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 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铜镜本是照面容的器具，但古人却施于高超的制造技术，在其背面又装饰以花纹、铭文，反映了人们生产、生活的许多方面，小小的一面镜子隐藏着一部绚丽的中国文化史。过去，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铜镜资料整理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但似还不够。本文试从区域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汉代江南出土铜镜反映的江南文化作些探讨。
一、铜镜制造文化和商业文化 汉代江南出土铜镜的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出土范围之广，引人注目。仅见于《考古》、《文物》、《考古学报》、《湖南出土铜镜图录》、《浙江出土铜镜》等书刊上报导的铜镜就有上千件之多，涉及的考古报告达100多篇。种类有素镜、山字纹镜、夔纹镜、蟠螭纹镜、蟠虺纹镜、草叶纹镜、星辰纹镜、连弧纹镜、日光镜、昭明镜、规矩纹镜、龙凤纹镜、画像镜、神兽镜，居于全国之最。出土地点遍及两湖、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各地。铜镜的使用如此之多，其制造业之盛可以想见。 汉代江南铜镜制造技术颇为先进。在合金成份的选择方面，铜、锡、铅的比例一般在7∶215∶016左右，跟《考工记》的记载略有不同，呈现出更为合理化的趋势。在熔铸技术方面，百炼熔铸的技术已广泛使用，汉代江南出土的许多铜镜带有“攻山采锡，伐石索铜，（青）火炉冶，幽炼三商”、“百炼青 铜”一类的句子，所谓“三商”应是指铜、锡、铅三种金属。在“开光”技术方面，使用涂磨和打磨工艺，增加亮度。特别是在江西萍乡、樟树和上海博物馆出土或珍藏的“透光镜”，当光线照射光滑的镜面时，在对面墙上即出现与镜背纹饰相应的影像，金属是不能透光的，实际上是一种影像镜。据研究，这种现象是由于镜面产生了和镜背纹饰相应的微小凹凸不平，肉眼不能觉察，当光线投射到镜面时就能显示出来。经过实验，这是由于青铜镜在铸造冷却和加工研磨镜面过程中产生的内应力所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创造。在装饰工艺方面，有的青铜镜全部鎏金，如湖南长沙出土的两件，入土2000年，出土后仍金光夺目，并无发黑的现象，而这种不发黑的现象正是目前在鎏金工艺上碰到的难题。其制作工艺之高，令人惊叹。另外，汉代江南出土铜镜花纹多种多样，又点缀雕刻精细的各式铭文，可谓精美。 铜镜的铭文、花纹透露出很强的商业气息。如，“尚方作镜真大巧”“李氏作镜佳且好”“买者大富”“内清质以照明，光辉象夫日月”等等。这说明：江南人们对铜镜商品美的追求；这是为自己产品的质量向消费者作保证，体现了商品生产者的精品意识和商业广告意识，过去学术界仅把它解释为对自己产品质量的自夸，这是不完全的；生产者已颇为注意人们的购买心理，铸刻上时人喜闻乐见的表示吉祥如意的铭文、花纹，吸引消费者。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汉代铜镜了解到在当时的一种假冒伪劣现象。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 下攘攘，皆为利往”《货殖列传》的商业大潮中，汉代也出现了假冒伪劣现象，一些自铸名牌商标的产品质量低劣。如，一些自称“尚方”的铜镜粗制滥造，考古学界一般认为是假冒伪劣产品。
二、信仰文化
汉代江南出土铜镜既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又展示了汉代江南人纷繁复杂的神秘信仰，科学技术和宗教迷信熔于一炉，饶有兴味。
（一）龙凤崇拜
。龙是古代传说中一种有麟角须爪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它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说文》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凤是传说的百鸟之王，《说文》曰：“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见则天下大安。”龙凤崇拜起源甚早，汉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反映在铜镜上则是出现了大量以龙凤为体裁的花纹，诸如，蟠螭纹、蟠虺纹、朱雀纹、夔凤纹的镜子，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都有发现。 以龙凤镜相匹配的铭文常常是“大乐贵富，千秋万代，宜酒食”、“大乐富贵，得子孙，千秋万岁，延年益寿”等，有的配以十二地支铭文。如，1956年长沙子弹库和1986-1987年安徽霍山县出土的蟠螭纹镜皆有“大乐贵富，千秋万代，宜酒食”的铭文[6]。又如，湖北宜昌出土的一面双螭镜有“位至三公”的铭文。龙凤是吉祥如意的象征，配以这些铭文更显得瑞气萦绕、祥光四照。
