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穗强推荐稿
张穗强，广州老知青，1968年底到海南加钗农场当知青，1975年底招工回穗就业，后考入中山大学就读，毕业后留校任教。1990年定居香港，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香港书评家协会会长、香港中华文化总会副理事长、香港文学促进协会副理事长、香港历史文化出版社社长。
张穗强按语：
本人参加“中国知青作家杯”的获奖作品《想起“南燕北鹰”》公布后，引发一些知青朋友来信关注“南燕北鹰”的当事人陈贤芳夫妇。我特把当年陈贤芳写的这篇文章及相关的照片整理出来，同时附上贤庆贤芳兄妹制作的《聚贤茶室》网站，以方便知青朋友阅读，并感谢大家的关心。
一段忘不掉的记忆
陈 贤 芳
张穗强先生的知青情结令人感动。我的三哥陈贤庆写的《“南燕北鹰”带出的四十年情谊》一文，已为此作了详尽的讲述。本文仅谈谈我作为“南燕北鹰”当事人，当年的一些记忆和感受。
▼陈贤芳是海南建设兵团一名割胶能手（1969年）
▼陈贤芳与知青农友在海南胶林中合影（1969年）
（左起：王小英、陈贤芳、黎秦云、章宝虹、潘玉英）
一、相识交往
我是1968年11月下乡到海南岛东红农场的广州“老三届”知青。1972年与下乡到黑龙江北大荒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裴海荣建立了恋爱关系。由于海荣是那么的热爱北大荒，我们早就商量好了，将来把我们的新家安放在黑龙江农场。三哥陈贤庆与我的日常通信中，曾多次提到一位广州知青的笔友张穗强，他是下乡在海南岛的加钗农场，对我的“故事”很感兴趣，希望有机会的能见见面。几年过去了，没有遇到机会。1976年2月，我利用探亲假去了上海，与回上海探亲的裴海荣登记结婚。从海南岛途经广州时稍作停留。有一天，一位身材高大的客人登门来拜，他，就是张穗强先生。
初次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朝气蓬勃，用今天话来说就是“很阳光、帅气”。交谈中，他快人快语，思路敏捷，目光睿智。这一年很多知青开始返城，张穗强也是这时离开海南回到广州的。相比之下，我这位从未谋面的“海南农友”却要远嫁到北大荒成家立业，他对我的决定难以理解，也很直率提出了一些他的想法。比如：他“有点怀疑，七十年代知青扎根（边疆）先驱们的壮举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改革？”，他“不止一次地想，这些有志气、有抱负、有文化的青年人，为什么不能成为文学家、科学家？……而要成为社会潮流的产物呢”？处在那个思想禁锢的年代，张穗强提出的这些问题的确够超前的。我惊讶之余没有多说什么，他是来祝福我的，除了感谢他，我只能回答：去北大荒的主意已定，走一条自己选择的道路。
▼陈贤芳夫妇、兄妹与家人在广州合影（1976年）
（后排左起：陈贤芳、陈贤庆、裴海荣
（前排：大哥陈贤俊一家）
在上海登记结婚后，我和海荣还是返回各自的农场。不到一年后，海荣享受探亲假到海南岛接我去北大荒，我们又路经广州，即将离开生活了25年的第一故乡广州、第二故乡海南岛，我的心情忐忑难舍。当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住在南京的二哥家，三哥贤庆仍在雷州半岛的勇士农场，广州的亲人只有大哥一家了。这天晚上，我和海荣、三哥贤庆，以及大哥的全家去附近的“艳芳照相馆”拍照。拍完照刚出门就看到张穗强，原来他是特地来向我们道别的。他站在照相馆外等候我们多时，说了很多祝福的话语，场面多少显得有点“悲壮”。临别，他交给我们一封信，我一直保留至今。信中其中写道：“祝贺你们踏上新的战斗征途。你们——今天的北大荒主人，走的将是一条新的道路。无数艰难曲折将会向你们扑来，请张开雄鹰的翅膀，勇敢地冲向灿烂的未来。……请相信，一切真诚和正直的青年伙伴都会象我一样为你们的果敢行动而钦佩”。
这一天，是1976年12月31日。
人和人相识交往靠的是一颗真心，他这样毫不掩饰地担忧牵挂我们，他的真情实意深深铭刻在我们心底。这也可以看出，当年的张穗强先生很讲情谊，很激昂，还有点浪漫。
二、精神鼓励
▼初到北大荒的陈贤芳在连队（1978年）
▼陈贤芳夫妇与儿子裴小川在农垦合影（1981年）
这一幕距今已经过去35年了，后来我就在北大荒整整生活了，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当年来到黑龙江农场的情况。那时文革刚结束，“四人帮”的各种路线政策还没拨乱反正，一般来说，决定调到北大荒农场，就意味着一辈子要扎根在那里了。作为我个人来说，从零上30多度的海南岛，去到零下30多度的北大荒，气候环境的适应就是首要问题。工作条件方面，海南岛时我已担任东红农场场部机关生产处的统计员，而海荣还是农场生产连队的统计员，新家要安在他所在的连队里。农场调动时已经讲好的，我到北大荒后要从连队一般农工做起。这对于我这个南方“弱女子”来说，是第二个考验，我也曾担心自己能否挺得住。家人虽然都尊重我的选择，但我真的要动身时，母亲曾暗自流泪，三个哥哥也牵肠挂肚。当时根本想象不到有朝一日能去大学读书，还能调回大城市上海！千里迢迢来到黑龙江，今后哪怕回来探亲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了，难怪也惊动了我母校广州17中的多位“名人”——原高二（1）班的熊园园校友，文革前他是我们班的辅导员，一直关心我的成长，文革中尽管我和他属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但他却和黄飞鹏来了。王希哲夫妇等20多位同学也来了，文革中两派的“头头”同时来探望，来和我道别，令我受宠若惊。
