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现在观察‘怀延盆地区”和话，会看到一个在一般比例的地图上，也显示的出的大型水库——官厅水库（主要是在怀、延两个区域）。而这个名字贵气十足的水库，其诞生的历程一如密县水库和于桥水库一样，是为了向京津地区调水，而为之提供输水渠道的就是永定河。也就是说，官厅水库实际上蓄的就是永定河的水。为了首都人民的用水保障，河北省在一如既往的做着贡献。（今天还看到一则新闻，说是河北在自己用水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还是紧急向北京调水两亿方，只不过这次用来输血的是滹沱河水系的水。）
虽然说现在官厅水库的水，都是北京在用，但是在一开始，还是给河北省留了点余粮的，也就是说水库的水一人一半（后来首都人民不够用了，就都拿去了）。于是就造成了现在怀、延盆地怪异的地缘分割法，即西面的怀来县留给了河北（旧县城都被淹了），东面的延庆县归了北京。而库区的大部分水域是在河北境内，北京只在东面占了个角。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引水的道理和东海抽油一样，重要的不是在谁脚下，而是有没有口子抽。只是现在，河北的水已经不够北京用了，在南北北调的大旗下，湖北丹江水库的水也开始北上支援中央了。说到这里，也许怀来的朋友要郁闷了，要是当年北京的刀就快点，自己也就成了北京户口了。
历代的首都迁移，多与水有关，不是水多了淹掉了旧都；就是水少了不够用。也许以中国的体量，真该考虑搞几个功能型的首都了，最起码北京就不要再去争经济中心这个位置了。
根据怀延盆地区的位置，我们很容易看得出它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而这个盆地所防御的地缘威胁并非是单方面的，而是来源于大同盆地、蒙古高原两个方向。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怀延盆地区西侧的地理结构，会发现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地理板块。即西北方向的“张家口盆地区”、西面的大同盆地，以及西南方向的蔚县盆地。其中蔚县盆地的地理结构，及战略地位，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这是一个连通南北，有枢纽作用的地理单元，至于它是如何发挥这种连接作用的，我们稍后会分析到。
如果单从地理格局看，当我们在怀延盆地区稍事休息后，继续向西行走的话，大同盆地和张家口盆地区都是主要的方向。要是进入大同盆地腹地的话，我们的行进方向自然是山西高原南部那些如珍珠链式的盆地带了；而如果我们西北向到达张家口盆地区的腹地，那么最终的目的地，就会是蒙古高原。事实上，如果将怀延盆地区，视作是太行山脉腹地的一个地理单元的话，那么张家口盆地区就等于是被东北方向的燕山山脉、东南方向太行山脉，以及西、北方向的阴山山脉共同包围而成了一个地理单元。而阴山山脉正是蒙古高原与南部诸地理单元的地理分割线。从这个角度看，张家口盆地的战略地位，是要高于“怀延盆地”的。只不过处在这样一个枢纽位置，地缘博弈之激烈可想而知，所以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中原王朝并不能稳定的控制张家口盆地区的全部。
将“张家口盆地区”与“怀延盆地区”串连起来的是一条叫作“洋河”的河流，通行的道路也是依河谷而建的。需要说明的是，洋河在盆地西侧的几个源头，不仅仅有通向蒙古高原的，也有连通大同盆地的，因此如果你想从山西高原走西口的话，可以沿河直接从大同盆地进入张家口盆地区的西部而不是先绕道东部，然后从西、北两个方向进入蒙古高原。至于说洋河的归宿，则是在怀延盆地的腹地，也就是现在的“官厅水库”，换句话说，它是永定河的上游水源。
不过洋河并不是永定河的唯一水源地，在它的南面有一条更为著名的河流在为官厅水库和永定河供水，它就是“桑干河”。关于桑干河的情况，我们在之前已经分析过了，我们实际上可以将之与永定河视为一条河流，只不过前者指的是山西高原部分，而后者则主要涵盖流入华北平原的下游水系。在战国时期，它们也的确是以同一条河流的面目出现的（那时叫“治水”）。从这个角度看，洋河算是治水的一条主要支流了。
怎么定义一条河流的干、支流，应该是现在各地方政府喜欢做的事情（今天还看到有三地争嘉陵江的源头），我们只需关注这些彼此相同，属于同一水系的河流，发挥了什么样的地缘作用就行了。
当我们从怀延盆地区出发，希望沿桑干河直接进入大同盆地东端的时候，会发现大同，怀延盆地之间的山体，较之张家口、怀延盆地区之间的山体要宽的多。也就是说穿越这部分山体的难度，要远大于沿洋河进入张家口盆地区。而从张家口盆地的东端，进入大同盆地的东北角就简单的多了，这里分割两盆地的丘陵，之间的联系是很松散的。因此如果我们想从怀延盆地区进入大同盆地的话，最为经济便捷的方案，就是先沿洋河进入张家口盆地区的东端，然后再西南向的进入大同盆地。
这种依地理结构，而作出的调整对地缘结构的影响是很大的。体现在具体的战略上就是，如果中原王朝希望从军都陉出发，连通大同盆地及至整个山西高原的话，就不能满足于只控制“怀延盆地区”，而是需要更进一步，最起码要将控制线，推进到张家口盆地区的腹地，以保证怀延——大同两盆地的交通畅通。也正是因为如此，位于张家口盆地区东端的次生盆地——“宣化盆地”，比之怀延盆地区西端的次生盆地——“涿鹿盆地”，战略地位要更高。
由于宣化盆地处在这张“人”字型交通网的核心，所以在大部分的古典时期，宣化也一直是张家口盆地区的地缘中心，这种情况一直到古典时期末期才得到改变。当时核心区的人口压力已经大到无法承担的地步，与东北平原一样，同样也被满洲封禁蒙古高原，也不得不向核心区开放了。而与蒙古高原地缘关系最为紧密的山西高原，则成为了这次人口迁移的主要迁出地。只不过比之东北平原，蒙古高原的气候条件并不适合开展大规模的农业活动，因此与闯关东的主体为山东农民有所不同的是，走西口中最为著名的是山西的商人，数量也没有前者多（所以不要认为华夏民族只会墨守成规，“因时而动，因地制宜”是我们这个务实民族的本色）。
鉴于张家口盆地区遮盖了山西高原的东北部，因此它所控制的那些山口也成为了走西口的重要通道（另一处是“杀虎口”，我们下一节会分析到的）。不过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如果从大同盆地腹地，经张家口盆地区进入蒙古高原的话，并不需要绕到其东部的宣化盆地。因此位于盆地区腹地的张家口地区，逐渐显示出它的地缘优势来了，并成为了这个盆地区的新地缘中心。这种地缘优势在现在的体现就是：宣化县的核心区，成为了张家口市的一个区（宣化区），虽然它离张家口市的主城区相隔甚远。
现在我们应该清楚了，为什么燕国一定要将自己的防线，推进到张家口盆地区的腹地。而在战国后期的地缘博弈中，燕国也的确由此路线，进攻过赵国所设的“代郡”。所谓的“代”，我们知道核心区是在蔚县盆地，其覆盖范围包括大同盆地的东部。如果从战略目标的角度考虑的话，那么控制大同盆地东北角的突出部，并最终得到蔚县盆地会是燕国第一阶段的战略目的。而如果燕国得到蔚县盆地的话，就可以南出飞狐峪，入涞源盆地，切断赵国北线连通东西国土的重要通道。问题是战略计划制定的正确，并不代表你一定就有实力实施。燕国后来的攻赵战役，基本都以失败而告终，反而在秦赵两国的共同攻击下，丢失了军都陉以西的绝大部分土地（上谷三十六城，丢了三十城）。