（二）四神信仰。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它有多重含义：一是以青龙代表东方，朱雀代表南方，白虎代表西方，玄武代表北方，表现了汉人的地理观念；二是以青龙代表木，朱雀代表火，白虎代表金，玄武代表水，中央为土，同时与之相配的有五种颜色青、朱（红）、白、玄（黑）、黄，体现了汉人的五行观念；三是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代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这类铜镜也十分普遍。 与四神镜相近的还有禽兽纹镜，有虎、鹿、马、羊、犀牛、蟾蜍等禽兽的图像。1955年浙江出土的二面镜，在规矩和八乳间饰四神，配以长尾鸟、独角兽、猿面人、羊、鸡、鱼及双兔捣药等。 以四神镜相匹配的铭文常常有：“尚方作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佯，朱鸟玄武顺阴阳，寿敝金石乐未央，长保二亲富贵昌，子孙备居中央，女为夫人男为郎”；“富贵昌，宜君王，乐未央”；“长宜子孙”；“汉有名铜出丹阳，和已华锡青日月，左龙右虎主四彭，朱鸟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东上□山见神人耳”，等。如，1955年浙江出土的一面龙虎镜，铭文曰：“吕氏作竟四夷服，多 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可见，汉人是想借神兽的力量来祈求四季平安、四方平安、风调雨顺。
（三）神仙信仰。一是把历史人物神化，如伍子胥、伯牙、钟子期等，这体现了汉代江南人对伍子胥高尚人格的褒扬和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至真友谊的赞誉。二是以常见的神话中仙人入镜，如东王公、西王母等。东王公和西王母据说是仙界的最高统治者，西王母有不死之药，吃了可以飞升成仙②。 这些花纹、铭文和神像配在镜子上不仅有祝福、升仙、吉祥的意义，还有驱邪鬼的功效。
三、社会风俗及其他
汉代江南铜镜的花纹和铭文还可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汉人追求福禄、多子多孙、子孙永昌、长寿、祈年、珍爱友谊爱情等社会风尚。
（一）福禄。福禄包括升官和致富两个方面。“学而优则仕”，汉代，做官是有了才学后的最好出路，铜镜铭文上常以“君宜高官”“位至三公”来祝福买者。如果能升官一般都能致富。若做不了官就转而求富，铭文便常以“富贵”“大乐富贵”等语赠给商品的消费者。
（二）子孙永昌。儿孙满堂、万世永昌是中国古人的毕生追求，汉代的铜镜生产者常把“长宜子孙”“八子九孙”刻为铭文，并祝其“千秋万岁”。在当时的条件下它为中国人口的增殖、中华民族人力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堪称其为中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此同时，汉人也颇为注意对老人的赡养，铜镜铭文有“长保二亲乐未央”“长保二亲得天力”“长保二亲富贵昌，子孙备居中央，女为夫人男为郎”，等。
（三）长寿。秦汉人对长寿十分追求，希望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秦始皇、汉武帝就是其中之最者。铜镜铭文常常有“延年益寿”“寿敝金石乐未央”“尚方作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遨四海，寿如金石”等语。
（四）祈年。天灾（自然灾害）人祸（繁重的赋役）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两大障碍，汉人十分祈求风调雨顺、胡虏不作的好年成，铜镜铭文祝曰：“青盖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殓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同时，这些铭文也表现了汉人的爱国精神和对国家政治的关心。
（五）珍爱友谊和爱情。“苟富贵，毋相忘”是一种朴素的友谊观，汉代“见日之光”“昭明”铜镜上的铭文便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如，“见日之光，长毋相忘”“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清白事君”“见日之光，天下大阳，服者君卿，所言必当”。珍视男女之间爱情的铭文亦多有，如，“愿长相思”“君行卒，予心悲，久不见，侍前稀”“清冶铜以为镜，照察衣服观容貌，丝维组□以为纹，清光宜佳人”，祝愿中带着叹息，真是一曲夫妻生离死别的悲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被迫离家服役的痛苦。
（六）文学艺术。早在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秦汉史专家陈直就针对汉代铜镜研究的现状指出：“收藏家一般是最珍贵有纪年的，其他，也有偏重于花纹的研究，也有的偏重于书法的演变，独于汉镜的铭词，考古者既不甚注意，文学家亦多忽略不谈，其实汉镜的铭词是两汉文学上最美丽的作品，也是两汉文学上潜在的遗产……其体例有三言、四言、六言、七言及乐府歌辞式五种……不但为优秀古朴的作品，主要可以看出两汉社会情况，尤其是戍边的痛苦，哀怨连篇，这些宝贵的材料，在汉书里是看不出来的。仅在盐铁论‘备胡篇’中有简单的叙述，发扬搜罗，还是必要的。”
