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七回昆仑北麓
沿着张骞出使月氏的路径，我们已经将从楼兰到疏勒的汉丝绸之路北线所经历的绿洲、国家过了一遍。从地理结构上看，这一路线的指向的就是塔里木盆地北沿了。而从水系的角度来看的话，喀拉喀什河——塔里木河——孔雀河三河相连的这条绿色通道，就是丝绸之路北线得以成行的基础。
现在我们需要把视线转向塔里木盆地的南沿了，去看看这一地区有哪些绿洲，可以为西域的政治板块上，补充一些“国家”进来。有了在北部的经验，我们首先要做的肯定是寻找河流的踪迹了。在喀拉喀什河之南，最先进入我们视野的大河，，就是叶尔羌河了。这条河流我们并不陌生，之前花了那么多笔墨解读的克勒青、热斯喀木、塔什库尔干河都是它的上游源头。
聚落于叶尔羌河绿洲的部族是莎车人，基于回复汉唐记忆的心理，今天在此也设立了一个“莎车县”；同样的，疏勒国所在的喀什噶尔河绿洲也建制了一个“疏勒县”。说起来，叶尔羌河与喀拉喀什河的位置，真称的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两河一南一北，为塔里木河收集帕米尔高原之水。而它们的山前平原，也同时充当着丝绸之路南北两线，在塔里木盆地的起始点。
与这些地理结构相对应的是两个国家的人口潜力。在汉书的记载中，疏勒和莎车人口完全处于同一数量级（前者人口一万八千六百四十七；后者一万六千三百七十三）。在塔里木盆地，这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人口，也足以让两国跻身二流大国的行列了。
参考前面的内容以及附图，经由疏勒溯喀什噶尔河而上，进入中亚的丝绸之路北线；以及经由莎车，溯叶尔羌河而上，最终进入南亚的丝绸之路南线，大家应该已经有了清晰的脉络了。基于这些路线内部，其实还有多种选项、组合，将南北两线用一条单一的直线划出是有失偏颇的。相比之下，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线的脉络，就要清晰多了。由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体量，那些试图横穿西域的商旅，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每一个山前绿洲，几乎都是他们必须停留的补给点。
将这些绿洲连接起来，就是一条围绕塔里木盆地边缘而开通的“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了。在这条环线“公路”中，疏勒、莎车两国并非是被封闭在南、北两线的丝绸之路上。这样归类，只是以中央之国的视角，来看待它们的交通价值罢了。将塔里木盆地看成一个封闭板块的话，我们会发现，在汉帝国到来之前，种族博弈也曾经以南北对抗的形式，出现在这个环状结构中。
在史书，关于这些西域国家的种族描写并不多。相比那些定居的绿洲民族，汉朝的史官对于那些游牧民族的族属反而记录的更细致些。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要管理这些远在万里之外的西域国家。相互之间能否找到的共同点，很大程度将从心理层面上，决定彼此距离的远近。
对于农业高度发达的华夏文明来说，那些同样以农为本，定居于绿洲上的“城国”，天然就会比那些游牧部落更具有共同语言。这一点，已经足以让帝国建立起经营西域的信心了；而当汉帝国不得不面对那些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与自己迥异的游牧部落时，种族特征就成为了最为显示的甄别方法了。相比那些高加索人种的欧洲后裔，那些隶属羌系的游牧部落，会让汉帝国的使者更有亲近感。那么，明显应该是从塔里木盆地之南而来的羌系部落，所扩张的北部终点究竟是哪里呢？
附：汉.西域地缘结构图（南疆部分）
试图通过疏勒、莎车两国，联网南北两条丝绸之路汉朝使者，并不会在旅途之中感到寂寞。因为在二者之间还可以遇到一个小型游牧部落，游牧于喀什噶尔与叶尔羌绿洲之间。这个人口不到700游牧部落叫做“依耐国”。
一定要为这个游牧行国找一个对应的行政区的话，那今天喀什与莎车之间的英沙吉县，就是他们的地望了。实际上，从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之间，那些不能被疏勒、莎车人所耕种，而又生长着植被的土地，都有可能留下依耐国的游牧的足迹。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这些游牧行国就象填缝一样，与那些绿洲城国互补而生。
在中央之国的历史中，游牧民族一直被描绘成凶恶的入侵者形象。其实剖析历史我们会发现，二大生产体系之间，互补共生的时段还是占了主流。一方面农耕民族对于那些干冷的草原并没有兴趣；另一方面，游牧民族并不能有效利用那些耕地。破坏性的掠夺方式，并不能够给自己带来长期稳定的收益。很多时候，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是因为游牧民族遇到了损失很大的自然灾害（急需快速补给），或者是出于战略防御的心理，农耕民族断绝了与游牧民族的互市交易。
当然，以游牧民族的自然属性而言，他们对农耕民族的压力也还是现实存在的。毕竟军民一体，机动能力极强的他们，产生从“渔猎”农耕民族想法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定居的农耕民族。就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国家来说，这种游牧压力更多的是来自天山以北的，强大的乌孙人和匈奴人。至于那些活动在自己周边，人口从数百至数千不等的游牧部落，一般并不会有特别的威胁。比如依耐国，他们所食用的粮食，就必须从疏勒、莎车两国进口。鉴于双方的人口差异悬殊，为了交易的稳定，这些小型游牧部落往往还会选择依附于某个农业“大国”。这种情况，在中央之国的历史中也比比皆是（用互市之利，来诱使游牧部落依附）。
以依耐国的体量来看，这个国家并不具备影响西域地缘政治结构稳定的能力。引发我们兴趣的，是这个部落的种族属性。根据历史记载，依耐族人并非是从北方而来的欧洲游牧民族后代，而是来自于东部的羌系游牧部落。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也了解到，丝绸之路北线之上的捐毒、休循、尉头等部，是与“乌孙同俗”的高加索裔游牧部落；而东帕米尔高原的蒲犁国则属于羌系游牧部落（西帕的无雷国则是受两边影响的混合性部落）。
当我们在地图上，标定这些游牧部落的分布区域之后，一条以南、北丝绸之路为核心的，中分塔里木盆和和帕米尔高原的黄白种族分割线，似乎已经昭然若揭了。然而问题在于，分割游牧民族的这条地缘分割线，并不一定能够推断出莎车等南线绿洲国家的种族归属。因为以塔里木盆地的地缘位置来看，农业文明无疑最先是从中亚方面而非东亚方向传入了。那些从天山北麓翻越而来，带着高加索血统的部族，更可能拥有率先开发那些绿洲的技术。
尽管我们并不能确定莎车人的种族问题，但在二千多年前，游牧于喀什噶尔河以南，塔里木河边缘的是羌系部落却是可以肯定的。这其中起到重要参考作用的，并非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依耐国”，而是另两个与莎车国地理关系更加紧密的国家：西夜、子合。
在历史记载中，西夜、子合是两个非常特殊的国家。他们的特殊之处有二点：首先是史书明确记载他们属于黄种的羌系游牧部落（依耐、蒲犁等国都被形容为“种俗与子合同”，或“皆西夜类”）；其实是当时的观察者，并不十分清楚他们到底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在后汉书中，历史记录者声称这是两个相邻的游牧国家。其中子合国的人口为四千，而西夜国则人口过万；而在汉书的记载中，只记录有西夜国。然而这个国家的“王”，却又被记录为“子合王”。
