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酉春节前夕，鹏程兄自台北打来电话，说他客座北大期间写的旅行随笔一类文字，不止我看到的那两篇，拾缀起来有六七万字，准备出一本书，叫《北溟行记》，希望我便中写一篇序。他的雅意让我略感为难。因为平生从未给任何一位友人或同道的著作写过序，没有“人之患”什么的理由，只是懒为此道。
电话那边的鹏程意识到我的迟疑，说要不把稿子先传过去，看了再说。於是鹏程的助理古明芳小姐很快传来了邮件，但我无论如何打不开装有文稿的附件。再传，还是打不开。後来改变格式传来简体字文本，才顺利打开了。刚阅读几篇，鹏程的电话来了，说已回到北京，不是催序，只为报告行踪。但在我，虽未答允，已分明感受到了压力，遂用足足一个晚上的时间，强迫自己通读了全稿。
我与鹏程相识已有十五六年的时光，见面不少，交谈不多。好象我们之间也不必做太多的交谈。一次与陈晓林三个人一起进餐，居然彼此无话。後来忆及此事，均不以为异，反而觉得有些深永的意味。鹏程既治学，又治事，学问和事功都做得有声色，是忙人，也是闻人。海峡两岸的学界，有谁不知道龚鹏程的名字？撇开担任陆委会处座的几年，他应该是台湾学者中来大陆次数最多的一位。不定什么时候，他就翩然地来了。研讨会论文他从来照交不误，但会议期间，却很少见到他的身影。他对按部就班的研讨，总有些不耐烦的样子。轮到他发表论文，也常常讲些近乎反调的即兴的话，然後就神行太保似的不见了。读了《北溟行记》，才知道这是他的惯技。会议没好好开，良辰美景、山川形胜、国宝异珍，却被他看了个够。
说到底他是个不喜任何拘束的人。我也是一样，参加会议遇有不知所云、言不及义的说辞，我会坐立不安，只好一次次地去洗手间暂避。但还会回来，不敢像鹏程那样果断，见势不好，溜之乎也。张艺谋导演的《十面埋伏》，媒体批评如潮，独缺正面解读。其实这是一部极具精神追寻的影片。民间帮会飞刀门也好，捕快衙门也好，都是禁锢个体生命自由的牢笼。他们各自规定的森严的律令，不过是驱动精神麻痹者跌入报复与仇杀怪圈的锁链。章子怡饰演的小妹和金城武饰演的捕头，在蓝天白云下，在令人震颤的爱情面前觉醒了，他们选择了追求个体生命的独立和自由的道路。他们愿意过像风一样的日子，共同飘到山野烂漫处。尽管对峙双方的首席或非首席执行官，最终扼杀了他们的选择，但那漫天白雪中的殷红的血迹，在诉说着独立与自由在苍茫中绽放出的绚丽的色彩。不是别个，正是自由、独立和爱情的面前，布防着重重叠叠、真真假假的“十面埋伏”，敢於和能够冲破“十面埋伏”的人，就能够完成人生的超越。
当然达至此种人生境界并非易事，所以《十面埋伏》把李延年的诗“北国有佳人”作为影片的主题曲，或作为背景音乐或由小妹反复吟唱。“佳人”的品质是“异世而独立”，而结句“佳人难再得”，则是全诗的点睛。试想这是多么庄严、幽眇而富於哲学意含的题旨。比起时下那些浅薄的搞笑以及歪曲历史的戏说，不啻有天壤之别。《英雄》亦复如此，她在各国争雄混战血流盈野的历史时刻，敢於倡言放弃，是何等气魄。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故不可不极审慎而明察。然今日之天下，以兵为戏，已司空见惯。连昧於“兵家五事”的阿扁陈也欲染指其间，不亦悖夫。国共两党争战二十余年，中有日人进犯屠戮，中华大地，血流飘杵。五十年小息，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都不过是小成，何敢闭目高蹈而忘其来路。儒家反认贼作父，佛家忌认贼为子。贼子贼父之不可倚，三尺童子如得母教尚且有知，当政者倘无智障，岂能不晓乎。鹏程《行记》“昧日”一篇，析此理甚详，读之与我心有戚戚焉。俞曲园《病中呓语》预测其身後世事，多所言中，人以为神。其第五章：“大邦齐晋小邦滕，各自提封各自争。郡县穷时封建起，秦皇已废又重兴。”似指此前五十年的两岸情状。而第六章的诗旨，颇似今天：“几家玉帛几家戎，又是春秋战国风。太息斯时无管仲，茫茫杀气几时终。”亦可约略涵盖当今世界大势。