如果要解读张家口盆地区、怀延盆地区、大同盆地、蔚县盆地这几个地理单元之间的地缘关系，最为经典的案例并非发生在战国时期，而是在二千多年后的明中期。它就是差点改变大明帝国国运的“土木堡之变”。如果有朋友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不妨以自己的理解来解读一下。
作者：Harryyu7007
能不能在把分析向西转移到大同盆地之前,把辽西这一块,特别是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的地缘深入分析下?...这里崛起的慕容鲜卑,安史,契丹,都深远地影响了历史..也算是重要的地理枢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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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西拉木伦河谷（大兴安岭与燕山山脉之间）的战略作用，相信大家应该已经清楚了，就是游牧民族穿行于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之间战略通道。而这些游荡在大兴安岭两侧，兼具游牧、渔猎特色的马上民族（包括你提到的这几个，主要生产方式因环境而定），就是史书中所归类的“东胡”，至于这些族群最初是从东北，进入蒙古高原，还是反方向迁移的，就不一定了，也许双种成分都有。
由于先秦时期，这一带并没有成为博弈的主战场，因此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事件来展现它的细节。等到进入帝国时代，会随着历史的进程有详细解读的。
我们解读了燕国的上谷郡。应该说，燕国在西北方向的开拓，主要还是基于防御的需求，毕竟怀延盆地——军都陉一线是游牧民族入侵华北平原，最为直接的线路。当然，要是有充足的时间，和相对弱小的对手，燕人也并非不愿意，顺着洋河和桑干河开疆。只是对于已经习惯于平原生活的燕人，如果想在高原地区有一番作为的话，其实并没有特别的优势。因此上谷郡以西的区域，成为了来自山西高原的赵人，与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博弈的主战场。
就“郡”这个概念而言，在秦人将之正式定为一级行政单位之前，在战国时其实是诸侯们设在边地的，一种军政合一的单位（后来也有在核心区内推广的）。在中央之国的北部边境，由于扩张到农牧（渔猎）分割线，因此燕国沿燕山一线设置的“塞上五郡”，其影响力一直持续了上千年。而在燕山以西，山西高原与蒙古高原的接触区，赵国也同样设置了三个郡级机构，以护卫它在山西高原的核心区。它们就是代郡、雁门郡、云中郡，合称为赵国的“北三郡”。而其中与燕国的上谷郡相邻的，就是“代郡”。
对于“代郡”，我们不应该感到陌生，因为在赵武灵王灭代一节中，我们已经清楚了“代”这个地缘概念的由来，也知道了它的核心区是在蔚县盆地。不过无论是之前的“代国”，还是后来的“代郡”，其覆盖范围并不止于蔚县盆地。
如果我们从蔚县盆地出发，向北走的话，最先进入的地理单元会是“大同盆地”的东北角。尽管一般理解中的“盆地”应该是一个近似于圆形的，四面高、中间低的盆形区域。但在真实的环境中，却很少有盆地达到这种理想状态，更多的是呈现不规则，甚至有明显条状突出部的状态（比如沂定盆地），而大同盆地就是这样一个不规划的盆地，它最为明显的突出部，就是在它的东北方向，也就是蔚县盆地的北部。这块条状突出部，目前所设立的县级行政机构为河北省阳原县，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分单独称之为“阳原盆地”。其实所谓的“阳原盆地”与“大同盆地”之前，并没有明显的山体进行分割，之所以将这个突出剥离出来，是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它的状态。事实上“大同盆地”更全面的名称就是“大同——阳原盆地”。
当我们北向穿越呈东西条状的“阳原”盆地后，我们会进入另一个条状的盆地区——“阳高——天镇盆地区”。如果我们从整体来观察的话，会发现“阳高——天镇盆地区”、“阳泉盆地”，与大同盆地主体之间的关系，象上手掌和两根伸出的手指的关系。只不过“阳高——天镇盆地区”与大同盆地之间存在的明显的山体分割，因此得以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地理单元。按照我们的命名原则，这个独立的盆地区里面的县级行政单位，自然是“天镇县”和“阳高县”。而在“阳高——天镇盆地区”东北方向的就是“张家口盆地区”了。
至此我们应该清楚燕国“上谷郡”以西地区的地理结构了。不算“张家口盆地区”，南北排列的“阳高——天镇盆地区”、阳泉盆地、蔚县盆地整体呈一个中文的“目”字形。这个目字形的盆地带，就是赵国“代郡”的主要管辖地区。
对于军事家而言，每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都会有它的战略地位。就蔚县盆地而言，它的战略作用就是南出“飞狐峪”，沟通忻定盆地与华北平原的跳板——涞源盆地；而阳原盆地则是沟通大同盆地腹地，与怀延盆地区的战略通道；至于说你想从大同盆地腹地，东北方向直线切入张家口盆地腹地，再北向进入蒙古高原的话， “阳高——天镇盆地区”就是必经之路。
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来看，代郡的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防范来自华北平原的地缘威胁。坐实了这个区域，即使中山国或燕国，控制了涞源盆地和怀延盆地，他们也很难在前进一步。而如果赵人想东进的话，代郡也是必须先控制的桥头堡。至于说赵人的主要敌人，或者说是战略扩张方向，我们都知道是中山国。因此代郡的郡治被设在了“蔚县盆地”的“代”邑（代王城）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在中央之国统一之后，蔚县盆地的战略价值就没有那么高了。因为那时的主要地缘矛盾已经变成华夏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博弈了。而这个时候，张家口盆地区北侧的阴山一线，则成为了争夺的焦点。如果可以的话，张家口盆地区的北沿应该是华夏族建立第一道防线的地方。只是就这个盆地区而言，能够得到燕山山脉主脉保护的东部，其防御力显然要高于它的东西部。这是因为阴山山脉整体呈断续状态，既然是其黄河以北的主体部分，也可以明显的被分割为狼山、阴山、大青山三个部分。而阴山山脉的东段，也就是与山西高原对应的这一段，山势则非常的乱，乱到我们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标签来为这段山体命名。这些整体排列无序的山体，一部分就成为了西“张家口盆地区”的北沿。这也是为什么习惯于燕山山脉保护的燕国人，在占据了“张家口盆地区”的东端（宣化盆地为主）后，没能再向西再多进一步的原因。再进一步，就意味着将处在游牧民族和赵人的三面包围之中了。
