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外传的艺术瑰宝，它让中国人对艺术有了新的追求，浸润了千年岁月，慰藉了亿万人心！
大同站，作为佛教石窟文化的收官之站，行走在佛教东传史中的道路！
石窟艺术东传西渐路线
犍陀罗地区—— 西域（龟兹石窟群，高昌石窟群）—— 河西走廊（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 大同（云冈石窟）—— 洛阳（龙门石窟）—— 邯郸（响堂山石窟）/ 天水（麦积山石窟）—— 河西走廊 —— 西域
东传西渐是一个反复的过程，由于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加速进程。进入中原的僧侣为了躲避战争，逃回河西、西域一代，将中原汉化的佛像艺术带回这里。隋唐以后，佛教不仅遍及全国，还修缮扩建了大多数石窟，现今看到的石窟，大多始建于南北朝，兴盛完善于隋唐。
佛来之时，源于一处
众所周知，佛教起源于印度。但由于众生平等的概念受到印度教排斥，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时，犍陀罗地区接受了佛教传播因丝绸之路影响佛教在此文化融合，从口口相传到具像化的演变，逐步形成犍陀罗艺术并影响广泛。
犍陀罗地区曾多次遭受外来侵略，经历希腊、北方游牧民族塞克人......直到大月氏贵霜王朝统治，定都犍陀罗，皈依佛教，佛教兴起。
西域，这儿藏着佛的记忆
龟兹人开凿了至今最早的巴米扬石窟，佛教以及佛像雕刻艺术沿着丝绸之路翻越葱岭来到西域。
西域佛教承印度、犍陀罗佛教的续脉，东启新疆以东内地佛教的发展，是佛教东传的重要纽带与阶梯。
西域建起了数以万计的寺院、僧舍、佛舍、佛塔，弘扬佛教来巩固政权，这个时期的佛教美艺尤为昌盛，形成了佛教艺术发展的高峰期。
西域石窟群
佛教传入后，西域诸国成了佛教胜地，帝王们不约而同的推崇，龟兹、高昌、焉耆等帝王带头诵经、弘法，建造规模宏大的寺院，创作出绚丽的壁画和精美的造像，还出了历史上“千古一僧，八宗之祖”的鸠摩罗什。
具有代表性的有大概于西汉末期建造的龟兹石窟群中的克孜尔石窟和南北朝时期的高昌石窟群中的柏孜克里克石窟，散落西域各地。
克孜尔石窟壁画
在漫长的岁月中，大量的寺院已随着绿洲城邦的湮灭而废弃，而开凿于深山崖壁之上的石窟艺术，虽经历千年风云依然较好的保存。
龟兹石窟群沿袭了犍陀罗时期风格，高昌石窟群得益于王宫贵族的提倡、又因中原战乱大量汉人迁入高昌，使高昌佛教受到了汉文化与民族习俗的影响。
同时与东传的犍陀罗艺术糅合，使得高昌佛教艺术具有了与龟兹石窟群不同的风格。
石窟佛洞中留存了大量珍贵壁画，美轮美奂，泥塑像做工考究，惟妙惟肖，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结晶。
例如克孜尔千佛洞中的“牛耕图”、“锄耕图”等。这些石窟艺术生动展示了丝路文化交流和西域各族人民生活。
东渐入中原，融汇出玉门
汉明帝时期著名的白马驼著入中原，在洛阳建造了白马寺，一直为人津津乐道。由于汉明帝一场大梦，让佛教在中国展开了历史的第一页。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蜿蜒的丝绸古道在悠悠的沙漠驼铃声中伸向远方，因汉人迁入西域，佛教文化随着丝绸古道流入中原。
北凉时期著名的凉州模式，推动了中原佛教石窟的发展，还要得益于社会动荡反复，使得河西较为平静的地区成为僧侣们的聚集地。
河西地区出现了大量的石窟，如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都是鼎鼎有名的石窟群。
敦煌莫高窟，佛教进入中原第一站
佛教文化“东进西渐”的“桥头堡”，途径秦汉古道、丝绸之路、北魏古道架通了东西方佛教文化交流的桥梁。
世人常说：“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的地方”，敦煌的莫高窟，大概要算一个。
莫高窟融合了多种艺术风格，相比西域有了新的发展，逐渐形成中国佛教艺术自身特色。
作为举世皆知的丝路名城，作为文化融合的聚集地。莫高窟成为佛教石窟艺术最为光彩夺目的代表。
造物有灵，美物抵心，莫高窟藏经洞的文献被称为“人类进入中世纪的钥匙”。莫高窟亦是敦煌世界里的大唐魂。