理解是一座桥梁，精神力量的作用是无穷的。正是因为有一批象张穗强那样的知青朋友支持和鼓励，使我勇敢地踏上征程，并到北大荒以后，一步一步地战胜生活、工作、学习上的无数困难。很快，中国迎来了1978年的三中全会召开，正式宣布结束了的文革动乱，国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大道，我们个人也得以踏上人生发展的新征程。
这段时间里，张穗强与我们还有通信。1981年，他到上海出差学习时.还特地来到裴海荣的上海家中，向海容的母亲打听我们在黑龙江的情况。如同很多好朋友一样，大家都关心我们的一切，令我很感动。
三、关于《南燕北鹰》
我与张穗强的知青情结还缘于一首长诗《南燕北鹰》，这是三哥陈贤庆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1976年3月，我和裴海荣在上海登记结婚时，“四人帮”还在台上，那时物质极端匮乏。三哥陈贤庆擅长文学，便写了一首很长的抒情诗送我们作新婚贺礼，既真情又浪漫，我们很感谢他。如果当时我默默地把这首长诗收藏起来，那后面什么事情就不会再发生。偏偏我所在的东红农场场部里，有一个“文学青年”的小圈子，包括有北京知青金一虹、广西知青张晓阳、广州知青刘平、潘路米、吴宝祥、周善恒等（他们后来在学业上、事业上都很有建树）。贤庆因为喜欢写诗，包括长篇的抒情新体诗，又很想听听对这首诗的反响，于是这首长诗便在东红场部这个文学小圈子中传阅，便有多人对该诗写了“读后感”（包括裴海荣本人）。这里有必要说明，他们写的评论都在“四人帮”跨台前，思想观点自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时代烙印。但不论各人的观点正确与否，我同样深深地感谢他们。
一年后，手稿落到张穗强手中，他是最后一个发表评论的。事后才得知，张穗强纵然经历多次家庭搬迁，并举家从广州到香港定居，但《南燕北鹰》这份长诗手稿以及多位朋友的“读后评论”，他仍一直完好地保存在身边。有意思的是，35年后重读这些“读后感”，我个人体会到，张穗强当年写的评论《我的偏见》，今天看来，尽管某些用词有点“过”了，但却最有份量，基本观点正确，无可辩驳，。比如：针对有评论《南燕北鹰》是“深深盖上了小资产阶级的烙印”、“小布尔乔亚”、“不该写这种题材”……，张穗强评论中就鲜明地反驳：“在文艺百花园中，我想这样的作品是完全可以见世的。……为什么作品就非要大红深红不可呢”？“文艺家们，让作品多些姿彩吧！不要总把政治风云的色彩套入作品欣赏中来，这样会损坏美学的。”
看来，张穗强先生还是一位善于思维、思考、思辩的人。
▼张穗强与我儿子裴小川在香港合影（）
▼梁永坤与我儿子、儿媳在上海合影（）
岁月需要回忆，朋友需要相聚。，张穗强在香港接待了我的儿子裴小川。同年10月，我们在上海见到了他的夫人梁永坤女士。12月，我和海荣、贤庆有幸在香港与张穗强夫妇相聚，见面那天大家都很激动。当年20多岁的我们，如今都已花甲之年，我的眼前不时浮现着1976年12月张穗强与我们道别的情景。分别35年了，怎能想到年老还会在香港相逢！一种“殊途同归”感受顿时油然而生。忘不掉的是过去记忆，不能更改的是进行中的现在。得知张穗强已正式退休，正致力“知青问题”研究，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相信他一定能出成果，因为他深怀知青之魂。
▼张穗强夫妇款待我们和旅港海南知青()。
（前排左起：裴海荣、陈贤庆、张穗强、陈贤芳）
（后排左起：吴梦梨、梁永坤、黎秦云、潘玉英）
▼贤芳夫妇兄妹与张穗强在上海合影()
▼陈贤芳与张穗强在上海合影()
在此，谢谢张穗强、梁永坤夫妇！衷心地祝福你们！
作者是：上海市质监局退休干部、原黑龙江农垦机关干部、原海南建设兵团广州知青
本文选自文集《走出胶林》-香港新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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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陈贤芳的哥哥陈贤庆着文
《南燕北鹰》带出四十年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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