这种看起来有些混乱的记录不禁让人疑惑，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实际上，结合游牧部落的生存状态来看，这也并不难理解。实际上绝大部分游牧民族，并没有国家这个概念的。游牧地接近的部族，在政治上结成同盟，以共同的政治标签示人；或者在某一暑期，更愿意彰显自己的独立性，都是很平常的事。不过象西夜、子合这种，给帝国使者造成甄别困难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不管他们对外是否声称是一个国家，他们应该被分割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族，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既然西夜和子合应该是两个部族，那么这两个部族也应该各自有相对独立的牧地了。那么二者的牧地分别指向哪里呢？其实仔细观察叶尔羌河在塔里木盆地的流向，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在中亚、西域这片干旱的土地上，一条从高山峡谷奔涌而出的河流，很难在它的下游地区接受补给了。然而叶尔羌河却是一个例外，它在深入沙漠腹地之后，还在右岸接受了一条年流量达到7亿立方米的河流——提孜那甫河的补给。与叶尔羌河中上游地区，主要在昆仑——西昆仑山脉西、南收集淡水不同。提孜那甫河是一条发源于昆仑山北坡，单纯收集昆仑之水的河流。
古莎车国的位置，应该就是在以“叶尔羌河——提孜纳甫河三角洲平原”为核心的绿洲带上。而子合、西夜国，则是依附于绿洲以南的河谷之中的。由于两河出昆仑山的谷口之间的距离有六、七十公里，在流出昆仑山之后并没有很快融合到一起。因此两条下游交融，中游又保持一定距离的河流之间，也就有了各自的地缘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子合、西夜两部一开始同属一族，但在分据两条河谷发展之后，也很有可能会分裂成两个国家；反过来，即使一开始就是两个不同部族分据两条河谷，但由于地理接近，也很有可能统一为一个“国家”。
叶尔羌流域中游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地缘关系，在上游地区也同样存在。在西汉时期还分别为蒲犁、乌秅两国所领有的叶尔羌河上游河谷，在唐朝时期就统一成为了“朅盘陀国”。相比地形复杂，流域面积更大的上游地区。叶尔羌河中游的两条谷地之间统一难度要小些。一般认为，子合是在西夜的西面。因此我们也可以认定，子合对应叶尔羌河；西夜对应提孜纳甫河。
从河水的流量来看，叶尔羌河明显要大于后期成为自己支流的提孜纳甫河。不过这并不代表，叶尔羌河的游牧潜力要比提孜纳甫河更大。因为叶尔羌河深入沙漠腹地，水流渐缓的下游冲积扇，已经被莎车人进行了农业开发。留给子合人的，是水流湍急，容易受自然灾害影响的河谷地区。相比之下，流量较小的提孜纳甫河却可以从容的在山麓前经营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水草交融之地，然后再将部分多余的河水汇入叶尔羌河（提孜纳甫河的意思就是“平缓的河”）。
不管怎么样，比起那些湮灭于历史当中的游牧部落，子合、西夜都还是幸运的。由于身处叶尔羌河中游地区，能够扼守丝绸南道出塔里木盆地大门。这些羌系部落，不仅能够额外获取商业利益，更能被中央之国的历史所记录下来。
拥有这份幸运的，并不只有子合、西夜两部，当我们沿着昆仑山北麓，顺着张骞东归的脚步眺望远方时，一系列或“城”或“牧”的国家将陆续呈现在我们眼前。
离开叶尔羌河之后，急于回国复命的张骞并不用走太远（约80多公里），就能够到达下一个补给点——皮山国了。今天在地图上找到这个古国的大致位置也很容易。因为这又是一个在上世纪初，旧瓶装新酒建制的行政县（皮山县）。
无论是二千多年前的皮山国，还是今天的皮山县，境内都没有拿的出手的河流经过。今天皮山县管辖区内，由西至东排列有五条稍具规模的河流，分别是：皮山河、塔斯洪河、桑株河、杜瓦河，这五条河流目前每年所能提供的地表水总量，约为7.5亿立方米左右。相比喀什噶尔、阿克苏、叶尔羌这些年径流量几十亿立方米的河流，皮山这五条河流所能滋养的绿洲面积，可见并不会太大。
这种由几条规模不大的河流，沿山麓东西纵横100公里上下，整合成一个虚线状聚落绿洲国家的情况，我们并不陌生。在塔里木盆地北部，孔雀河与阿克苏河这两条大河之间，乌垒国就曾经以相同的结构存在过。基于它的位置，这个国家的都城“轮台”，甚至成为了西域都护府的驻地。
流淌在轮台故地和今天轮台县的九河河流，我们曾经打包命名为了“轮台九溪”。参照这个名字，同样也可以将皮山绿洲所涵盖的这五条小河称之为“皮山五溪”。对比淡水补给的和绿洲面积的话，皮山绿洲只能说比轮台绿洲略强一点。在二千多年前，乌垒国的人口是1200人（不包括西域都护府直辖人口）；皮山国则是3500人。今天的话，生活在二县的人口也只是12万和20万的差别罢了。
总的来说，象乌垒和皮山这样小规模的绿洲国家，在地缘政治舞台上注定是没有办法成为主角的。他们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往来的旅行者缩短补给的周期。只不过，乌垒在地缘政治版图上的命看起来比较好，由于位置处在丝路北线的入口处，又背靠汉帝国需要时刻提防的游牧区，成为了西域都护府的驻地。当然，对于乌垒人来说，这并不能算是一件幸事。毕竟乌垒是在李广利屠城灭国之后，才获得这个政治地位的。
既然轮台绿洲有机会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地缘位置，那么皮山绿洲有没有可能，在地缘位置上发挥点特殊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让自己位置特殊一点的机会，在于你能不能成为一个十字交叉的交通枢纽。即使不能达到这个完美状态，也要尽量成为一个“丁”字形交通网的节点。从地理结构和“皮山五溪”的水量上看，皮山绿洲想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打通一条连接北线的交通线，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了。如果皮山人想让自己更受重视的话，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背后的青藏高原上了。
当皮山人把目光越过昆仑山脉，投向那片高寒之地时。眼前的景象应该会让他们大失所望。这片被我们划定为“藏北高原”的土地，总体上就是一片无人区。好消息就是，皮山人基本上不用担心，有象乌孙、匈奴那样强大的游牧政权，从昆仑山下来袭击自己；而坏消息是，你同样也无法从这片无人区中，获取区额外的地缘利益了。
如果皮山绿洲一定想向南做点什么的话，他们就只能在穿透这片无人区之后，继续向南，看看藏北高原之南有没有机会出现。从今天的皮山县城向南拉一条直线，一路向南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条线所指向的，正是我们曾经花费不少笔墨解读的，能够将商旅带入拉达克、巴尔蒂斯坦、阿里高原的“喀喇昆仑山口”。假如从皮山出发的旅行者，能够寻得路径纵穿这片300公里的高寒之地，那么皮山的地缘地位，就机会提高一点了。
虽然穿越藏北高原，直达喀喇昆仑山口的费效比究竟是多少，这样做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过大，还有待商榷，但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这样一条连接皮山与喀喇昆仑山口的古道。帮助古道接近昆仑山分水岭的，是皮山五溪中的“桑株河”。而帮助旅行者翻越昆仑山脊的山口，也因此被称之为“桑株山口”。