鹏程自是难得的人才，“异世”和“独立”两种品格，他均当得。还是十多年前，一位长期旅美的既研究经济学又研究红学的学者，看到我主持的《中国文化》杂志编委中有鹏程的名字，他说这个人喜欢立异，别人这样说，他偏那样说。盖鹏程的性格，确有异乎侪辈、言必己出的特点。他为文简，视事易。揆诸中国思想史上的知行论，他类乎“知固易，行亦匪艰”的一派。为学则不专主一家，吾国固有学术的儒释道三教，均为其涉猎对象。不知者以为驳杂，然他於儒学能得其正，於道家能得其逸，於释氏能得其无相无住。他的学问过程是动态的，静中生动於他无缘，动中取静却给他以生命的欣悦。他的天性本乎自然，情感乐见自然之趣，但理性认知，却倾向於识外无境。故他单纯的内心世界，不免存有矛盾，性简每为事繁所苦，知易行易的理想，又常为人事所挌。昔贤为学治事，讲求“知止”，大德智顗亦主定慧止观并重。鹏程辞陆委之处座，卸佛光之长校，北溟游走，浪迹天涯，吃狗肉，喝压酒，莫非已臻“知止”之境？去年十月七日，我与内子邀请鹏程参加北京知识界的“金秋有约”，他拈得的诗签是：“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也许可为之作谶。
然鹏程终归是古之文人与今之学人的同生体，就前一层面而言，他可以仰观浮云，俯鉴流水，浸润词章，自得其乐；就後者而言，他却无法须臾忘情於政治，不能做到完全停止对社会的文化批评。他对台湾社会所持的批评态度，人所共见。客座北大访古揽胜期间，大陆社会的诸般世相，也没逃过他的眼睛。百年中国文化传统流失的程度，以上一世纪五十年代以後为最甚，随着经济的腾飞发展，如今正在修补与重建的过程之中。但文化是一深层义涵，传统是一稳固形态，重建如果只停留在浅层模仿，则混淆古今、不分雅郑、荒陋不伦种种悖谬，殊难避免。故祭孔有颠倒祭品、牛尾巴猪屁股正对着孔子像的大不敬，参观世界遗产承德避暑山庄，看到街上有大红布条写着“本店新推出二嫂开苞豆腐”一类广告，推销工艺品的售货员，则一个个“背着清朝服装，见游人至，则皆唱喏”，“男人们也一句句大人万福”。而各种名堂的“学术会议”、“高峰论坛”，又如雨後春笋般争相竞办，不惜重金地“花钱买虚热闹”（红楼梦里赵嬷嬷的名言）。鹏程不禁发为感慨：“暴发大户人家的气象，总是如此的。”他敏悟地发现大陆经济发展过速带来的某种隐忧，如果遇到机会我想他会坦诚建言的，只是这样的机会我们此地“永久住民”尚且乌有，他以客座来宾的身份，恐怕不易得罢。台湾的事他更念兹在兹地系念於怀，本书有好几篇都是关於台湾的诤言傥论。他不是逐臣，而是自我放逐，但屈、贾之忧怀，他多少是有的。幸好，他会喝酒，可以化解烦忧；他能写诗，可以稍释愁怀。
写到这里我才有了一点作文的感觉，不妨乘着文兴到鹏程学问与文章的“老房子”里再看看。他学问的本源是诗，为学的根基是中国诗学。他自述生平，只说自己的生命“兴於诗”，其实他的学问也“兴於诗”。他虽未因“诗”以成“礼”，却能够因“诗”以成“学”。二零零零年九月，鹏程尝以《云起楼诗》见赠，翻读数过，惊为古人之作。他的文章，也深得古人为文的脉理韵致。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诗文一科，他真的是窥见了堂奥，其文思之快，“日试万言”在他不成问题。至於驱谴文言到娴熟地步，今而後快成绝响了。《行记》中许多篇章，都因熟练地牵引古人诗文，而倍增文笔情趣。《天寒话诗词》一篇，与吴世昌先生商榷如何解词，他步步为营，“以强凌弱”，令人忍俊不禁。但又说吴先生不懂文学，未免太过。也许在古诗文领域，他不时会有“举世无谈者”的孤独。所以当独行燕市之际，忽然得到陈兴武先生《蜗咏三章》，顿时喜形於色。陈诗确写的不错，尤其第三首：“独爱风流惜此身，行藏在我任时人，只今别访名山去，高蹈烟霞望绝尘。”诗味足，措意对景，可慰游子之心。但鹏程似更喜欢方仙桥的《海上》：“一念家山百感俱，吴江枫落渺愁予。杜根涤器甘穷死，梅福成仙定子虚。大错铸成新造国，余生留读未烧书。乾坤自此多长夜，只梦桑田见海枯。”他说每诵及此诗，也经常是“百感俱”。
鹏程感兴趣的另一领域是晚清史事，我猜想他也是由诗文而喜欢同光诸老，然後由诸老之诗文再入於兴衰变幻之历史。我不知道他是否同时也受到高阳的影响，高阳的小说越写到後来越逼近历史真境，至少他和高阳应该是忘年好友，彼此切磋晚清史事的机会不会没有。《北溟行记》中谈名园、谈帝京景物诸篇，如《雄秀》、《离馆春深》，以及由八达岭长城谈到《悲伤的铁路》，多得之於鹏程这方面的学养。《行记》中这类文章，如果不是对晚清的历史与人物掌故烂熟於心，断难写出。而且不只是见景生情，寻常讲些历史故实，而是借以发历史嬗变之感慨，寄寓深切的家国情怀。十七八年前鹏程初来大陆时，目睹中华文化命垂一线，他感到自己是个“文化遗民”，现在面对台湾有人要“去中国化”，他又感到自己成了“另一种文化遗民”。
鹏程呵，鹏程！你北溟行走得好辛苦耶。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