至于赵国有没有占据张家口盆地区的西段，现在还有争议。一种说法认为，赵长城已经修到了张家口北部（张北县南部），也就是以阴山东脉作为与游牧民族的分割线了。另一种说法比较保守，认为张家口盆地区与“阳高——天镇盆地区”之间的山体，应该是赵国在这个方位的北疆，这倒与明朝外长城的走向是一致的（也就是现在山西与内蒙的边境线）。从地理格局上来看，由于得不到纵深更宽的燕山山脉保护，张家口及其以西地区，的确是非常容易受到游牧民族的攻击的，历代中原王朝都在这一地区构筑多重防御工事，但都不能稳定据有。事实上由于燕山山脉主脉与阴山山脉主体之间，没有连续贯通的山体，整个大同盆地的地缘结构都不能算很稳定。为此，后来的明帝国在山势走向非常清晰的恒山山脉又构筑了一道内长城，为的就是在大同盆地失守后，能够据沂定盆地以自守。
这样看来，张家口盆地区的西段，颇有点四战之地的味道，谁能占的住，要取决于谁更强大。而赵国在强盛期应该还是有可能占据了张家口盆地区的西段，毕竟当时的赵国对游牧民族还是占据有优势的。不过即使赵国人的相对实力再强，他们也没有兴趣向蒙古高原前进一步。就赵国人而言，他们当然没有能力象我们一样，分析出“等量雨线”、“暖温带”、农牧分割线这些概念来。但再多的理论也不及直观感受，在赵国人眼里，阴山以北的蒙古高原就是一块“无穷之地”，也就是没有边际的未知世界。而出入这个无穷之地的大门“无穷之门”，就在现在的张家口市与张北县之间，这里有条山岭叫作野狐岭，是蒙古高原和张家口盆地的地理分割线，也可以说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博弈的第一线。
“无穷之门”不仅是赵人防御游牧民族的第一线，在二千年后，也成为走西口的山西人去蒙古高原淘金的重要通道。不过所谓的“无穷之地”只是农耕民族的看法，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张家口盆地以北的这片土地，可是“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好地方（ “敕勒川”指的就是这一带）。
作者：bdez214
帮忙看看这个图啊. G歌来的, 唐山的尾巴也太夸张了吧，这是围海造港，还是石油开采区？感觉不管是哪个，都有点夸张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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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之前解读过的，那是曹妃甸港。对于沿海平原地区来说，在古典时期拥有一个海港是不可想象的。而在现在，随着技术的提升，只要沿海就有机会从海洋直接获取利益。要做到这点，你有两个途径：一是不断的将港口淤积的泥沙清除出去。同在渤海湾的天津港就这这样造成的；二是在深海区依寻找一个岛屿，然后再用跨海大桥将其与陆地连接起来。上海的洋山深水港就是这种情况。本来象曹妃甸这种离岸比较近的沙洲型岛屿，是没这种机会的。只不过河北运气更好，曹妃甸岛的边上正好有道深水海槽，足以让海轮通行，为河北省及唐山市节省了不少人力物力。而上海就得跑到深海区向浙江租借几个山地型岛屿，并不得不建了一条32.5公里的东海大桥（好处就是得到了世界第二跨海大桥的名头）.
作者：xdcobra
甘肃区划的疑惑. 最近国家不断出台区域计划。感到很奇怪的是, 和宝鸡交通并不便利的天水, 被划为了关中--天水经济区。而和陕北高原很近的, 甘肃庆阳地区这块甘肃的近乎“飞地”却被划入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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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之前也解读过。甘肃的地缘作用是为了拱卫关中地区，乃至整个中央之国西北的战略安全。最初起这个作用的是陇山左右的陇东高原（庆阳所在地），和陇西（陇右）高原（天水所在地）。在后来，西套平原（宁夏核心区）以及河西走廊被中央之国稳定据有后，这两个地理单元也加入了这个地缘集团。至于说庆阳所在的“陇东高原”差点成为了甘肃的“飞地”，是因为切割出了宁夏这个“民族自治区”，否则形状也不至于如此怪异。天水与宝鸡、西安同属渭河沿岸城市。只不过中游的“陇右高原”与下游的“渭河平原”之间的联系，长期以来需要绕经“关陇古道”（秦人所开发的线路）和其他陇山古道。因此双方虽然地缘关系紧密，但沟通不便。而现在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经济区，则要感谢技术的进步。去年沿渭河河谷（陇山也秦岭之间）修建的“天宝高速公路”，使得渭河中下游地区终于有机会融为一体。
在代郡为赵国管理了蔚县盆地以北那些呈条状分割的盆地以后，大同盆地的核心地区被归入了雁门郡的管辖范围。如果说代郡可以通过“飞狐道”，控制赵国东西国土的北部交通线，那么 “雁门郡”的保护对象就是忻定盆地和太原盆地。而保护的重点，自然是那些交通要道了。
总得来说，大同盆地与忻定——太原盆地沟通的通道有两条，这两条交通线上所设立的关隘在历史上都很有名，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就是“雁门关”和“楼烦关”（宁武关）。如果你想从忻定盆地直接进入大同盆地的话，那么位于恒山山脉之中的“雁门关”就是必经之路；而如果你不介意多走点山路的话，那么西面还有一条道路可供选择，那就是先进入吕梁——云中山脉之间的谷地，北出“楼烦关”绕过恒山山脉的西端，进入大同盆地。对于这条通道的地理结构，我们在赵国灭代一节已经分析过了。吕梁——云中谷地实际上是为汾水和桑干河的上游所共用的。也就是说，你即可以从忻定盆地进入谷地，然后沿桑干河北入大同盆地；也可以从太原盆地出发，绕过忻定盆地直接进入大同盆地。
控制了雁门、楼烦两个关口，赵国在山西高原的核心区就不会遭受那些游牧民族的侵扰了。不过虽然从大的方向来说，那些游牧民族都是来自蒙古高原，但在具体的进攻路线上，却还是有不同的选择，因此我们还必须了解，赵人在走出大同盆地后，还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地理环境。
如果我们观察现在大同盆地的地理结构，会发现它的地缘中心——“大同市”是在北部，即大同盆地的北出口处。这一点很好理解，就是为了集中力量防御来自蒙古高原的威胁。如果大同这个点丢了，即使那些草原骑兵不继续向南劫掠整个大同盆地，也可以向东绕过设在张家口盆地西、北的第一道防线，经阳原侧击宣化盆地和怀延盆地。
当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越过阴山一线之后，并不会马上到达大同盆地，在此之前他们还必须穿越一片杂乱无章的丘陵地带。这些位于阴山南麓的丘陵，我们可以称之为“阴南丘陵”。而这些处在农牧分割线上的丘陵地带，其整体气候环境虽然要好处阴山以北地区，但阴山山脉在这个方位的断续存在，即不能保证它的气候稳定，也不能保证它的地缘安全。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一地区，看到乌兰察布、察哈尔右翼前旗，这些出自蒙古文化的地名；也能够找到丰镇市、尚义县、凉城县、义和县，这样属于汉文化体系的地名。
由于阴南丘陵地理结构不适合防御，也使得包括赵国在内的历代华夏政权，虽然也曾经在此构筑过多道长城防线，但这些没有险峻山势和大河依托的“草原长城”，不仅在外表上无法和八达岭长城相提并论，在防御的功能上更是乏善可陈。也正因为此，在经过长期博弈后，大同不仅成为大同盆地的地缘中心，更成为了整个阴山山脉——恒山山脉之间地缘中心，（这个中心地位，最迟在西汉就已经确立了。当时叫“平城”，为代国的都城。而代国的封地覆盖了云中、雁门、代三郡）.