今天我们并不会详细解读桑株道的具体走向。事实上，这些穿越藏北高原腹地，进入克什米尔或者西藏的道路本身，并没有太大商业价值（所以不能将之看成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因为在如此高寒缺氧的地方穿行，你所付出的代价，很可能要远远高于所能获得的商业利润。不过从政治和军事角度看，这类沿途没有战略支撑的“小路”，也还是有其价值的。
之所以现在不解读桑株道的走向，是因为桑株河所能开辟的天然道路，仅仅是一小段。最终它必须借助和田河上游河道之一的“喀拉喀什河”，才能够继续向南延伸。而提到喀拉喀什河以及它下游的“和田河”，于阗这个南线大国就将浮出水面了。相比拐弯抹角想升级为地缘枢纽的皮山绿洲。于阗所在的和田绿洲，却天然已经具备了南线枢纽的地位。
总的来说，丝绸之路南线的国家并没有北线强大。个中缘由相信大家也已经清楚了，毕竟相比南北都有高大山脉阻隔的昆仑山脉，天山能够给予的水资源要更多。基于这个原因，塔里木盆地北缘才会诞生出“龟兹”这样，人口八万的“超级大国”。至于南线，莎车这样一万六千人口的国家，已算是大国了。
不过莎车人要想统一丝绸之路南线，难度还是挺大的。一方面是叶尔羌绿洲的位置太过偏西；另一方面则是在皮山之东，还有一个人口与之相当的“大国”——于阗存在（口一万九千三百人）。于阗能够成为南线大国，并不让人奇怪。我们一直说，塔里木河有四源。之前我们解读过的阿克苏河、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已经分别对应了姑墨、疏勒、莎车三个人口两万上下国家。作为四源当中位置最南的于阗河，自然也能在昆仑山前滋养出一片绿洲，成就一个“大国”了。
在我们粗解塔里木盆地时，于阗河的名字就已经出现过了，它今天的名字是“和田河”。在张骞通西域之后，和田河所指向的昆仑山脉，以及产生这条河之中的“和田玉”，都被“有机”的融入了华夏文化体系中了。当然，将于阗河作为黄河源头的说法，肯定是不足为信了。不过，这条发源于塔里木盆地之南的河流，的确是有些神奇色彩的。因为它不仅在山前滋养了和田绿洲，还继续向北延伸了将近千里，穿越了整个塔克拉玛干沙漠注入塔里木河。
很显然，任何试图在塔里木盆地有所作为的势力，都不会忽视这条天然连接塔里木盆南北两线的“绿色通道”的。今天的中央之国，不仅沿和田河走向铺设了贯穿大沙漠的217国道，更在和田河与塔里木河相交之处，建制了兵团城市——阿拉尔市。事实上，阿拉尔市并不止是和田河——塔里木河通道的交通枢纽，看视线移到它的北方，我们会看到阿克苏河也是在这个位置上注入塔里木河的。
阿克苏河——于阗河连通在一起，所打通的就不仅仅是纵贯塔里木盆地的交通线了。在解读阿克苏绿洲时我们发现，阿克苏河上游河谷是连通天山草原的最佳通道。也就是说，天山之上的乌孙人如果想在塔里木盆地扩充势力的话，这条绿色通道可以帮助他们渗透到塔里木盆地南线。只不过，由于更为强大的游牧帝国——匈奴，以及在西域步步为营的汉帝国存在，真正透过于阗河影响塔里木盆地地缘政治结构的，主要还是汉、匈两国了。
对比塔里木河源四国（姑墨、疏勒、莎车、于阗）的地缘潜力，姑墨其实应该算是最好的。一方面丝路北线的贸易量要比南线更大，身处北线枢纽点的姑墨在物流上获益的机会会更大；另一方面，姑墨也是四国之中，唯一人口超过两万的国家（二万四）。然而任何优势都是比较而生的，姑墨的悲剧在于它的东侧，有一个绿洲面积更大的超级大国“龟兹”。而北部，又有仅次于匈奴的游牧大国“乌孙”。在这种情况下，姑墨能够在北线坐大的机率就很低了。
相比之下，于阗就要好命的多了。于阗河的存在，并没有让于阗国承受太大的压力，更多的是让他们多了一种政治上选择。因为无论是在北线坐大的龟兹人，还是试图与汉帝国在西域争个高下的匈奴人，都很难透过于阗河千里奔袭于阗国。即使在军事上这样尝试并取得了成功，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存在，也会让这些入侵者倾向于，用间接控制（比如扶植一个亲己方的于阗王）的方法保持影响力。这就保证了，于阗有机会在较少受到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在南线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于阗人的这一优势，在东汉时期终于得到了体现。在汉帝国因内乱暂时退出西域之后，塔里木盆地国家被压制已久的战争冲动，终于得到了释放（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争斗）。在这一轮兼并当中，于阗国可以说是获益最多的。不仅人口迅速膨胀到了八万之巨，更一度向两翼扩张，控制了从疏勒到精绝的塔里木盆地西南绿洲带（共计13国）。
总的来说，于阗国有机会在南线称霸一时，是因为于阗河的水量够大。不仅让它的绿洲能够压倒象皮山这样的小国，更能够打通一条直通北线的交通线。而于阗河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水量穿透沙漠，则主要是因为它的集水区够大。之前我们也提到过，于阗河在上游有两源，即西侧的喀拉喀什河和东侧的玉龙喀什河两河在昆仑山前的距离非常接近（当年的于阗国和现在的和田市，都是建制于两河之间的绿洲上）。
单从对下游地区的贡献来看，两条河流应该是不分伯仲的。它们每年都能分别为下游地区，各输送20多亿立方米的融雪。正是在这种合力作用下，于阗河才能够在沙漠腹地打通一条生命走廊来。当然，如果从文化角度来看，玉龙喀什河的贡献应该更大些。因为收集昆仑山北坡之水的它，是和田玉（籽料）的主产区。正因为如此，玉龙喀什河才又被称之为“白玉河”。至于喀拉喀什河，则是以墨玉为主了（所以也称墨玉河或乌玉河）。
尽管喀拉喀拉河所出产的羊脂白玉数量较少，但它在提升和田绿洲地缘价值这件事上，所作出的贡献却要大的多。因为这条发源于喀喇昆仑山脉北坡，穿透藏北高原西北部以及昆仑山脉的河流，能够帮助于阗人打通一条通往南方之路。
很显然，从于阗及其周边国家直线向南的话，之前花了大把时间解析的克什米尔地区，以及西藏的阿里地区将会再一次呈现在我们眼前。尽管一些历史研究者以及徒步旅行者，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将在此寻找新的丝绸之路线路，但通过我们之前的分析，大家也应该明白了，这些所谓的“道路”并无法稳定的承担贸易功能，将它们归为丝绸之路的支线并不合适。
虽然开通这些道路并没有太大商业价值，但并不表示它们在历史上不能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对于那些虔诚的宗教传播者来说，这些通行之中的困难，会被视为修行中所必须承受的考验。事实上，在塔里木盆地与南亚、西藏的交流史中，很多被历史记录下来的通行案例，都带有宗教色彩。相比于商业往来，这些宗教、文化上的传播事件，对当地族群的影响力要深远的多（比如玄奘法师）。
在有关于阗人的历史记录中，有一种说法是他们源于阿育王时代的北印度（呾叉始罗国）。虽然这种说法无从考证，但从考古发现来说，作为西域著名的佛国，于阗人所信奉的佛教，无疑带有浓厚的印度原生佛教色彩。如果于阗人或者来自印度的僧侣，出于宗教传播上的需要，频繁穿行于几乎没有战略补给点的藏北高原，我们并不应该感到奇怪。
如果从河谷的走向来看，喀拉喀什河算是叶尔羌河以东，最接近喀喇昆仑山脉的河流了。它的源头直指今天中、印双国争夺的阿克赛钦西部。理论上，从于阗所处的和田绿洲，一路向南穿越昆仑山脉、阿克赛钦等地区，就能够无限接近喀喇昆仑山口以及其西侧的克勒青河谷了。至于旅行者接下来，是选择哪个山口进入包括拉达克在内的克什米尔地区，就要看此行的目的和诸道路的通行条件了。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穿行，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其实是很难预先计划的，因为自然灾害可能会随时阻断，向导为你设想的道路。在寒冷的冬季，穿越那些冰封的山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到了洪水时段，河水又会蓄满那些狭窄的河谷。即使避开了这些危险的季节，各种地质灾害依然会随时让你不得不改变前进的方向（比如今天如果我们去喀拉喀什河谷中考察，就可能经常会碰到从两侧山地掉下的落石）。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带上指南针（保证你没有走回头路）和足够的补给、畜力，让你有时间在高山峡谷之中做选择题。
