀怪圈的锁链。章子怡饰演的小妹和金城武饰演的捕头,在蓝天白云下,在令人震颤的爱情面前觉醒了,他们选择了追求个体生命的独立和自由的道路。他们愿意过像风一样的日子,共同飘到山野烂漫处。尽管对峙双方的首席或非首席执行官,最终扼杀了他们的选择,但那漫天白雪中的殷红的血迹,在诉说着独立与自由在苍茫中绽放出的绚丽的色彩。不是别个,正是自由、独立和爱情的面前,布防着重重叠叠、真真假假的“十面埋伏”,敢於和能够冲破“十面埋伏”的人,就能够完成人生的超越。
当然达至此种人生境界并非易事,所以《十面埋伏》把李延年的诗“北国有佳人”作为影片的主题曲,或作为背景音乐或由小妹反复吟唱。“佳人”的品质是“异世而独立”,而结句“佳人难再得”,则是全诗的点睛。试想这是多么庄严、幽眇而富於哲学意含的题旨。比起时下那些浅薄的搞笑以及歪曲历史的戏说,不啻有天壤之别。《英雄》亦复如此,她在各国争雄混战血流盈野的历史时刻,敢於倡言放弃,是何等气魄。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故不可不极审慎而明察。然今日之天下,以兵为戏,已司空见惯。连昧於“兵家五事”的阿扁陈也欲染指其间,不亦悖夫。国共两党争战二十余年,中有日人进犯屠戮,中华大地,血流飘杵。五十年小息,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都不过是小成,何敢闭目高蹈而忘其来路。儒家反认贼作父,佛家忌认贼为子。贼子贼父之不可倚,三尺童子如得母教尚且有知,当政者倘无智障,岂能不晓乎。鹏程《行记》“昧日”一篇,析此理甚详,读之与我心有戚戚焉。俞曲园《病中呓语》预测其身後世事,多所言中,人以为神。其第五章:“大邦齐晋小邦滕,各自提封各自争。郡县穷时封建起,秦皇已废又重兴。”似指此前五十年的两岸情状。而第六章的诗旨,颇似今天:“几家玉帛几家戎,又是春秋战国风。太息斯时无管仲,茫茫杀气几时终。”亦可约略涵盖当今世界大势。
鹏程自是难得的人才,“异世”和“独立”两种品格,他均当得。还是十多年前,一位长期旅美的既研究经济学又研究红学的学者,看到我主持的《中国文化》杂志编委中有鹏程的名字,他说这个人喜欢立异,别人这样说,他偏那样说。盖鹏程的性格,确有异乎侪辈、言必己出的特点。他为文简,视事易。揆诸中国思想史上的知行论,他类乎“知固易,行亦匪艰”的一派。为学则不专主一家,吾国固有学术的儒释道三教,均为其涉猎对象。不知者以为驳杂,然他於儒学能得其正,於道家能得其逸,於释氏能得其无相无住。他的学问过程是动态的,静中生动於他无缘,动中取静却给他以生命的欣悦。他的天性本乎自然,情感乐见自然之趣,但理性认知,却倾向於识外无境。故他单纯的内心世界,不免存有矛盾,性简每为事繁所苦,知易行易的理想,又常为人事所挌。昔贤为学治事,讲求“知止”,大德智顗亦主定慧止观并重。鹏程辞陆委之处座,卸佛光之长校,北溟游走,浪迹天涯,吃狗肉,喝压酒,莫非已臻“知止”之境?去年十月七日,我与内子邀请鹏程参加北京知识界的“金秋有约”,他拈得的诗签是:“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也许可为之作谶。