不过在战国时期，赵人却并没有把雁门郡的郡治放在大同这个点上，而是放在大同盆地西侧的，一个叫“善无” 的城邑中。要想清楚赵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要了解一下游牧、农耕文化各有什么优势，以及赵人扩张的动机。首先农耕文明的优势在于，这种生产方式能够在单位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一亩耕地，现在可以养活一口人，而现在的蒙古草原，30亩草原才能养一只羊），自然也就拥有更大的地缘潜力。而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文明的优势则在于：一是拥有强大的机动性；二是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全民皆兵的组织结构，并且游牧的生产方式可以很好的提升单兵素质。
问题是战国时期的中央之国，由于诸侯之间的战争不断，其政权和社会的组织结构也是一直处在战争状态，或者说也是处在全民皆兵的状态（否则以当时的人口，动辄数十万兵力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拥有农耕文明背景的“先军主义”，一旦动员起来是非常可怕的。足以提供数倍于游牧民族的兵员和后勤保障（所谓“耕战”的精髓就在于此）。因此即使赵国和其他诸侯不试图北进的话，当时的游牧民族也还不至于影响中央之国内部的地缘博弈。从这个角度看，赵国和燕国之所以要向北扩张，并非是因为受不了那些游牧民族的压力，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耕地，以支持他们在中央之国内部的战争。只不过当他们合力进逼到农牧分割线时，就没有动力再向北扩张了，而这个时候，那些被迫放弃那些水草丰美土地的牧民们（能种粮食的地方，更能长草），在看着他们的邻居们丰衣足食时，利用自己的优势在饥荒之年南下打打草谷，进行一下“再分配”也就成为人之常情了。在这种地缘背景下，华夏政权所修筑的长城，只是为了消极的进行一下防御，以保住自己的胜利果实，并不代表他们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实力对比出现了逆转。
就赵国的情况而言，在拥有农耕技术以及全民动员的组织形式之外，还额外的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这样的话，游牧民族相对于农耕民族的另一个优势，也被抵消了。因此赵国在战国后期与秦国的PK时，其实并没有在北线承受同等的压力，有了阴南丘陵这个缓冲带，以及构筑于它南北的两道防线，赵国足以保证他那些大型农耕区的安全。
不过赵国在大同盆地以北地区，还是部署了强大的兵力。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除了那些“食之无肉，弃之不舍”的阴南丘陵以外，真正需要赵人与游牧民族激烈争夺的土地，并非是阴山山脉以北，蒙古高原那些“无穷之地”，而是在阴南丘陵的西面。在这个方向，阴山山脉与黄河之间，还有二块极具开发潜力的土地，直接暴露在蒙古高原的面前。而这两个地理单元，就是被合称为“河套平原”的“前套平原”和“西套平原”。至于雁门郡看似偏西的地缘中心，也正是为了支持赵国在河套平原的扩张而定立的。
虽然我们经常为外蒙古独立出去而感到扼腕，但在古典时期的华夏文明眼中，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去控制这些不毛之地。而这些不适合耕种的土地，也并非就一定适合放牧，因为无论是人工培育的粮食作物，还是自然生长的牧草，都需要有水量充足的土地。如果不是农耕文明所拥有的强大力量，那些草原民族也决不介意把华北平原那些良田变为草场的，就象他们之中最为成功的族群——蒙古人所做的那样。这样做虽然保住了游牧民族原有的优势，却也无法挖掘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地缘潜力，更无法供给原有的人口密度；而在蒙古人之后，渔猎出身的满洲人就聪明了许多，只是将那些良田据为己有，并没有去改变他们的使用性质（所以清朝有260多年的国运，元朝只有不到百年。）
仔细观察蒙古高原的地理结构，我们会发现这片看似广袤的高原，大部分为戈壁沙漠所覆盖，真正优良的草场并不多。而这其中靠近农牧分割线的地区，自然条件是相对最好的，也正因为如此，如果不是被华夏政权逼的没办法，游牧民族是不愿意越过蒙古高原中心的戈壁沙漠跑到外蒙古地区的。
在蒙古高原南沿的那些优良草场中，河套平原无疑是最让他们魂牵梦萦的。在这里，由狼山、阴山、大青山所构成了阴山山脉主脉，削弱了来自蒙古高原的冷空气；而两次拐弯，水流趋缓的黄河水，则使得这片土地不用靠天吃饭，随时拥有充足的水源。更为重要的是，阴山山脉与黄河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之间，存在一定距离，为河套平原的诞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否则象晋陕大峡谷那样的线性结构，无论是长草还是种地，都没有什么潜力。从这个角度看，河套平原也可以被称之为“河套盆地”。
如果赵人想从大同盆地进入河套平原，其实并不用先跑到大同，再横切阴南丘陵。他们有更为直接的，近乎直线的线路可供选择。当赵人从吕梁——云中谷地，穿过楼烦关进入大同盆地的西南角时，他们除了向盆地的东、北两侧前进以外，还可以继续北上。在这个方向，他们马上会进入一条新的战略通道，由两条次一级的山脉：“管涔山”和“洪涛山”所包夹而成的谷地。从方位上来看，这两条已呈丘陵地貌的山脉，正好与吕梁、云中两条山脉相对应；而从地理结构而言，他们应该是体量更大的吕梁山脉在大同盆地以北地区的延伸。
怎么为山脉结构定性，是地理学家所感兴趣的话题，古人和我们所感兴趣的是，无论是北出楼烦关还是雁门关，“管涔山——洪涛山谷地”都可以让我们无限接近河套平原。当然，谷地本身并不是扩张的终点，接下来所在做的就是在西侧的管涔山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山口，以先行进入位置更靠东侧的前套平原。而赵人所走过的这个山口，在两千年后山西人背井离乡的“走西口”当中，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山口就是 “杀虎口”。
如果我们现在观察‘怀延盆地区”和话，会看到一个在一般比例的地图上，也显示的出的大型水库——官厅水库（主要是在怀、延两个区域）。而这个名字贵气十足的水库，其诞生的历程一如密县水库和于桥水库一样，是为了向京津地区调水，而为之提供输水渠道的就是永定河。也就是说，官厅水库实际上蓄的就是永定河的水。为了首都人民的用水保障，河北省在一如既往的做着贡献。（今天还看到一则新闻，说是河北在自己用水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还是紧急向北京调水两亿方，只不过这次用来输血的是滹沱河水系的水。）