有鉴于此，尽管喀拉喀什河谷，貌似是穿越昆仑山脉的最佳选择，并一度也成为了新藏公路的选项，但它并没有成为最终的选择（上世纪90年代，在昆仑山北坡修筑了水库，就更没这种可能了）。我们无法准确判断，2000多年前的于阗人，透过喀拉喀什河谷获得了多少利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于阗人想稳定的保有一条，通往南方之路的话（而不是受制于他们的直接竞争对手“莎车”），仅仅困守于阗河流域是不够的。
向西吞并皮山这个绿洲小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近代，皮山绿洲所控制的桑株河谷，曾经一度成为了深入昆仑山脉的主通道。对于阗人来说，利好的消息是经由皮山国穿越桑株山口（达坂）的旅行者，最终会发现在山口北侧迎接他们的河谷，是能够把于阗人带上来的喀拉喀什河。从这个角度说，皮山绿洲与和田绿洲之间的地缘关系，要比它与叶尔羌绿洲的关系更为密切（尽管距离上，皮山与莎车更近一点）。
在东汉时期国力达到顶峰的于阗也的确吞并了皮山，于阗人甚至一度吞并了他们最直接的竞争对手莎车（之间莎车也曾经攻占过于阗）。这也意味着于阗国似乎控制了所有穿越昆仑——西昆仑山脉，进入克什米尔地区的入口。然而如果于阗人真的想做到这一点的话，就不能只把目光局限在自己的西侧了。因为在和田绿洲的东侧，同样有一个在人口潜力与交通位置上，能够威胁到于阗的绿洲——克里雅绿洲。
依照绿洲的命名原则，克里雅绿洲所指向的自然就是“克里雅河”了。在今天行政版图中，克里雅绿洲所指向的行政区，就是今天隶属和田地区的“于田县”。在二千多年前，汉帝国的使者在此发现的国家叫作“扜弥”（也称“拘弥”）。在汉书的记载中，这个绿洲国家的人口数量达到了惊人的二万四千人。而被我们视作南线国家主力的于阗国，人口也不到两万（一万九千三百人）。
依人口数量倒推绿洲面积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克里雅绿洲的面积应该超过和田绿洲（最起码是同一级别）。然而今天的于田绿洲，在体量上却完全无法与和田绿洲竞争。整个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位于和田绿洲上的和田市（于田县受和田地区所辖）。事实上，于田之于和田的这种从属关系，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定型了。
事实上，在中央之国记录下来的西域历史中，扜弥国一直是以弱者的形象出现在史书当中的。为了帮助这个后来被于阗吞并的国家复国，东汉帝国甚至发动了两场战争。对比扜弥——于阗两国在西汉时期的人口数量，我们无法想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唯一能够解释这点的，就是扜弥国因为某种原因迅速衰弱了。
这种衰弱并不应该是因为战争而起的，因为即使扜弥国因为外力而灭国，但只要这片土地还在，很快就会以其为基础出现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并重新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这就好像中央之国在古典时期一直会周期性的出现王朝更迭，但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板块，中央之国在东亚一家独大的地位，两千多年来却一直变有被削弱过。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克里雅绿洲在西域地缘政治舞台上的末落。唯一能够解释这点的，就是整个绿洲的地理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
在环境恶劣的塔里木盆地，完全依赖高山雪水补给的绿洲，因河流改道一类的原因影响到“国家”命运的例子并不鲜见。在我们已经解读过的内容中，神秘消失的楼兰古国就是典型案例。相比身处罗布泊西岸，完全依靠千里之外补水的楼兰，与集水山地位置接近的克里雅绿洲要幸运的多。最起码我们现在，依旧能够在此看到绿洲的存在。也就是说，克里雅绿洲是萎缩而不是消亡了。
在张骞回程路过扜弥国时，这个绿洲应该正处于它的鼎盛时期。只不过很快，准备经营西域“断匈奴右臂”的汉帝国，就将亲眼见证这个绿洲的衰败了。在后汉书中，以“拘弥”之名被记录下来的克里雅绿洲，人口锐减至了七千余人。而在于阗两灭其国之后，再次复立的拘弥国就只剩下一千人了。
那么，扜弥国的衰弱，是否是因为克里雅河的改道，或者水量变小呢？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所谓的“克里雅绿洲”并非仅仅指向今天的克里雅河冲积扇。而扜弥国的地望，也并不能简单对应在今天的于田县。
在和田和于田的中间，还建制有一个行政县——策勒县。在谷歌地图上，这个县级行政区看起来就象是在沙漠之中崛起的一座城市。你只有把地图放大到，可以看见乡镇级别行政区的程度，才勉强可以看见一条叫做“策勒河”的河流，纵穿策勒县城。当然，要是再实地考察的话，我们会发现，最起码在洪水季节，策勒的土地上会出现八到九条河流的痕迹。
总的来说，策勒绿洲是一个没有大河支撑的绿洲，能够常年保证下游有水的河流，只有策勒河和它东侧的奴尔河。所在的河流全年加在一起，所能提供的地表水资源也不到6亿立方米。并非说这种数量级的水资源保有量的绿洲，就不能进入地缘政治舞台了。在之前的内容中也出现过轮山、皮山绿洲的案例。只是参照对那两块绿洲的定义，策勒绿洲的这几条河流，级别上定位为溪流会比较合适。
讨论策勒绿洲的这几条地表水到底是应该被定位为河流还是溪流，它们应该被统称为“策勒八溪”还是“策勒九溪”，并没有什么意义。将它们呈现出来的目的，是让大家明白这块绿洲是多么的脆弱。如果你有机会从空中俯视策勒绿洲的话，一定会担心它随时有可能被沙漠所吞噬。事实上，策勒绿洲也的确是中国沙漠化风险最好的地区，仅策勒县城就曾经被迫搬迁过三次。
虽然策勒的情况那么不尽如人意，但比起塔里木盆地腹地那些几无人烟的沙漠地带，总还是有机会从昆仑山北坡得到些雨雪资源的策勒，应该并不会消失。而鉴于它的位置，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它能够往来东西的物流通道中，得到一些额外的补给。
既然绿洲体量相当的皮山、轮台两县，在两千多年前都曾经支撑过一个人口过千的绿洲小国，那么今天谋得同样行政级别的策勒绿洲，在当时被汉帝国的使者们，甄别出了什么国家呢？其实这个国家在我们的文字中已经出现了，它就是——扜弥国。
这也就是说，扜弥国所指向的绿洲，并非仅仅是今天于田所在的克里雅河两岸，而是包括从策勒河西到克里雅河东，东西纵横约110公里的区域。然而这也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当年的扜弥国，曾经一度拥有压倒于阗国的人口。要知道，今天的皮山绿洲，东西连线也有100公里。真正决定一片绿洲人口潜力的，并不还是在于它的地表水资源。
今天的克里雅河，年平均径流量并不比策勒河多多少（也就7亿多立方米），它能够比策勒绿洲上的那些河流，更多出现在地图上，只是因为它的水量集中汇入了一条河。然而时光仅仅倒退100年，克里雅河的水量也比今天多出2倍以上，河流的长度也要多出100多公里。这意味着，今天包括策勒河、克里雅河在内的河流，最起码在近现代出现了萎缩状况。
尽管很多人将西域河流水量减少的矛头，指向人类的过渡开发，但这种说法并无法解释，二千多年前的扜弥国和克里雅绿洲为什么迅速衰弱了（而同时期其它绿洲，并没有出现那么显著的变化）。唯一可能合理的解释，就是克里雅河及其附近河流的集水区，在自然条件上出现了些许变化。
