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己诏”是什么？它是古代帝王在面对君臣错位、天灾、政权危难之时用以自省的诏书。而这种如今我们看来如同“检讨书”的诏令，在古代作用却十分明显。毕竟君君臣臣的封建纲常之下，一封诏书下的帝王的躬身自省，而团结的、缓和的便是民众、民情。
自汉文帝颁布第一个罪己诏，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有颁发。一如汉武帝刘彻的《轮台罪己诏》、李世民也曾发布过罪己诏，但若说谁才是历史上发布罪己诏最多的皇帝，那便是明思宗，大明王朝的亡国之君朱由检最多，一生曾六次发布罪己诏。
那么崇祯帝六下罪己诏，最终大明王朝却依旧亡国，又到底为我们揭露了哪2个残酷的历史真相呢？
第一个：个人的小宿命与历史大宿命
崇祯帝是明光宗朱常洛的次子，明熹宗朱由校的弟弟。按照明太祖朱元璋留下的《皇明祖训》确立的“有嫡立嫡”原则，在父亲明光宗当了不足一个月的皇帝便因红丸案溘然长逝之后，兄长朱由校继承大统。而他也被册封为信王。
如果按照正常的父死子继，他应当会是一位悠然自得、享受着太祖皇帝为宗嗣亲王们规定的万石俸禄，但是自己的兄长朱由校，即便即位时已经24岁，后宫妃嫔亦是众多，但所生之子却莫不是早早夭折，或是生下便是死胎。
而贪玩的明熹宗更是以一种滑稽的方式落幕，泛舟湖上，落水差点被淹死，惊悚之下却又饮食了霍维华的“仙药”，由此一命呜呼。
于是，朱由检便机缘巧合，更是宿命之下成就了帝王之位。但是这种个人的小命运之上的成功 却与当时的历史大命运的滔滔洪流显然是相悖的。天灾人祸、兵连祸结、群情激奋这一切都要吞没这个王朝。
第二 “好人”“坏人”——从来不是历史前行的根据
明思宗朱由检上任之后，他是一位好人、好皇帝。勤勉政事，几乎从不缺朝，身体偶感微恙，临时免朝，在遭到辅臣的批评后，竟能够自我检讨。
更为令人可敬的是他还将“坏人”魏忠贤一党打到，阉党一众260余人，或者处死，或者禁锢；旋即又扶持了“好人”东林党们上台执政。
而当1628年开始，陕西、河南、山东、山西等地水灾、旱灾、蝗灾这种小冰河期后，让整个大明王朝危如累卵之时，《诸城县志》中更是记载，古代灾年尚且还能易子相食，到了此时却已经彻底的暴露了动物性，直接杀活人为食，父子兄弟相残，肢解不堪入目。
他能做的是，下令减免赋税，赈济。但是对于这种大气候的变迁与日渐集聚的矛盾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于是在裁撤驿站、减免赋税之下，好人崇祯帝却显得“苍白无力”。
而外部辽东，当袁崇焕高喊“给我五年时间，辽东可平”之时，“好人”崇祯帝聚全国之资财，倾力支持，1629年，蓟辽督师袁崇焕以莫须有杀毛文龙，崇祯帝并无责备，因为袁崇焕是忠君的好人，而毛文龙则自持兵权，颇有不法乃是坏人。1630年，皇太极入寇京畿，他才发现原来他被好人袁崇焕给诓骗，耗资千万的关宁防线也不过是儿戏，连关宁铁骑也有军阀化的趋势，这一切是袁崇焕之“功劳”，于是他将“坏人”袁崇焕凌迟。
而内外交困之下，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气候却日渐强盛。但是眼看着捉襟见肘的财政，更甚者李自成等人还准备大举进攻。于是他写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道《罪己诏》，此时为崇祯八年（1635年）。荥阳会师，高迎祥、张献忠等辈，连自己的老家凤阳都攻陷了。
他崇祯帝唯一能做的只能是，“身者素服，声泪俱下”以告太庙。
心力憔悴，此时他的内心不知道会不会想起他哥哥朱由校临终的嘱咐，魏忠贤可用之语。他是坏人，但也更能为大明空空如也的国库，搜刮财帛，甚至辽东局势亦能在其主导之下得以安定。而被其重用的东林人又在做什么呢？以文震孟与温体仁争权为代表，崇祯一朝，仅仅宰辅便更替49位之多。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为北方大旱，下过《罪己诏》；为李自成的逐渐势大，为议和事泄露，为孙传庭战死，为几十万因黄河溃堤而亡的民众，为被清军多尔衮贼寇入侵俘获的几十万民众，下过《罪己诏》；还为张献忠这种人屠，建立大西政权，诛杀无算下过《罪己诏》。
但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当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城，他决意殉国，煤山自缢之时，他又一次下了《罪己诏》。一句“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让人痛彻心扉。
这一次，据说临了前他还特意让人将魏忠贤收敛于碧云寺，并前往拜谒。“好人”“坏人”或许只有他临死前才明白什么才是政治、历史前行的本源吧。崇祯帝是好人，东林党也多好人，但却于世事无用。
历史前行就是这样论迹不论心，充斥着残酷、无情。
参考资料：《诸城县志》
《明季北略》
《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