虽然说现在官厅水库的水，都是北京在用，但是在一开始，还是给河北省留了点余粮的，也就是说水库的水一人一半（后来首都人民不够用了，就都拿去了）。于是就造成了现在怀、延盆地怪异的地缘分割法，即西面的怀来县留给了河北（旧县城都被淹了），东面的延庆县归了北京。而库区的大部分水域是在河北境内，北京只在东面占了个角。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引水的道理和东海抽油一样，重要的不是在谁脚下，而是有没有口子抽。只是现在，河北的水已经不够北京用了，在南北北调的大旗下，湖北丹江水库的水也开始北上支援中央了。说到这里，也许怀来的朋友要郁闷了，要是当年北京的刀就快点，自己也就成了北京户口了。
历代的首都迁移，多与水有关，不是水多了淹掉了旧都；就是水少了不够用。也许以中国的体量，真该考虑搞几个功能型的首都了，最起码北京就不要再去争经济中心这个位置了。
根据怀延盆地区的位置，我们很容易看得出它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而这个盆地所防御的地缘威胁并非是单方面的，而是来源于大同盆地、蒙古高原两个方向。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怀延盆地区西侧的地理结构，会发现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地理板块。即西北方向的“张家口盆地区”、西面的大同盆地，以及西南方向的蔚县盆地。其中蔚县盆地的地理结构，及战略地位，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这是一个连通南北，有枢纽作用的地理单元，至于它是如何发挥这种连接作用的，我们稍后会分析到。
如果单从地理格局看，当我们在怀延盆地区稍事休息后，继续向西行走的话，大同盆地和张家口盆地区都是主要的方向。要是进入大同盆地腹地的话，我们的行进方向自然是山西高原南部那些如珍珠链式的盆地带了；而如果我们西北向到达张家口盆地区的腹地，那么最终的目的地，就会是蒙古高原。事实上，如果将怀延盆地区，视作是太行山脉腹地的一个地理单元的话，那么张家口盆地区就等于是被东北方向的燕山山脉、东南方向太行山脉，以及西、北方向的阴山山脉共同包围而成了一个地理单元。而阴山山脉正是蒙古高原与南部诸地理单元的地理分割线。从这个角度看，张家口盆地的战略地位，是要高于“怀延盆地”的。只不过处在这样一个枢纽位置，地缘博弈之激烈可想而知，所以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中原王朝并不能稳定的控制张家口盆地区的全部。
将“张家口盆地区”与“怀延盆地区”串连起来的是一条叫作“洋河”的河流，通行的道路也是依河谷而建的。需要说明的是，洋河在盆地西侧的几个源头，不仅仅有通向蒙古高原的，也有连通大同盆地的，因此如果你想从山西高原走西口的话，可以沿河直接从大同盆地进入张家口盆地区的西部而不是先绕道东部，然后从西、北两个方向进入蒙古高原。至于说洋河的归宿，则是在怀延盆地的腹地，也就是现在的“官厅水库”，换句话说，它是永定河的上游水源。
不过洋河并不是永定河的唯一水源地，在它的南面有一条更为著名的河流在为官厅水库和永定河供水，它就是“桑干河”。关于桑干河的情况，我们在之前已经分析过了，我们实际上可以将之与永定河视为一条河流，只不过前者指的是山西高原部分，而后者则主要涵盖流入华北平原的下游水系。在战国时期，它们也的确是以同一条河流的面目出现的（那时叫“治水”）。从这个角度看，洋河算是治水的一条主要支流了。
怎么定义一条河流的干、支流，应该是现在各地方政府喜欢做的事情（今天还看到有三地争嘉陵江的源头），我们只需关注这些彼此相同，属于同一水系的河流，发挥了什么样的地缘作用就行了。
当我们从怀延盆地区出发，希望沿桑干河直接进入大同盆地东端的时候，会发现大同，怀延盆地之间的山体，较之张家口、怀延盆地区之间的山体要宽的多。也就是说穿越这部分山体的难度，要远大于沿洋河进入张家口盆地区。而从张家口盆地的东端，进入大同盆地的东北角就简单的多了，这里分割两盆地的丘陵，之间的联系是很松散的。因此如果我们想从怀延盆地区进入大同盆地的话，最为经济便捷的方案，就是先沿洋河进入张家口盆地区的东端，然后再西南向的进入大同盆地。
这种依地理结构，而作出的调整对地缘结构的影响是很大的。体现在具体的战略上就是，如果中原王朝希望从军都陉出发，连通大同盆地及至整个山西高原的话，就不能满足于只控制“怀延盆地区”，而是需要更进一步，最起码要将控制线，推进到张家口盆地区的腹地，以保证怀延——大同两盆地的交通畅通。也正是因为如此，位于张家口盆地区东端的次生盆地——“宣化盆地”，比之怀延盆地区西端的次生盆地——“涿鹿盆地”，战略地位要更高。
由于宣化盆地处在这张“人”字型交通网的核心，所以在大部分的古典时期，宣化也一直是张家口盆地区的地缘中心，这种情况一直到古典时期末期才得到改变。当时核心区的人口压力已经大到无法承担的地步，与东北平原一样，同样也被满洲封禁蒙古高原，也不得不向核心区开放了。而与蒙古高原地缘关系最为紧密的山西高原，则成为了这次人口迁移的主要迁出地。只不过比之东北平原，蒙古高原的气候条件并不适合开展大规模的农业活动，因此与闯关东的主体为山东农民有所不同的是，走西口中最为著名的是山西的商人，数量也没有前者多（所以不要认为华夏民族只会墨守成规，“因时而动，因地制宜”是我们这个务实民族的本色）。
鉴于张家口盆地区遮盖了山西高原的东北部，因此它所控制的那些山口也成为了走西口的重要通道（另一处是“杀虎口”，我们下一节会分析到的）。不过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如果从大同盆地腹地，经张家口盆地区进入蒙古高原的话，并不需要绕到其东部的宣化盆地。因此位于盆地区腹地的张家口地区，逐渐显示出它的地缘优势来了，并成为了这个盆地区的新地缘中心。这种地缘优势在现在的体现就是：宣化县的核心区，成为了张家口市的一个区（宣化区），虽然它离张家口市的主城区相隔甚远。
现在我们应该清楚了，为什么燕国一定要将自己的防线，推进到张家口盆地区的腹地。而在战国后期的地缘博弈中，燕国也的确由此路线，进攻过赵国所设的“代郡”。所谓的“代”，我们知道核心区是在蔚县盆地，其覆盖范围包括大同盆地的东部。如果从战略目标的角度考虑的话，那么控制大同盆地东北角的突出部，并最终得到蔚县盆地会是燕国第一阶段的战略目的。而如果燕国得到蔚县盆地的话，就可以南出飞狐峪，入涞源盆地，切断赵国北线连通东西国土的重要通道。问题是战略计划制定的正确，并不代表你一定就有实力实施。燕国后来的攻赵战役，基本都以失败而告终，反而在秦赵两国的共同攻击下，丢失了军都陉以西的绝大部分土地（上谷三十六城，丢了三十城）。
如果要解读张家口盆地区、怀延盆地区、大同盆地、蔚县盆地这几个地理单元之间的地缘关系，最为经典的案例并非发生在战国时期，而是在二千多年后的明中期。它就是差点改变大明帝国国运的“土木堡之变”。如果有朋友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不妨以自己的理解来解读一下。
作者：Harryyu7007