假如从策勒河——克里雅河一带的河流，在二千年前的流量要远大于今天，那么按照它们今天的走向，我们完全可以认定这些河流在昆仑山北麓种积成了一片，东西纵深超过百公里的连片冲积扇形绿洲（而不是象皮山绿洲那样呈点状分布）。基于克里雅河在这些河流中的比较优势，我们依然应该将整个水系标注为“克里雅”。也就是说，当年张骞曾经路过的扜弥国，所指向的将是包含策勒、于田两县的绿洲。而克里雅绿洲范围，也应该扩张至整个策勒境内的河流。
这样一个绿洲，在流域面积上已经完全可以媲美和田绿洲的体量了。我们不能确定的是，二千多年前的克里雅河在水量上，是否能够超过于阗河。不过历史记录和考古发现表明，二者完全可以被视为同级别的竞争对手。因为那时的克里雅河，也曾经象于阗河一样，向北接入塔里木河。
如果克里雅河的水量远大于今天，又能够得到策勒境内河流的支援，那么西汉时期的克里雅河流的比今天远，是符合逻辑的。不太确定的是，克里雅河是完全独立注入塔里木河的，还是在最后阶段向交汇于阗河，与之共同突破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阻隔的。因为有历史记录表明，克里雅河最后所指向的北线国家，也是于阗河所指向的姑墨（说明它是向西偏流的）。
考证克里雅河下游故道走向应该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毕竟这一地区已经是黄沙漫漫了。即使是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的克里雅河下游，也经常会小范围改变自己的河道。事实上，当年扜弥国的政治中心，很可能并不在克里雅河两岸，而是在今天的策勒境内（有诸如达玛沟等大批遗址）。考虑到水量越大的河流，越有可能变化无常，这种选择是可以理解的。
通常情况下，在没有预期收益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要求地质学家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沙漠腹地考察那些曾经的河道。不过，如果这些河道能够帮助定位那些留有丰富文物的遗址，就另当别论了。只是我个人希望，对这种因果关系感兴趣的，不要包含那“盗墓”这个古老行业的从业者。
绝大多数时候，盗墓者会比考古工作者更早出现在，要那些古代遗迹上（基于二个职业的出现时间，我们完全能够理解考古工作者在这方面的无奈）。不过克里雅河下游的圆沙古城是个例外（在谷歌地图上输入“圆沙古城”就可以定位了），遵循上述因果关系的考古工作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今天仍可识别的克里雅河尾闾三角洲地带，发现了沙漠遗址。而它的位置已经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将近300公里，几乎就是今天塔里木河水系的中点。
如果没有了解克里雅河以及克里雅绿洲的前世今生，相信大家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塔克拉雅干腹地会有这么一座城（不光是军事意义上的据点，还是一个有居民居住和灌溉农业的定居点）。而当我们知晓了扜弥国曾经的规模，以及克里雅河曾经对接塔里木河的经历之后，这一点就很好理解了。对于试图从沟通北线中获取额外地缘利益的扜弥人来说，在如此漫长的交通线中，如果有一个或多个有自给能力战略补给点，维护起来将会轻松的多。
圆沙古城的发现，还为我们带来了另外的收获，那就是其中所发现的人类DNA显示，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于欧洲。这似乎也能够为我们解开扜弥国甚至整个南线绿洲国家，在两千年前的种族问题。
事实上，圆沙古城的发现也能够帮助我们佐证扜弥国的衰弱时间。因为这个被兴盛于两千年前的古城内，没有发现任何汉帝国的影子。也就是说，在张骞凿空西域前夜，这个曾经拥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古城被扜弥人放弃。而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克里雅水系的流量在那个时候出现了明显变化，以至于在汉帝国开始经营西域后不久，便无法支撑其南线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包括策勒等河流在内的，克里雅河水系锐减了。可以肯定的是，这应该是自然的力量，而不仅仅是人类过渡开发的原因。从集水区的角度来说，从喀拉喀什河到克里雅河一带的昆仑山体，是昆仑山脉中淡水保有量最大的部分。整个昆仑山脉中承担蓄水功能的冰川，有75%集中于此。
相比于阗河水系，克里雅河水系的集水区在区位上有些单一。（包括策勒等河流）除了克里雅河以外，其它现在和原本汇入克里雅河的河流，都是从昆仑山脉北坡集水。相比之于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的集水区，就要深入昆仑山脉腹地更深了，其中喀拉喀什河甚至把源头都甩向了喀喇昆仑山脉。如果这段冰川资源丰富的山体北坡（或者整个塔里木盆地）的年平均气温出现了些许变化，那么克里雅绿洲受到的影响，就可能远大于和田绿洲了。
顺着这个思路再往下推论，那条存疑的塔里木河“南河”的存在与消亡，也很可能与昆仑山北坡融雪量的变化有着一定联系。当塔里木盆地南沿诸河的流量，都比现在有明显提升的话，它们在低地漫流并开拓新河道的可能性也要大于今天。如果这些河道在某一时期连成一线，并将南线所收集到的淡水自行向东送入罗布泊洼地，并非没有可能。
克里雅水系与塔里木水系的变迁问题，还有待相关专业人士做进一步的研究。不过就克里雅这条河流，所能承载的地缘信息来说，它的故事仍然还没有结束。
穿昆仑山而过的克里雅河，并没有象喀拉喀什河那样，将源头指向喀喇昆仑山北麓。其实从方位上看，克里雅河即使再向南延伸，也已经与喀喇昆仑山无关了。如果从克里雅河在山南的源头，拉一条直线向南穿越藏北高原的话，它所能碰到的下一个高大山脉，应该是冈底斯山脉了。而顺着这条直线再往下划的话，圣湖玛旁雍错就将出现在连线的另一端。
克里雅河及其南部地区的地理结构，似乎在向我们暗示，如果一定要选择克里雅河谷进入青藏高原的话，那么最终目的地只能是阿里高原及其所属的西藏地区。假如你的目标是克什米尔和其南部的印度河平原的话，就没有必要在高寒缺氧的藏北高原，多耗费成倍的时间和精力了（选择桑株道的话，在藏北高原的路程要少一半以上）。
任何在行政地图上所划出的直线穿越方案，都只是理论上的计划。在实际操作中，下一个补给点的位置，才是路线的决定性因素。从阿里板块的地缘结构来看，其位置最贴近藏北高原的，有农业基础的人类聚落区，就是位于藏北高原之南，大湖盆地带（羌塘盆地）西端的“班公错”湖区了。
建制于班公错东南部的行政区，就是阿里三围中的“日土县”了。从行政角度看，从于田出发准备进入卫藏地区的旅行者，将要穿越整个藏北高原进入日土。然后在稍做休整之后穿越或者绕过冈底斯山脉，进入狮泉河谷，最终在玛旁雍错之东接入雅鲁藏布江河谷。
总的来说，这条线路与我们理论上连接克里雅河源头——玛帝雍错的那条直线相比，是向西绕了一条折线。问题在于，虽然我们都知道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是它们之间的直线。但克里雅河与班公错湖之间的连线，显然要比这条直线穿越藏北高原的理想线路，要更容易让人摆脱藏北高原的恶梦。
在克里雅河与班公错湖间的连线当中，最重要的节点应该是克里雅河源之南的“克里雅山口”了。山口南面所指向的，是藏北高原那些由一个个盐湖所组成的内流区。具体说，翻越克里雅山口之后的我们，会向西南方向从两个盐湖：邦达错和郭达错之间穿过。然后再寻路切入班公错湖东。