（七）星辰纹镜、日月纹镜、规矩纹镜。星辰纹又称星云纹，其形式是以带座的四乳钉配列四方，四乳间排列以曲线相连接的小乳丛，每丛的小乳钉数目，有三至十几个不等，形状极像天子星象。日月纹：主要表现在连弧纹铭带镜、重圈纹铭带镜和 连弧纹镜状几种铜镜上，我们从其花纹特征结合铭 文内容分析认为这几类铜镜上的纹饰，多以内圈凸起的宽带作为日月的象征。连弧纹实际上是日月放射出的光芒，铭文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等，其含义表示四季平安，四方皆宜。商业性对镜光度的 宣传，取日月普照永不停息之特点，以求延年益寿长乐未央，同时也希望亲人之间的感情如日月一样长久，见镜思人。规矩镜纽座外一般都有一方栏，“┰”“┐”“└”形纹施于方栏四边及方栏外的四边、四隅，其外一周上凸弦纹，规矩纹间配以饰有四神、乳钉纹等，有人认为是宇宙图式，中国自古就有天 圆地方的观念，铜镜上的以中间的大框表示大地，外面的图表示天，中间位置是天象与四海的叠合，以四方之神为主体，配以天上的星辰，飞翔的鸟禽及一些能在水中、天上遨游的神奇动物。不过，现尚有争论，比如规矩镜有人认为是六博图，可改称为六博镜，是汉代博戏风俗盛行在铜镜上的反映。 铜镜各式花纹、铭文形彩各异，精美绝伦，配以“炼石华兮之菁”“杜氏作竟大毋伤，亲有善铜出丹羊，炼冶银锡清如明”等与劳动有关的句子，使我们不禁遥想起当年的手工业者辛勤的劳作和精湛的手工技艺，显示出劳动之美。
四、江南铜镜文化与中原铜镜文化之关系汉代江南铜镜文化与中原铜镜文化相比，既有相同点又呈现出自己突出的“个性”。 战国时期铜镜制造业已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当时，诸侯征战，各霸一方，各地文化的差异较大，在铜镜文化上也颇有反映。形成楚国（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河南南部）、两周三晋燕齐（河南大部、山西、河北、山东）、秦（陕西）等几大铜镜文化区。楚镜发现的数目最多。
楚镜出土较多的有山字镜、羽状地纹镜、花叶镜、菱纹镜，其中又以山字镜为最，湖南出土的楚镜中山字镜占70-80%，楚镜质地薄而轻巧，纹饰丰富多彩，线条流畅优美，纹饰的表现手法巧妙，纹饰的排列以对称和环绕最为常见。两周三晋燕齐镜以饕餮纹镜、金银纹镜最有特色，未见于其他地区，本区也出土山字镜，但与楚地所出不尽相同。有的铜镜质地异常精致，铸好后错嵌金银、镶嵌玉石，为其他地区不及，本区铜镜的纹饰有许多是模仿青铜器上的图案，受旧传统的影响较深，在纹饰的排列上除环绕和对称外，较特别的是双圈式配置。秦地出土铜镜的数量较少，以素镜、禽兽纹镜、蟠螭纹镜、连弧纹镜较多，偶尔也有山字镜、花叶镜、菱纹镜发现。其显著的特点是较厚重。战国早期和中期，秦地以素镜为主，质地较差，晚期秦镜有较大的发展。秦汉王朝一统，统治者力求在南方推行中原文化，但江南出土的铜镜仍保留着楚镜的某些特征。有地区特色的山字纹镜、羽状纹镜仍有发现，质地轻薄线条流畅等风格 也还保存，看来，处于底层的民间文化变化并不大。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铜镜的风格也在汉朝疆域范围内趋向统一，具有“汉式”风格的“草叶纹”“星云纹”“日光镜”“昭明镜”“规矩镜”几乎在各地区同时出现。到东汉中后期，江南“神兽镜”“画像镜”的出现又一次再现了其铜镜的独特风格。画像镜为浮雕式作四分法分布，每区间隔一乳钉，画像内容常有车马神人，有的题“西王母”“东王父”，有的以吴越争霸的历史故事为体裁，有伍子胥“越王”“范蠡”“二女”等画像。神兽镜有四兽、五神、四鸟等画像。画像镜和神兽镜在长江流域各地多有发现，如，日本人梅原末治《绍兴古镜聚英》说绍兴某地画像镜总数达300面以上。又如，《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收录的十几面神兽镜出土地点都传为浙江省，而黄河流域各地极为罕见。可见，它们是当时江南铜镜文化中最有特色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汉代江南还形成了几个发达的铜镜制造中心。根据日本出土的许多铜镜铭文，当时洛阳制镜师最有名，而会稽（浙江绍兴）的技师也可以与洛阳的技师相媲美。但据国内出土的大量铜镜来看，东汉中期以后会稽郡治山阴（今浙江绍兴）和江夏郡郡治（今湖北安陆）成为两个制镜中心。三国时，吴国则出现了吴郡的吴县、会稽郡的山阴和江夏郡的武昌三个制镜中心。总之，江南铜镜文化一直处于汉代全国领先的位置，甚至还可能凌驾于中原之上，尤以西汉前期和东汉中后期较为突出。
江南铜镜文化发达与本土盛产铜锡铅等有色金属矿产是分不开的。司马迁说：江南的“金、锡、铅”十 分丰富[5]（《货殖列传》），“长沙出铅锡”（《货殖列传》），“赤金，丹阳铜也”（《平准书》《集解》引《汉书音义》云）。《淮南子・主术训》说：“饵丹阳之为金是也。”《盐铁论》说：“左陵阳之金。”考古工作者在安徽铜陵汉代丹阳郡的辖区内发现了开采铜矿的遗址，这里是汉铜官所在地，现发掘的汉采矿、冶铜遗址累计达20万平方米。据1987年安徽铜陵金牛洞的发掘情况来分析，在找矿探矿、井巷支护、通风照明、排水等方面体现了较高的技术。汉代江南人也十分庆幸这份大自然的“天赋”与“恩赐”，制镜技师常常把“新有美铜出丹阳”一类的铭文刻在铜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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