能不能在把分析向西转移到大同盆地之前,把辽西这一块,特别是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的地缘深入分析下?...这里崛起的慕容鲜卑,安史,契丹,都深远地影响了历史..也算是重要的地理枢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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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西拉木伦河谷（大兴安岭与燕山山脉之间）的战略作用，相信大家应该已经清楚了，就是游牧民族穿行于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之间战略通道。而这些游荡在大兴安岭两侧，兼具游牧、渔猎特色的马上民族（包括你提到的这几个，主要生产方式因环境而定），就是史书中所归类的“东胡”，至于这些族群最初是从东北，进入蒙古高原，还是反方向迁移的，就不一定了，也许双种成分都有。
由于先秦时期，这一带并没有成为博弈的主战场，因此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事件来展现它的细节。等到进入帝国时代，会随着历史的进程有详细解读的。
我们解读了燕国的上谷郡。应该说，燕国在西北方向的开拓，主要还是基于防御的需求，毕竟怀延盆地——军都陉一线是游牧民族入侵华北平原，最为直接的线路。当然，要是有充足的时间，和相对弱小的对手，燕人也并非不愿意，顺着洋河和桑干河开疆。只是对于已经习惯于平原生活的燕人，如果想在高原地区有一番作为的话，其实并没有特别的优势。因此上谷郡以西的区域，成为了来自山西高原的赵人，与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博弈的主战场。
就“郡”这个概念而言，在秦人将之正式定为一级行政单位之前，在战国时其实是诸侯们设在边地的，一种军政合一的单位（后来也有在核心区内推广的）。在中央之国的北部边境，由于扩张到农牧（渔猎）分割线，因此燕国沿燕山一线设置的“塞上五郡”，其影响力一直持续了上千年。而在燕山以西，山西高原与蒙古高原的接触区，赵国也同样设置了三个郡级机构，以护卫它在山西高原的核心区。它们就是代郡、雁门郡、云中郡，合称为赵国的“北三郡”。而其中与燕国的上谷郡相邻的，就是“代郡”。
对于“代郡”，我们不应该感到陌生，因为在赵武灵王灭代一节中，我们已经清楚了“代”这个地缘概念的由来，也知道了它的核心区是在蔚县盆地。不过无论是之前的“代国”，还是后来的“代郡”，其覆盖范围并不止于蔚县盆地。
如果我们从蔚县盆地出发，向北走的话，最先进入的地理单元会是“大同盆地”的东北角。尽管一般理解中的“盆地”应该是一个近似于圆形的，四面高、中间低的盆形区域。但在真实的环境中，却很少有盆地达到这种理想状态，更多的是呈现不规则，甚至有明显条状突出部的状态（比如沂定盆地），而大同盆地就是这样一个不规划的盆地，它最为明显的突出部，就是在它的东北方向，也就是蔚县盆地的北部。这块条状突出部，目前所设立的县级行政机构为河北省阳原县，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分单独称之为“阳原盆地”。其实所谓的“阳原盆地”与“大同盆地”之前，并没有明显的山体进行分割，之所以将这个突出剥离出来，是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它的状态。事实上“大同盆地”更全面的名称就是“大同——阳原盆地”。
当我们北向穿越呈东西条状的“阳原”盆地后，我们会进入另一个条状的盆地区——“阳高——天镇盆地区”。如果我们从整体来观察的话，会发现“阳高——天镇盆地区”、“阳泉盆地”，与大同盆地主体之间的关系，象上手掌和两根伸出的手指的关系。只不过“阳高——天镇盆地区”与大同盆地之间存在的明显的山体分割，因此得以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地理单元。按照我们的命名原则，这个独立的盆地区里面的县级行政单位，自然是“天镇县”和“阳高县”。而在“阳高——天镇盆地区”东北方向的就是“张家口盆地区”了。
至此我们应该清楚燕国“上谷郡”以西地区的地理结构了。不算“张家口盆地区”，南北排列的“阳高——天镇盆地区”、阳泉盆地、蔚县盆地整体呈一个中文的“目”字形。这个目字形的盆地带，就是赵国“代郡”的主要管辖地区。
对于军事家而言，每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都会有它的战略地位。就蔚县盆地而言，它的战略作用就是南出“飞狐峪”，沟通忻定盆地与华北平原的跳板——涞源盆地；而阳原盆地则是沟通大同盆地腹地，与怀延盆地区的战略通道；至于说你想从大同盆地腹地，东北方向直线切入张家口盆地腹地，再北向进入蒙古高原的话， “阳高——天镇盆地区”就是必经之路。
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来看，代郡的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防范来自华北平原的地缘威胁。坐实了这个区域，即使中山国或燕国，控制了涞源盆地和怀延盆地，他们也很难在前进一步。而如果赵人想东进的话，代郡也是必须先控制的桥头堡。至于说赵人的主要敌人，或者说是战略扩张方向，我们都知道是中山国。因此代郡的郡治被设在了“蔚县盆地”的“代”邑（代王城）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在中央之国统一之后，蔚县盆地的战略价值就没有那么高了。因为那时的主要地缘矛盾已经变成华夏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博弈了。而这个时候，张家口盆地区北侧的阴山一线，则成为了争夺的焦点。如果可以的话，张家口盆地区的北沿应该是华夏族建立第一道防线的地方。只是就这个盆地区而言，能够得到燕山山脉主脉保护的东部，其防御力显然要高于它的东西部。这是因为阴山山脉整体呈断续状态，既然是其黄河以北的主体部分，也可以明显的被分割为狼山、阴山、大青山三个部分。而阴山山脉的东段，也就是与山西高原对应的这一段，山势则非常的乱，乱到我们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标签来为这段山体命名。这些整体排列无序的山体，一部分就成为了西“张家口盆地区”的北沿。这也是为什么习惯于燕山山脉保护的燕国人，在占据了“张家口盆地区”的东端（宣化盆地为主）后，没能再向西再多进一步的原因。再进一步，就意味着将处在游牧民族和赵人的三面包围之中了。
至于赵国有没有占据张家口盆地区的西段，现在还有争议。一种说法认为，赵长城已经修到了张家口北部（张北县南部），也就是以阴山东脉作为与游牧民族的分割线了。另一种说法比较保守，认为张家口盆地区与“阳高——天镇盆地区”之间的山体，应该是赵国在这个方位的北疆，这倒与明朝外长城的走向是一致的（也就是现在山西与内蒙的边境线）。从地理格局上来看，由于得不到纵深更宽的燕山山脉保护，张家口及其以西地区，的确是非常容易受到游牧民族的攻击的，历代中原王朝都在这一地区构筑多重防御工事，但都不能稳定据有。事实上由于燕山山脉主脉与阴山山脉主体之间，没有连续贯通的山体，整个大同盆地的地缘结构都不能算很稳定。为此，后来的明帝国在山势走向非常清晰的恒山山脉又构筑了一道内长城，为的就是在大同盆地失守后，能够据沂定盆地以自守。