就这条线路来说，翻越山口已经不是最大的障碍了。因为有了藏北高原这个底座，那些在高原上凸起的山地，相对高度反而并不算太高了。身处其中的话，我们甚至很难准确定位，包括克里雅山口在内的，各流域之间的分水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藏北高原之旅会变得很轻松。因为比起这些可以用脚克服的障碍，高原反应和变化无常的天气才是你最需要担心的（更何况沿途根本没有补给）。
由于包括阿里、卫藏在内的西藏地区，在二千多年前并没有与中央之国发生地缘联系，所以从南疆直通阿里的克里雅古道，并没有进入汉帝国的视线。不过在第二帝国时代，崛起的吐蕃人应该就很有机会通过克里雅山口，向驻守南疆的唐军发动奇袭了。鉴于双方对高原适应性上的差异，唐军却基本不可能透过藏北高原，威胁到吐蕃。当然，我们前面也说了，即使是最适应高原的土著，也不可能在藏北高原经营一条战略通道。这些古道至多能起到的，只是支撑一两次成功的军事行动。
在近现代，克里雅山口曾经经历过两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只不过，这两次军事行动却都是由低地向高地的逆袭。最近的那次，就是1950年代表红色中国，最先踏上西藏土地的那支“进藏英雄先遣连”。然而带着探路目的的他们，在翻越克里雅山口之后，并没有向西南方向直切到班公错湖区，而是偏东南方面进入了羌塘盆地的西段腹地（今改则县境内，其驻地今名“先遣乡”）。问题是，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片游牧之地并无法真正成为前进基地。因此在其后不久，西进占据日土地区以及阿里高原那几条圣洁的河谷，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好在此时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已经签署）。
相比那支主要由低地农民所组成的红色先遣部队，准噶尔人在18世纪初，透过克里雅山口，向卫藏地区发起的那一次攻击，就要顺利的多了。蒙古人的这一次攻击，事实上也没有遵循我们刚才所规划的“合理”路线，先行抢占日土（班公错）这个桥头堡。而是象先遣连一样，直插羌塘盆地腹地。不过，进入草原地带的他们，并没有向西移动至班公错湖区。准噶尔人选择的是转而向东移动，在对手还未反应过来时，6000骑兵便出现在了纳木错湖畔。
从蒙古人的角度来说，他们的确有资本这样做。前面我们也分析过，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以北的“大湖盆地带”整体上是西藏的游牧区。尤其是纳木错东北，可以从横断山脉接收印度洋水气的那曲一带，更是羌塘草原的精化所在。相比从班公错湖起，一步步的沿狮泉河——雅鲁雅布江，一步步的向拉萨攻击前进。拥有强大机动能力，对草原环境更有控制力的准噶尔人，显然更愿意快速通过大湖盆地，以羌塘草原为前进基地。在这里他们不仅能够就地获取补给，更能马上切入近在咫尺拉萨河谷（反过来，当年吐蕃的游牧骑兵，也可遵循相同路线进入塔里木盆地）。
事实上，当年对藏北高原以南地缘结构几乎一无所知的红色军队，之所以会错误的选择先切入羌塘草原腹地（而不是进入班公错湖区），就是受了准噶尔人的误导。问题在于，他们在从南疆土著那里得知，蒙古人曾经的进藏路线之时，却忘记了自己并不具备游牧民族那种对恶劣环境、草原地带的适应性。
在后来的探路过程中，阿里高原终于成为了一切穿越藏北高原路线的终点。在经过多次试错，付出极大代价后。今天这条通过叶尔羌河右岸支流——提孜那甫河（上游哈拉斯坦河谷）进入藏北高原，并最终透过阿克赛钦地区进入阿里高原的“新藏公路”得以修筑成功。
不过，在未来的日子里，克里雅山口还是有可能真正成为连通南疆与西藏的地缘枢纽。因为在中国调整通过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研究建设和田－狮泉河－日喀则线”被明确列入了远期计划当中。结合这条铁路将向西对接喀什——乌鲁木齐这条北线铁路线的情况来看，克里雅山口将很有可能成为铁路进藏的选择（如果在皮山的桑株山口就进藏了，那和田市就会被无视了，这在地缘政治层面上是很难被接受的）。
当然，如果综合考虑到向边境地区战略投送这个问题的话，在和田以西进藏，采取与新藏公路接近的路线，沿着与喀喇昆仑山平行的线路接入阿里高原，也许会更为合理。至于说最终的新藏铁路会采取什么样的进藏路线，还要有待相关部门的综合考量了。
附：克什米尔及其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
基于南疆——西藏之间的交通问题，对今天中央之国的西部安全有着重要意义，所以在汉帝国并没有能力渗透于此的情况下，我们还花了很多时间在这片屋脊之地上。而现在，是时候回到昆仑山北麓，去继续我们的张骞回家之路了。
在张骞循南线回国复命的时候，克里雅绿洲的扜泥国肯定是他的必经之地。然而扜弥国却并非是克里雅河流域唯一的“国家”。在它的南部，山地平原交接之处，还有一个人口两千一百多的小国——渠勒存在。这种情况其实并不鲜见，那些占据了大块绿洲的国家，并不一定就能控制上游地区，那些地势更高的土地。
比较不能确定的是，渠勒国到底已经成为了一个农业国家，还是一个象西夜、子合那样，生存于绿洲外围的游牧国家（尤其是那些有通行价值的河谷）。从这个国家有一座城“鞬都城”的情况来看，渠勒人最起码在汉使前来考察之时，已经部分适应了定居生活。
不过有一点倒是能够确定，那就是靠近昆仑山脉生活的渠勒国，并不处在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上。在扜弥之后，下一个能够从丝绸之路直接获益的国家，将是一个非常神秘而又特殊的国家——精绝。
在西域诸国中，精绝国的神秘度应该算是仅次于楼兰了。这两个国家之所以神秘，并非是因为它们完全被历史所湮没。恰恰相反，它们之所以引发世人的关注，是缘于两国都有相对完整的遗迹留存到现在。
楼兰、精绝两国之所以能够为我们留下大量遗迹，完全是因为它们很早就被沙漠所覆盖。而那些一直以绿洲形态存续到现在的土地，在人类的反复利用下，能够保留下来的信息就要少的多了。
在水就是生命的西域，几乎每一个国家都要对应一条以上的河流，尤其是那些以农业为主的定居国家。精绝也不例外，它所对应的这条河流，今天被称之为“尼雅河”。而精绝遗址也因此被称之为“尼雅遗址”。在这片遗址中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就是那个带有谶纬意味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织锦了。
今天在尼雅河流域所建制的行政区，叫做“民丰县”。从汉字的本意来看，这个1945年建制，取意“人民丰盈”的行政区，无疑是讨了一个好彩头。不过当时没能象皮山、轮台等县那样，复制西域古国名，不得不说一种遗憾。要是那样的话，现在应该对发展旅游业会更为有利。
未能用“精绝”二字为县名的理由，也许是因为那个“绝”字，毕竟这个字在汉语中的寓意不太好（尤其还跟“精”字连用）。当然，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者来说，叫什么标签都不重要了。我们知道民丰、尼雅、精绝这些标签，所指向的是同一地缘板块就行了。不过，一定从地缘角度，严格区分这几个标签的范围的话，它们所指向的板块位置，还是有所区别的。简单点说，今天民丰所经营的绿洲，并不是精绝国所经营的绿洲。也不仅仅是尼雅河绿洲。
今天的民丰绿洲，与塔里木盆地中大部分绿洲的位置一样，处于“山前平原”之上。而精绝人所经营的绿洲，却是在尼雅河的尾闾三角洲地带。如果不去探究它与河流之间的关系，单纯在地图上定位的话。估计很难会有人相信，在如此深入沙漠的地方，曾经拥有一片繁荣的绿洲（不过谷歌、百度上搜索“尼雅遗址”的话，会给出一个错误的定位）。
在东亚，河流末端的三角洲地带，往往是拥有最高农耕潜力的肥美之地。遇到更大河流或者海洋阻力的河流，在流速减慢之时，总是能够用上游带下来的泥土，扫出一片水网纵横的扇形平原来。然而对于临近沙漠地带的河流来说，这种情况却不太多见。鉴于沙漠地带强大的渗透性，大多数河流只是默默无闻淹没于黄沙之中。只是凡事都有例，在之前的章节中，河西走廊位于额尔济纳河末端的“居延海”绿洲；以及阿姆河下游三角洲的花剌子模，就是典型案例。
