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爱国主义大行,中国,成了热门词汇。可是“中国”什么时候成了我们的国名、其含义又如何,国人多还有不甚明白之处。一、我是谁? 我们生下来,父母就会替我们起个名。长大了,有点自己想法了,可能就另起个字或号。例如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陶渊明又叫五柳先生。 邦国也一样,早期多以种族或地属来命名,如鲜卑、契丹、党项之类;后来则以魏、燕、辽、夏为国号。 燕、辽其实仍与他们所占地区有关,魏、夏则有其文化主张。但不管如何,这些都是“自我命名”的方式在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形成国家认同。 “我是谁?”大家都在找属于自己的名字呢! 哲学上的大道理不用多说,每个人都知道名字对自己的意义,也知道改名意味着什么。⏤⏤明白这一点,也就知道中国为什么要叫做中国了。二、何时开始自称中国? 上古之黄帝、炎帝,只是部落共主;虞夏殷虽是王朝,却也还是鲜卑契丹这类的族属之名;周以后,才有了类如五柳先生、六一居士这样的国名:中国。 中国历史,殷周之际是一大变革期。变革起于武王革命,成于周公制礼,于焉奠定了此后数千年的格局。 武王革命,主要是政治意义的,周公制礼作乐,才使得这个变革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而这次文化变革,既因又革,既创又述,在历史观上奠定了一种特殊的模式,周公本人也因此而成为“集大成的创制者”,成了重要人物典范。唐以前,皆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 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之处:他是“中国”概念的确定者。现在,大家一提到“中国”就谈何尊。 何尊,是周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在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之后,周成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示。当时成王赏了何贝三十朋,何因此作尊,以资纪念。这个尊上明确提到“宅兹中国”,当然很有价值;但这种现代考古收获,其实没有多告诉我们什么,古代读过书的人早都知道:在《尚书·梓材》记载周公进谏武王时,即提及“中国”,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甚至《诗经.大雅 · 荡》中也曾用文王的口吻说过 :“ 咨 ! 咨 ! 汝殷商,汝炰休于中国,敛怨以为德。⋯⋯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由乎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 可见中国这个词语和观念,早在成王以前即已确立。三、新名如何取代旧称?在他们之前,与此相关的另一概念“四方,更是早已出现于《禹贡》:“九州岛攸同,四隅既宅⋯⋯四海会同 ”“迄于四海 ”。 四海,是说禹所规划的整个区域,到达四边海隅。隅,就是水涯。这个讲法,与《皋陶谟》说“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恰相符应,代表古人早期的天下观。 整个天宇苍穹盖覆之下的大地,四边为海水所包围,王者治理之地,即为此天下。四海之内,所有土地均含在内。《诗经·小雅》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即指此。这是很早就有的观念。天下广有四海,包涉万邦,因此,它本身不是民族家国的讲法,而是由天、由上帝的角度说,大气磅礴,总摄四方。如《诗经》说:“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视四方,求民之瘼。”所有四方万邦,都在上帝的眷顾与监察之下,故《召诰》云:“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在天的注视下,所有邦国都是一样的,四方之民都是天所哀矜的。虽是小邦,也可能格外获得天眷,如周那样 :“ 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大诰》)。大邦也可能获得天谴,如殷那般:“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天下”、“万邦”这些观念下的国,也就是邦国。或邦等于国,如《酒诰》说“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这个国就是周邦。或邦中又分若干国,如《商颂·殷武》说“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这个国就是殷邦内部的诸国。 文王周公所说的“中国”,却是相对于这些观念而说的,与它们不同。在万邦诸国之中,“中国”跟一般邦国不同,是特殊的国。 中国与四方相对,所以《诗经 · 大雅 · 民劳》说 :“ 民亦劳止,汽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从前讲四方,是天底下直抵海隅的四方各地;现在,则是中央有一国,其余才是其四方各国。 “中国”作为一个相对于“四方”的概念,不只是空间上一在中央,一分列四方,更在于它具价值判断。中国所代表的文化价值意义,甚且超越了空间上的意义。 这在文王、周公的用法中就已明确可见。 因为文王崛起西岐,若以空间疆域说,他只是西伯,其国只能是西土西方,岂宜说中国如何如何? 周公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 ”云云,则表明“中国 ”之具体内涵在于天命与德治的应和关系上。因此“中国 ”乃是有德之地的意思。 相对来说,四方就是德义较逊之邦了。后来乃以此而形成了华夷之辨,“中国 / 四方 ” “ 华夏 / 四夷 ”等区分,皆本于此。 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周王赐晋侯以阳樊之地,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 :“ 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大学》载 :“ 唯仁人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 《孟子.滕文公上》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禹疏大河⋯⋯然后中国得而食也。⋯⋯教以人伦。⋯⋯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凡中国与四夷相对时,都用中国来代表文明昌盛之地、礼义之邦。 而这个概念及夷夏之分,孟子也很清楚地将之推本于周公。 “中国”这个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是不待多说的。中国人以此指明并辨识自我,中国以此为国号,中国自认为是礼义之邦,中国人在文化意义上强调华夷之辨、对四裔邦国有文化自豪感,而且向来倾向于以文化而非以政治体和统治辖区来界定中国等等,都与周公确定中国这个概念有关。 四方,这时已成了四夷,其地位与中国不可相提并论,所以殷商时代仍祭奉的方神也不再有作用了。殷时崇祀,是要向方神献祭祈求的,例如:“壬辰卜,其宁疾于四方,三羌又九犬 ”,指以三羌人、九条犬献祭四方神,以宁息疾病。“甲子卜,其求而于东方”,向东方神祈雨。“南方受耳 ”,南方神授予丰年。这是关联着四方而有的神。可是到周初,四方就不再有神义,只指方位。要到战国时期,才再结合中央,形成东西南北中五方帝的新讲法,或说东西南北中之上还有一个上帝,五帝则为其佐。《周礼·春官·小宗伯》说“兆五帝于四郊 ”就明显是战国以后的说法,非周公时的观念。至于郑玄注“苍曰灵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黄曰含枢纽,黄帝食焉。黑曰汁光纪,颛顼食焉”,把五方帝神跟上古五帝结合起来,更是受汉代纬书的影响而然,也不是周公时能有的观念。 四、中国是什么意思?把自己民族及其所在地视为宇宙中心,是世上许多民族或国家常有的观念。许多人也以为我们自称中国即是自我中心主义心理作祟。这些人没弄清楚,文王、周公所提的中国观,与把自己民族视为宇宙中心完全不同:其一,这个观念并不起于民族中心主义。 其二,这个观念反而是后起的,我国早期并没有其他民族常有的民族中心意识。“天下意识”本来就是超越我族中心的,故后来天下与中国两个观念仍可相结合。其三,自居中国,充满文化自豪感,认为自己的文化高于周边邦国,这种态度看来不脱我族中心心态。但中国观并不只是这种感情态度,更包含着实质的文化内涵。亦即中国之所以能为中国,须有德、须是礼义之邦。其四,这些实质文化内涵,亦非就本民族本邦国已具备者说,不是以自己为标准的论断,而是说须达致某些实质文化内涵方足以称为中国。非“我即中国”,乃“我成为中国”。中国观,亦因此而是一文化实践活动。犹如某些人从动物学上说固然是人,可是若不具备某些德性,他就会被批评“不像人”“不是人”“禽兽”。 怎样才向人、是人?五、怎样才是中国?这个文化实践活动,具体表现于文王的修德和周公的制礼作乐。文王之德,成于克殷之前,使周朝的建立具有天命的正当性。周朝建立之后,周公的制礼作乐则让周真正成为中国。 克殷后,武王去世。成王初立之时,周贵族中管叔、蔡叔发动了武装叛乱,周公统兵平叛后,便规划了以礼治国的大政方针。《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代殷,三年践奄,四年封卫侯,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逸周书.明堂解》又载:周公于成王六年建明堂。此类记载周公制礼作乐之史料甚多。礼,不只是一些仪制,而是跟整个政治社会体制结合起来的。《周礼》记载诸官教民养民,均与此有关。例如,地官大司徒职司十二教:“以祀礼教敬,以阳礼教让,以阴礼教亲,以乐礼教和,以仪辨等,以俗教安,以刑教中,以誓教恤,以度教节,以世事教能,以贤制爵,以庸制禄。”可见官掌礼,且以礼教、以礼制,一切都成就为礼。 司徒这种官,实质上便成为礼官。它除了以十二吉礼教之外,且以“六德”、“六行 ”、“六艺 ” 之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以“ 乡八刑 ”纠万民,以 “ 五礼 ”防民之伪、以“六乐”防民之情,显然是以礼进行民众教育。教敬、教让、教亲、教和、教辨等,教安、教中、教恤、教节、教慎德、教兴功。 司徒底下,州、党、族、闾、保、比也一样要推行礼乐教养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 :一曰稼穑,二曰树艺,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饰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敛材,九曰生材,十曰学艺,十一曰世事,十二曰服事。凡此,皆养之事。然后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 乡三物,即是乡三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 ;二曰六行,孝、友、睦、弟、任、恤 ;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地官以外,天官之官也是如此。例如冢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 :“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师,是有德行以教民者。儒,是有六艺以教民者。 师以贤,儒以道。贤,指他本身应具备贤德。道,指儒应负责教导人民由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学习中获得对道的体认。 艺,不限于六艺,据《周礼·地官·保氏》,职事十有二,就是广义的艺,如稼穑、树艺、作山泽之材、牧养鸟兽、百工饬化八材、商贾阜通货贿、嫔妇化治丝枲、臣妾聚敛疏材、闲民转移职事、学道艺以世事教能、为公家服事等等都是。 六德、六行、六艺、十二职事等,都是在陶养人民的实践理性,要让人从生命总体的提升来体现其礼乐教养。 也就是说,周公的制礼作乐,并不只如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之类论析那般,只是典章制度方面的事,而更是推动着一种社会文化运动,让国家成为一个文化实体,而非只是一政治军事组织。“ 中国”的含义,只有在此文化实践中才足以表现出来。 周朝享祚八百年,是我国历史上最长的。因此史学上一个热门的论题就是探究周何以能享国如此之久。许多人把答案诉诸制度,认为周因封建井田而长久,恰与秦因中央集权而遽亡,成为强烈的对比。所以论封建与郡县孰优孰劣、封建可不可恢复,是历代争议不休的题目。可是,封建再好,后世各朝不也都仍有封建藩国吗,为什么不能像周一样,起着“封建亲戚,以屏藩周 ”的作用,反而常成为内部分裂的乱源? 可见周之所以为周,不只是它的封建、井田等制度,更是它的文德礼乐。 反之,集权,自以为可以控制得住;或耀武炫兵,自以为我战则克,也都是不久长的。 只有周公这套周礼周文,凝合了克殷以后的四裔万邦,也让几百年后王室业已衰微时,孔子孟子仍对之钦迟向往不已,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中国人自诩礼乐文明之邦、自觉文化高超、相信文化力优于政治力,也都是在这段时间确定的。具体的礼乐,后来几千年,当然随时代而有变异,但这个方向,大体仍依循着,所以中国还能叫做中国。 今而后,………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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