这样看来，张家口盆地区的西段，颇有点四战之地的味道，谁能占的住，要取决于谁更强大。而赵国在强盛期应该还是有可能占据了张家口盆地区的西段，毕竟当时的赵国对游牧民族还是占据有优势的。不过即使赵国人的相对实力再强，他们也没有兴趣向蒙古高原前进一步。就赵国人而言，他们当然没有能力象我们一样，分析出“等量雨线”、“暖温带”、农牧分割线这些概念来。但再多的理论也不及直观感受，在赵国人眼里，阴山以北的蒙古高原就是一块“无穷之地”，也就是没有边际的未知世界。而出入这个无穷之地的大门“无穷之门”，就在现在的张家口市与张北县之间，这里有条山岭叫作野狐岭，是蒙古高原和张家口盆地的地理分割线，也可以说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博弈的第一线。
“无穷之门”不仅是赵人防御游牧民族的第一线，在二千年后，也成为走西口的山西人去蒙古高原淘金的重要通道。不过所谓的“无穷之地”只是农耕民族的看法，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张家口盆地以北的这片土地，可是“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好地方（ “敕勒川”指的就是这一带）。
作者：bdez214
帮忙看看这个图啊. G歌来的, 唐山的尾巴也太夸张了吧，这是围海造港，还是石油开采区？感觉不管是哪个，都有点夸张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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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之前解读过的，那是曹妃甸港。对于沿海平原地区来说，在古典时期拥有一个海港是不可想象的。而在现在，随着技术的提升，只要沿海就有机会从海洋直接获取利益。要做到这点，你有两个途径：一是不断的将港口淤积的泥沙清除出去。同在渤海湾的天津港就这这样造成的；二是在深海区依寻找一个岛屿，然后再用跨海大桥将其与陆地连接起来。上海的洋山深水港就是这种情况。本来象曹妃甸这种离岸比较近的沙洲型岛屿，是没这种机会的。只不过河北运气更好，曹妃甸岛的边上正好有道深水海槽，足以让海轮通行，为河北省及唐山市节省了不少人力物力。而上海就得跑到深海区向浙江租借几个山地型岛屿，并不得不建了一条32.5公里的东海大桥（好处就是得到了世界第二跨海大桥的名头）.
作者：xdcobra
甘肃区划的疑惑. 最近国家不断出台区域计划。感到很奇怪的是, 和宝鸡交通并不便利的天水, 被划为了关中--天水经济区。而和陕北高原很近的, 甘肃庆阳地区这块甘肃的近乎“飞地”却被划入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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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之前也解读过。甘肃的地缘作用是为了拱卫关中地区，乃至整个中央之国西北的战略安全。最初起这个作用的是陇山左右的陇东高原（庆阳所在地），和陇西（陇右）高原（天水所在地）。在后来，西套平原（宁夏核心区）以及河西走廊被中央之国稳定据有后，这两个地理单元也加入了这个地缘集团。至于说庆阳所在的“陇东高原”差点成为了甘肃的“飞地”，是因为切割出了宁夏这个“民族自治区”，否则形状也不至于如此怪异。天水与宝鸡、西安同属渭河沿岸城市。只不过中游的“陇右高原”与下游的“渭河平原”之间的联系，长期以来需要绕经“关陇古道”（秦人所开发的线路）和其他陇山古道。因此双方虽然地缘关系紧密，但沟通不便。而现在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经济区，则要感谢技术的进步。去年沿渭河河谷（陇山也秦岭之间）修建的“天宝高速公路”，使得渭河中下游地区终于有机会融为一体。
在代郡为赵国管理了蔚县盆地以北那些呈条状分割的盆地以后，大同盆地的核心地区被归入了雁门郡的管辖范围。如果说代郡可以通过“飞狐道”，控制赵国东西国土的北部交通线，那么 “雁门郡”的保护对象就是忻定盆地和太原盆地。而保护的重点，自然是那些交通要道了。
总得来说，大同盆地与忻定——太原盆地沟通的通道有两条，这两条交通线上所设立的关隘在历史上都很有名，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就是“雁门关”和“楼烦关”（宁武关）。如果你想从忻定盆地直接进入大同盆地的话，那么位于恒山山脉之中的“雁门关”就是必经之路；而如果你不介意多走点山路的话，那么西面还有一条道路可供选择，那就是先进入吕梁——云中山脉之间的谷地，北出“楼烦关”绕过恒山山脉的西端，进入大同盆地。对于这条通道的地理结构，我们在赵国灭代一节已经分析过了。吕梁——云中谷地实际上是为汾水和桑干河的上游所共用的。也就是说，你即可以从忻定盆地进入谷地，然后沿桑干河北入大同盆地；也可以从太原盆地出发，绕过忻定盆地直接进入大同盆地。
控制了雁门、楼烦两个关口，赵国在山西高原的核心区就不会遭受那些游牧民族的侵扰了。不过虽然从大的方向来说，那些游牧民族都是来自蒙古高原，但在具体的进攻路线上，却还是有不同的选择，因此我们还必须了解，赵人在走出大同盆地后，还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地理环境。
如果我们观察现在大同盆地的地理结构，会发现它的地缘中心——“大同市”是在北部，即大同盆地的北出口处。这一点很好理解，就是为了集中力量防御来自蒙古高原的威胁。如果大同这个点丢了，即使那些草原骑兵不继续向南劫掠整个大同盆地，也可以向东绕过设在张家口盆地西、北的第一道防线，经阳原侧击宣化盆地和怀延盆地。
当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越过阴山一线之后，并不会马上到达大同盆地，在此之前他们还必须穿越一片杂乱无章的丘陵地带。这些位于阴山南麓的丘陵，我们可以称之为“阴南丘陵”。而这些处在农牧分割线上的丘陵地带，其整体气候环境虽然要好处阴山以北地区，但阴山山脉在这个方位的断续存在，即不能保证它的气候稳定，也不能保证它的地缘安全。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一地区，看到乌兰察布、察哈尔右翼前旗，这些出自蒙古文化的地名；也能够找到丰镇市、尚义县、凉城县、义和县，这样属于汉文化体系的地名。
由于阴南丘陵地理结构不适合防御，也使得包括赵国在内的历代华夏政权，虽然也曾经在此构筑过多道长城防线，但这些没有险峻山势和大河依托的“草原长城”，不仅在外表上无法和八达岭长城相提并论，在防御的功能上更是乏善可陈。也正因为此，在经过长期博弈后，大同不仅成为大同盆地的地缘中心，更成为了整个阴山山脉——恒山山脉之间地缘中心，（这个中心地位，最迟在西汉就已经确立了。当时叫“平城”，为代国的都城。而代国的封地覆盖了云中、雁门、代三郡）.