对于一条穿行于沙漠中的河流来说，如果想在沙漠之中滋养出一片三角洲形态的绿洲来，通常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河流的这个归宿或者中继点，多少得比周边低一点。不管你的形态是一个深盆，还是一个浅的不能再浅的碟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水流慢下来，并开始横向发展出天然绿洲来；第二个条件是，必须得有渗透性较差的黄土层做底。这样的话，水即不容易渗透掉，也有了植被生长所必须的土壤。最后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得有较大的水量，帮助你在被炙热的阳光蒸发干净之前，找到合适的归宿点打造终极三角洲平原了。
这三个条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水量了。水量够大的话，即使下游条件再差，河流也能年复一年的，把上游的黄土搬运进沙漠，自然铺就在河道上。直到它找到一个相对低地作为最终的归宿。比如曾经跨越整个塔里木盆地，注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它当年的这次成功穿越，就造就了楼兰这个与精绝齐名的神秘古国。
相比在终端造湖，并在临湖河口处打造三角洲平原的阿姆河、塔里木河，今天年均径流量不到三亿立方米，在塔里木盆地诸河中，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地位的尼雅河，对结果就没有那么多要求了。它当年应该只是在沙漠深处，找到了一片相对低地，运土、漫流成为了一小片东西纵深不算太宽的，植被丰茂的沼泽之地。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果精绝人选择了在深入沙漠腹地的尾闾绿洲生存，那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位于山前平原，处在下游中段的民丰绿洲呢？要知道，从打通东西商道和规避沙漠影响的角度来看，今天的绿洲所面临的风险，显然要小于精绝人的选择。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复杂，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对于人类来说，最为重要的事情并不是与外界沟通，并籍此而谋求发展的机会。生存下来（直白一点就是“活下去”），永远是人类的第一需求。今天的我们，仍然能够在一些闭塞的深山、原始森林中，找到与世隔绝，自给自足而生的村落。即使是在塔里木盆地，被认为已经成为生命禁区的罗布泊地区，在上世纪初还有些许多的时候，也还存在一些基本与世隔绝的“罗布人”。
如果让当年迁移到尼雅河流域的那些精绝国先人来选择生存之地的话，他们一定会选择整个流域中，水、土状况最好的地方作为栖息地。至于这个地理单元，是否更有利于与外界沟通，并不会是最优先考虑的。在这种情况下，尼雅河末端天然形成的这片沼泽之地，将会是最好的选择。虽然它的四周都被黄沙所包围，但更上游一点的地方，条件也不会好的哪去（黄沙会少点）。
在自然选择的情况下，象利用尼雅河末端天然绿洲，作为最初聚落区的情况，在塔里木盆地应该是普遍存在的情况。包括克里雅河断流之后，在沙漠腹地的最终归宿地，也都发现有了不少遗址。如果有一天，有人以卫星遥感地图为依据，沿着塔里木盆地中某条河流的故道前行，在更深的沙漠之处找到年代更为久远的人类遗址，大家也不应该为此而感到惊讶。
塔里木盆地的这种选择，与我们在东亚的经验正好相反。在洪水泛滥的东亚上古时期，靠近山地的相对高地，总是更容易先聚落出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部族的。当然，这也并不表示在塔里木盆地，这些山地、平原交汇之处，就没有被人类自然选择的价值了。只不过，通常情况下，这些拥有更为复杂气候环境的地区（可以孕育生长于不同季节的草场），会更容易成为游牧部落的选择。
在汉帝国的版图上，尼雅河在这个位置上，也孕育出了一个“国家”——戎卢。这个一千三百多人的小国，在西域的地缘政治版图中并不重要。与克里雅河的渠勒一样，只是一个与丝绸之路擦肩而过的游牧小国罢了（或半农半牧）。比较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戎”字的使用。在华夏文明的“华夷五方”结构中，那些被归入西戎范畴的族群，通常都与源自黄土高原的华夏文明，在族源上有着密切的关系。能够让这个西域小国，打上“戎”的标记。戎卢人在汉帝国使者的眼中，应该最起码具有相似的种族特征了。
这也验证了我们之前曾经作出过的推论，那就是丝绸之路南线的绿洲，最先是被那些从欧洲——中亚方向而来的，高加索人种后裔所开发。而从黄土高原渗透而来的被标贴上羌、戎等标签的黄种游牧部落，则占据了昆仑山一线的山地草场。由于两大体系在种族、文化、生产方式之间的明显差异，所以在同一条河流的上、下游地区，并没有自然融合成为一个国家或者部落联盟。
既然在汉帝国扩张至西域之时，尼雅河流域的聚落区，分布于河流的两端。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今天的民丰绿洲呢？而精绝国最终又是怎么消失掉的呢？
让塔里木盆地绿洲带，渐渐向山前靠近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扩张至此的华夏文明。这个在亚洲东部，已经经营了二千多年农业的古老文明，为西域带去了新的农业技术，开发更大规模的人工绿洲。
在张骞到来之时，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土著们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择水而生。即选择一块水流平缓，面积较大的天然绿洲，挖掘简易的沟渠，引水以灌溉有限的耕地。在这种情况下，河流末端的三角洲也就成为了人类栖息地的优先选择。而大多数地缘板块的绿洲，也因此呈线性排列状（沿河分布）。
当汉帝国开拓至此之后，塔里木盆地对水资源的利用方式开始出现了质的变化。在山前平原筑坝拦水，让河水横向漫流（与此同时，挖通更为复杂的引水灌溉系统），以形成更大面积的灌区，成为了帝国输出给西域土著先进技术。当然，帝国这样做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因为有着无私奉献的白求恩精神。而是因为经营西域的需要。
在中国传统的“耕战”模式中，如果一片土地不能够在粮食上自给自足的话，那么它将很难避免，被中央之国所抛弃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一块土地是否能够屯田以养兵，成为了衡量其价值的重要标准。以汉帝国的农业技术水平来看，西域这种择水而生的自然状态，显然浪费了大量的水土资源。而这，也正是帝国入主西域所需要的空间。
尽管汉帝国的到来，严重影响了西域绿洲原本的生存状态，但对于西域那些绿洲城国来说，并不算是坏事。因为这些从东方输入的农业人口，并不是在跟他们争抢原有的蛋糕，而是在把蛋糕做大。正因为如此，帝国在西域的屯垦工作并没有遇到阻力。相反，在看到新技术所带来的巨大收益之后，还有不少国家主动邀请汉军前去屯垦。
在河流下游地区拦河筑坝，并非是中央之国用以扩张西域绿洲形态的唯一手段。这些从大禹时代就已经开始熟练掌握治水技术的“汉人”，甚至可以直接从河流出山的谷口引水，直接将水引向待开发的土地。
如果让那些绿色环保组织穿越回两千年前，他们一定会痛斥“汉人”这种破坏原有生态平衡的做法。然而这种改变对挖掘塔里木盆地人口潜力上的贡献是巨大的。统计之后我们会发现，塔里木盆地诸国的人口在西汉时期总计也不过20万出头。而今天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口，已经超过了800万。
