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眉山（6）：手工业
□ 古 伯 良
西汉之时，眉山的手工业也跟蜀地其他地方一样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制盐、制陶、纺织、编织、冶铜、冶铁等竞相兴盛。
仅编织一项，《僮约》中就有“缚帚（捆绑扫帚）”、“刻木为架（连架，或说梿枷）”、“屈竹作杷（烧弯竹竿做柴杷）”、“织履作粗（织造各种鞋子）”、“结苇躐纑（编苇作簟，绩麻织布；躐纑：lièlú）”、“结网”、“作绳索”、“皮棕（割取棕榈皮搓绳索）”、“种莞织席（种莞草编席子）”、“调治马户（拦鱼栅）”、“编蒋织箔（编菰席，织蚕箔）”等等。[1]
可见，当时的编织业，若按原料来分，就已有竹编、藤编、草编、棕编、麻编等5大类，基本涵盖了现在中国编织品的所有品类；从用途来看，这些编织品既有生活日用品（如帚、簟、履、席等），也有生产用具（如架、杷、网、箔等），可谓用途广泛。或许，我们也可从中寻觅“青神竹编”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悠远的历史源流。
《僮约》中还提到栽桑养蚕。要求奴僮“植种柘桑，窝距三丈，行距八尺”，并要求二月春分之时“落桑”，“无所为当”之时“织箔”。柘、桑的叶都可喂蚕；落桑是指修剪桑树的枯枝冗条；织箔是织蚕箔，蚕箔则是养蚕用的平底竹编器具。《蜀王本纪》曾说：“蜀之先，名蚕丛，教民蚕桑。”可见蜀地为我国最早养蚕地区之一，且在西汉得到进一步发展。汉时，百姓“环庐树桑”，以致“桑梓接连”。
蚕业的发展带动了丝织业的发展，西汉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2]至西汉晚期，蜀锦更是行销全国。武阳上距锦城（成都）不过百里，不仅是成都织锦业的主要原料供应地之一，成都织锦业也应带动了当时眉山纺织业的发展，使“男耕女织”成为当时最普通的劳动方式。
自秦时李冰在今仁寿县、双流县“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起，西汉一代，这一带应该在持续采汲卤水制盐，因为东汉末年，张道陵还在仁寿县开凿了著名的“陵井”。
冶炼业方面，除了邓通曾在洪雅境内铸钱之外，西汉时，武阳县还设置了“铁官”。[3]铁官，是管理铁器铸造和贸易的专门机构。秦时蜀地仅在成都设有铁官，西汉时，冶铁技术更加进步，蜀地冶铁工业也空前发展，因此西汉在临邛（今邛崃）、南安（今乐山）和武阳（今彭山）等地都设置了铁官。
按照常理，生产加工地应该靠近原材料基地，武阳冶铁，铁矿在哪里呢？在今仁寿、井研、荣县、威远、资中五县接界处，有一处形成于三叠纪（2.5—2亿年前）之初的隆穹地质，其核心区面积900多平方公里，人称穹窿山，现在叫威远俩母山。据《威远县志》载，在西汉时期，穹窿山就发现了蕴藏量极大的铁矿石并开始开矿冶铁，后来，穹窿山也因铁矿石遍布全山而曾得名“大铁山”。
西汉之时，俩母山是武阳与广都、南安、僰道、资中、牛鞞六县连界地。因此，任乃强先生说，“《汉书·地理志》载武阳、南安皆有铁官，南安产铁面甚广，不必在此。若武阳，则唯此处产铁。应是以犍为郡治故，收归国营最早。”[4]按任先生的说法，当时武阳炼铁的原料，唯来自东南100公里外的“大铁山”。
但窃以为，这或许仅是武阳冶铁原料来源之一。实际上，当时临邛县古石山也产铁，“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5]按任先生和刘琳先生考，古石山当在今蒲江县西来镇五面山一带。虽然当时临邛也设有铁官，但铁官既是官营，在资源的配置上必然进行统筹。五面山距武阳仅50余公里，且有便捷的河运，因此，武阳冶铁断不会舍近求远，只到运输不便的大铁山采掘原料。
武阳和临邛、南安的铁器，当时行销西南各地。1958年，贵州省赫章县可乐乡汉墓中出土了一件铁炉，炉内壁铸有“武阳传舍比二”六字隶书铭文，证明这件铁炉正是“武阳制造”。这件现存贵州省博物馆的铁炉，高22.2厘米，口径22厘米，炉壁与炉底有12个镂孔，可烧炭或烧煤。炉下有三足托盘，可盛灰，既不污染环境，又有隔热功能。如此设置精巧的铁器，足见武阳冶铁工艺之精。[6]
“传舍”，是官道上的官设旅店；“比二”，意指此铁炉共铸造了两个。据学者研究，今天的赫章在汉代属于犍为郡，这个铁炉应该是在武阳制成后，由郡下发到“传舍”、供“传舍”使用的炉灶。由于它跟今天的火锅炉非常相似，因此也有人称它是“火锅鼻祖”，是不可多得的国家级文物藏品。
实际上，在眉山特别是彭山区出土的文物中，也发现了大量西汉的铁斧、铁镬、铁锄、铁锸、铁铧、铁镰等铁农具，表明汉代铁农具在眉山已得到普遍使用。也正是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
参考文献
[1]王褒《僮约》
[2]《后汉书》卷四十三·列传第三·公孙述传
[3]《汉书》卷二十八（上）·志第八（上）·地理志（上）
[4]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2页
[5]《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6]梁太鹤《“武阳传舍”铭铁炉》，《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综合版》，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