不过在战国时期，赵人却并没有把雁门郡的郡治放在大同这个点上，而是放在大同盆地西侧的，一个叫“善无” 的城邑中。要想清楚赵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要了解一下游牧、农耕文化各有什么优势，以及赵人扩张的动机。首先农耕文明的优势在于，这种生产方式能够在单位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一亩耕地，现在可以养活一口人，而现在的蒙古草原，30亩草原才能养一只羊），自然也就拥有更大的地缘潜力。而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文明的优势则在于：一是拥有强大的机动性；二是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全民皆兵的组织结构，并且游牧的生产方式可以很好的提升单兵素质。
问题是战国时期的中央之国，由于诸侯之间的战争不断，其政权和社会的组织结构也是一直处在战争状态，或者说也是处在全民皆兵的状态（否则以当时的人口，动辄数十万兵力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拥有农耕文明背景的“先军主义”，一旦动员起来是非常可怕的。足以提供数倍于游牧民族的兵员和后勤保障（所谓“耕战”的精髓就在于此）。因此即使赵国和其他诸侯不试图北进的话，当时的游牧民族也还不至于影响中央之国内部的地缘博弈。从这个角度看，赵国和燕国之所以要向北扩张，并非是因为受不了那些游牧民族的压力，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耕地，以支持他们在中央之国内部的战争。只不过当他们合力进逼到农牧分割线时，就没有动力再向北扩张了，而这个时候，那些被迫放弃那些水草丰美土地的牧民们（能种粮食的地方，更能长草），在看着他们的邻居们丰衣足食时，利用自己的优势在饥荒之年南下打打草谷，进行一下“再分配”也就成为人之常情了。在这种地缘背景下，华夏政权所修筑的长城，只是为了消极的进行一下防御，以保住自己的胜利果实，并不代表他们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实力对比出现了逆转。
就赵国的情况而言，在拥有农耕技术以及全民动员的组织形式之外，还额外的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这样的话，游牧民族相对于农耕民族的另一个优势，也被抵消了。因此赵国在战国后期与秦国的PK时，其实并没有在北线承受同等的压力，有了阴南丘陵这个缓冲带，以及构筑于它南北的两道防线，赵国足以保证他那些大型农耕区的安全。
不过赵国在大同盆地以北地区，还是部署了强大的兵力。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除了那些“食之无肉，弃之不舍”的阴南丘陵以外，真正需要赵人与游牧民族激烈争夺的土地，并非是阴山山脉以北，蒙古高原那些“无穷之地”，而是在阴南丘陵的西面。在这个方向，阴山山脉与黄河之间，还有二块极具开发潜力的土地，直接暴露在蒙古高原的面前。而这两个地理单元，就是被合称为“河套平原”的“前套平原”和“西套平原”。至于雁门郡看似偏西的地缘中心，也正是为了支持赵国在河套平原的扩张而定立的。
虽然我们经常为外蒙古独立出去而感到扼腕，但在古典时期的华夏文明眼中，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去控制这些不毛之地。而这些不适合耕种的土地，也并非就一定适合放牧，因为无论是人工培育的粮食作物，还是自然生长的牧草，都需要有水量充足的土地。如果不是农耕文明所拥有的强大力量，那些草原民族也决不介意把华北平原那些良田变为草场的，就象他们之中最为成功的族群——蒙古人所做的那样。这样做虽然保住了游牧民族原有的优势，却也无法挖掘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地缘潜力，更无法供给原有的人口密度；而在蒙古人之后，渔猎出身的满洲人就聪明了许多，只是将那些良田据为己有，并没有去改变他们的使用性质（所以清朝有260多年的国运，元朝只有不到百年。）
仔细观察蒙古高原的地理结构，我们会发现这片看似广袤的高原，大部分为戈壁沙漠所覆盖，真正优良的草场并不多。而这其中靠近农牧分割线的地区，自然条件是相对最好的，也正因为如此，如果不是被华夏政权逼的没办法，游牧民族是不愿意越过蒙古高原中心的戈壁沙漠跑到外蒙古地区的。
在蒙古高原南沿的那些优良草场中，河套平原无疑是最让他们魂牵梦萦的。在这里，由狼山、阴山、大青山所构成了阴山山脉主脉，削弱了来自蒙古高原的冷空气；而两次拐弯，水流趋缓的黄河水，则使得这片土地不用靠天吃饭，随时拥有充足的水源。更为重要的是，阴山山脉与黄河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之间，存在一定距离，为河套平原的诞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否则象晋陕大峡谷那样的线性结构，无论是长草还是种地，都没有什么潜力。从这个角度看，河套平原也可以被称之为“河套盆地”。
如果赵人想从大同盆地进入河套平原，其实并不用先跑到大同，再横切阴南丘陵。他们有更为直接的，近乎直线的线路可供选择。当赵人从吕梁——云中谷地，穿过楼烦关进入大同盆地的西南角时，他们除了向盆地的东、北两侧前进以外，还可以继续北上。在这个方向，他们马上会进入一条新的战略通道，由两条次一级的山脉：“管涔山”和“洪涛山”所包夹而成的谷地。从方位上来看，这两条已呈丘陵地貌的山脉，正好与吕梁、云中两条山脉相对应；而从地理结构而言，他们应该是体量更大的吕梁山脉在大同盆地以北地区的延伸。
怎么为山脉结构定性，是地理学家所感兴趣的话题，古人和我们所感兴趣的是，无论是北出楼烦关还是雁门关，“管涔山——洪涛山谷地”都可以让我们无限接近河套平原。当然，谷地本身并不是扩张的终点，接下来所在做的就是在西侧的管涔山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山口，以先行进入位置更靠东侧的前套平原。而赵人所走过的这个山口，在两千年后山西人背井离乡的“走西口”当中，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山口就是 “杀虎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