尽管从整体上来看，新技术的引进对于塔里木盆地的绿洲规模来说，是在把蛋糕做大，但每有一种改变之后总是会有所牺牲的。随着塔里木盆地山前绿洲的做大，能够输送给下游三角洲平原的水量很自然就会减少了。鉴于当时的人力、物力所限，中上游地区的引水工程，并不会马上让下游地区陷入生死存亡的境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山前绿洲用水量的持续增加（同时也存在，气候变化引起河流水量减少因素共同作用的可能性），象精绝这种生存于沙漠腹地的国家，就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绿洲了。
受此影响的并不只有尼雅河下游的精绝国，依附于塔里木河——孔雀河末端三角洲的楼兰绿洲，也同样面临巨大的风险。事实上，这两片绿洲被放弃的时间，大约都是在公元三世纪前后。也就是说，在唐帝国再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曾经繁荣的精绝、楼兰两国已经不复存在了。当然，如果从政治角度考虑，这两个“国家”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楼兰人已经迁至南线，变身为“鄯善”，精绝则成为鄯善的属地）。
从维护中央之国利益的角度来看，绿洲前移并横向扩张并不是件坏事。这不仅能够让西域驻军能够拥有更多的粮食储备，更能拉近绿洲之间的距离，让穿越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变得更加便捷。只不过，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会从战略层面上看到，这种改变的必要的。就人类尤其是农耕民族的本性来说，说服自己远离自己熟悉的环境，去迁移到另一片土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就像今天很多边远地区的地方政府，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劝说那些难舍故土的深山村落，整体迁移到水、土资源更加丰富的平原地带时，依然会遇到重重阻力一样（尽管那些山民也知道，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精绝、楼兰两块绿洲被完全放弃，其实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在两处遗址所遗留下来的大量文字中，至今为生态保护者们所津津乐道的是这些文字中，有对于用水、保护植被的严格规定。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可以被看成是拒绝改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楼兰绿洲之所以坚持到最后，其实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的位置相当于塔里木盆地的东大门（楼兰人倒是识时务的南迁了）。丝绸之路的南北两线，如果想在塔里木盆地东部连通，这个中继点能否保有是有着决定性作用的。至于精绝人，他们之所以固执的坚持到最后（而不是迁移到今天民丰绿洲所在的位置），就有些让人难以理解了。除非这片绿洲，有着其它吸引他们的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吸引精绝人留在沙漠深处呢？在卫星能够从空中俯视大地之前，人们很难矗立在黄沙中，想出问题的答案。但如果我们在卫星地图上，仔细观察那些尚未完全被沙漠所掩盖的河道痕迹时，解开这个迷团的钥匙就将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观察克里雅河、精绝河所显现出来的故道痕迹的话，就会发现这两条河流在沙漠腹地很有可能交汇过。也就是说，尼雅河应该曾经向西北方向注入过克里雅河。如果扜弥人曾经透过克里雅河，打通过一条连通塔里木盆地北部绿洲的通道的话，那么精绝人也同样能够透过连通克里雅河下游，获得额外的区位优势。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修正之前内容的一个错误。从卫星遥感地图上，以及历史记录的两方面证据来看，克里雅河应该不存在借道于阗河下游注入塔里木河的可能性的。它最终注入塔里木河的位置，是在阿克苏、渭干河绿洲之间（所以扜弥国才会“东北与龟兹，西北与姑墨接”）。
克里雅河通道的存在，无疑会坚定扜弥、精绝两族，在沙漠腹地坚守的决心。即使克里雅河后来不在直通塔里木河，尼雅河水也不再交汇克里雅河，这条向北的通道也不会马上断绝（圆沙古城之南的喀拉墩、马坚里克都发现有汉代——南北朝时代还在通行的城堡）。已经习惯了从北向通道中获益的精绝、扜弥人，会想办法调整方向，开辟新的通道。在这种情况下，从尼雅河尾闾绿洲——克里雅河尾闾绿洲——于阗河下游的新通道，就会成为纵穿塔里木盆地的新选择。
在汉帝国打通丝绸之路之后，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因为区位所带来的收益，已经成倍增加了的背景下。即使精绝、扜弥人所维护的这条通道，只能做为一条支线或者备选方案存在，所能得到的收益也足以吸引一个人口数千的小国，留在沙漠腹地的（前提是要有水）。当然，在这三条河流当中穿越，必定是要经过完全没有水源补给的沙漠的。但即使你沿昆仑山麓，在丝绸之路南线通行，同样的也必须备足水源去应对绿洲之间的那些沙漠的。
不管精绝人有多少大的决心，坚守他们在沙漠腹地的故土，但在河流水量减少，绿洲整体向山前平原退缩的大背景下，精绝绿洲的消失已经不可逆转了。当然，精绝人并不会就此完全消失，他们只是在迁移后没能再以精绝之名，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罢了。至于精绝人到底融入了后来哪一支民族，就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了。
离开尼雅河之后，在将近三百公里的行程里，张骞并不会遇到新的“国家”。不过这并不表示，他这一段的行程就没有淡水补给了。事实上，在他碰到下一个被开发的天然绿洲之前，还有牙通古孜河、安迪尔河、莫勒且河、喀拉米兰河等，从昆仑山北坡流出的小型河流。即使这些小型河流，暂时没有被进行农业开发，但它们的存在对于丝绸之路南线的开通，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汉帝国开通西域之后，上述河流（也包括其它丝路上的河流）都有可能兴建一些城堡，以帮助往来商旅进行补给。比如尼雅河东侧的安迪尔河下游三角洲地带，就发现有始建于汉代的安迪尔古城遗址。如果最初的商路不得不依靠，那些天然存在于下游三角洲地区的聚落区进行补给的话，那么为了迁就它们，在塔里木盆地南部，就很有可能出现一条连接诸河流下游三角洲的商路。如果这个思路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可以循着各条河流所指示的方向，在沙漠深处寻找到一系列的汉代古堡。
上述河流的下游地区，暂时没有进行农业开发，并不代表在汉帝国开拓至此之前，就没有人类的足迹踏足于此了。可以肯定的是，在塔里木盆地的居民开始定居生活之前，这些河流所滋养的天然植被会先被游牧部落所利用。只不过由于气候和环境原因，这些游牧部落会倾向于以河流的中上游地区为活动中心。今天的我们，仍然能够在莫勒且河、喀拉米兰河等河流所依附的山谷中，发现诸如岩画一类的人类活动痕迹。
对于已经下定决心，为帝国铺就一条西行之路的张骞来说，那些在昆仑山麓逐水草而居的小型游牧部落，并不是它考察的重点。真正能够吸引他注意的，并认定为是潜在盟友的，是那些被认为在生活习惯、生产方式上与华夏文明接近的绿洲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