然鹏程终归是古之文人与今之学人的同生体,就前一层面而言,他可以仰观浮云,俯鉴流水,浸润词章,自得其乐;就後者而言,他却无法须臾忘情於政治,不能做到完全停止对社会的文化批评。他对台湾社会所持的批评态度,人所共见。客座北大访古揽胜期间,大陆社会的诸般世相,也没逃过他的眼睛。百年中国文化传统流失的程度,以上一世纪五十年代以後为最甚,随着经济的腾飞发展,如今正在修补与重建的过程之中。但文化是一深层义涵,传统是一稳固形态,重建如果只停留在浅层模仿,则混淆古今、不分雅郑、荒陋不伦种种悖谬,殊难避免。故祭孔有颠倒祭品、牛尾巴猪屁股正对着孔子像的大不敬,参观世界遗产承德避暑山庄,看到街上有大红布条写着“本店新推出二嫂开苞豆腐”一类广告,推销工艺品的售货员,则一个个“背着清朝服装,见游人至,则皆唱喏”,“男人们也一句句大人万福”。而各种名堂的“学术会议”、“高峰论坛”,又如雨後春笋般争相竞办,不惜重金地“花钱买虚热闹”(红楼梦里赵嬷嬷的名言)。鹏程不禁发为感慨:“暴发大户人家的气象,总是如此的。”他敏悟地发现大陆经济发展过速带来的某种隐忧,如果遇到机会我想他会坦诚建言的,只是这样的机会我们此地“永久住民”尚且乌有,他以客座来宾的身份,恐怕不易得罢。台湾的事他更念兹在兹地系念於怀,本书有好几篇都是关於台湾的诤言傥论。他不是逐臣,而是自我放逐,但屈、贾之忧怀,他多少是有的。幸好,他会喝酒,可以化解烦忧;他能写诗,可以稍释愁怀。
写到这里我才有了一点作文的感觉,不妨乘着文兴到鹏程学问与文章的“老房子”里再看看。他学问的本源是诗,为学的根基是中国诗学。他自述生平,只说自己的生命“兴於诗”,其实他的学问也“兴於诗”。他虽未因“诗”以成“礼”,却能够因“诗”以成“学”。二零零零年九月,鹏程尝以《云起楼诗》见赠,翻读数过,惊为古人之作。他的文章,也深得古人为文的脉理韵致。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诗文一科,他真的是窥见了堂奥,其文思之快,“日试万言”在他不成问题。至於驱谴文言到娴熟地步,今而後快成绝响了。《行记》中许多篇章,都因熟练地牵引古人诗文,而倍增文笔情趣。《天寒话诗词》一篇,与吴世昌先生商榷如何解词,他步步为营,“以强凌弱”,令人忍俊不禁。但又说吴先生不懂文学,未免太过。也许在古诗文领域,他不时会有“举世无谈者”的孤独。所以当独行燕市之际,忽然得到陈兴武先生《蜗咏三章》,顿时喜形於色。陈诗确写的不错,尤其第三首:“独爱风流惜此身,行藏在我任时人,只今别访名山去,高蹈烟霞望绝尘。”诗味足,措意对景,可慰游子之心。但鹏程似更喜欢方仙桥的《海上》:“一念家山百感俱,吴江枫落渺愁予。杜根涤器甘穷死,梅福成仙定子虚。大错铸成新造国,余生留读未烧书。乾坤自此多长夜,只梦桑田见海枯。”他说每诵及此诗,也经常是“百感俱”。
鹏程感兴趣的另一领域是晚清史事,我猜想他也是由诗文而喜欢同光诸老,然後由诸老之诗文再入於兴衰变幻之历史。我不知道他是否同时也受到高阳的影响,高阳的小说越写到後来越逼近历史真境,至少他和高阳应该是忘年好友,彼此切磋晚清史事的机会不会没有。《北溟行记》中谈名园、谈帝京景物诸篇,如《雄秀》、《离馆春深》,以及由八达岭长城谈到《悲伤的铁路》,多得之於鹏程这方面的学养。《行记》中这类文章,如果不是对晚清的历史与人物掌故烂熟於心,断难写出。而且不只是见景生情,寻常讲些历史故实,而是借以发历史嬗变之感慨,寄寓深切的家国情怀。十七八年前鹏程初来大陆时,目睹中华文化命垂一线,他感到自己是个“文化遗民”,现在面对台湾有人要“去中国化”,他又感到自己成了“另一种文化遗民”。
鹏程呵,鹏程!你北溟行走得好辛苦耶。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