早期发展继承了西域佛教雕塑的特点，沿袭犍陀罗艺术的某些风格，结合中原文化，成为中国化石窟雕塑的重要起点，成为佛教雕塑中国化和民族化发展过程中的一座丰碑。
天梯山石窟，北凉帝王为母祈福
作为进入玉门关和阳关后的第一大站—凉州，凡西来东往的高僧大德，大多都在这里停留驻息。他们或者在此了解与熟悉中西语言文化，或者就在当地译经宏法，在当地统治者的积极扶持下，凉州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最主要的佛教中心。
佛教初来中国，只交到了贵族朋友，对他有了解的仅限于统治阶层。佛教经河西走廊进入中土的第一站姑臧，天梯山石窟。
从开凿时间看天梯山石窟是我国“石窟鼻祖”的说法显然欠妥，武威天梯山石窟作为中国艺术史上著名的“凉州模式”已被载入文献和文史，承载着东西方佛教文化传播的记忆。
创凿于东晋元熙八年，属北凉。人们往往从年代上确定石窟艺术在佛教史和美术史上的地位，但更重要的是看其在石窟中的影响
天梯山石窟是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对凉州佛教的传播起重要作用。
在十六国时期，民族复杂，石窟艺术呈现出多元样貌，而且不乏中西结合的精品之作，为佛教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添加了浓彩一笔。
北魏灭凉后，将北凉3万佛教信徒迁徙到平城，由于鲜卑人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亟需安抚汉人，所以佛教在北魏境内兴盛起来。
麦积山石窟，凉州模式下的杰作
佛教传播通过敦煌，来到毗邻长安的秦州（今天水），麦积山作为天水境内奇特的丹霞景观地貌，早在东汉时期就引起注意。南北朝开始，东来传法的印度僧侣走完万里路，在麦积山休整，随即进入长安。
要问是哪个“杯渡”最先看上麦积山的不好确认，但有位天竺僧人却正当红，此人正是鸠摩罗什。
西去取经的中原僧侣离开长安抵达秦州，则在这里休憩调养，然后踏上西出阳关的万里远征。
十六国先后7个割据政权反复争夺造成当地人口迁徙频繁，百姓朝不保夕。
一方面促进佛教在当地的传播与发展，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限制了石窟寺庙大规模的开凿。西魏乙弗皇后死后在此开凿麦积崖为龛而葬，此后为世人熟知。
麦积山石窟的造像艺术变化也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他在太皇太后冯氏实施的汉化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加快汉化步伐。
但这没有影响麦积山开窟的热情，造像风格上在以洛阳为中心的龙门石窟等中原地区同期造像影响，已全部转变为褒衣博带式汉装人物形象。
云冈石窟，北魏平凉后迁徒为国
公元398年，一个叫做鲜卑的少数民族越过长城建立了北魏王朝。从此这里鲜活起来，时间更替与平城的被淡忘一样，昔日的鲜卑族也消逝在历史的烟幕中，只在古都一角留下了一座沉默千年的丰碑。
云冈石窟，于杀戮中崛起，于微笑中淹没。是石窟艺术在中国走向全石化的起点，在这里多种造像风格，前所未有的融合贯通，云冈模式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在东西绵延一公里的山崖上，打造出流光溢彩的殿堂。堪称中国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代表了5世纪世界美术雕刻的最高水平。
云冈石窟的诞生绝非偶然，而是诸多历史必然性结果。
从崇佛到灭佛再到重振佛教，北魏政权开启了帝王像的时代。使印度佛展现出了中国式帝王气派
它巧妙的迎合了中国人含蓄，追求神似的审美取向，使佛教造像世俗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成为中国石窟造像的标准。
随后征服西域，直接迎来了我国历史上东西文化交流的新一轮高峰。
一代代、一批批高僧大德、精工艺匠共同设计、才创造出云冈石窟等一座座旷世无双的佛国天堂。
龙门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
北魏迁都洛阳但没有放弃崇佛的传统，把营造石窟的舞台从云冈石窟转移到河南龙门。历经西魏、北周、隋唐各代的大规模修葺重妆，借助神秘的佛教文化色彩，香火盛极一时，成为古代最为有名的佛寺石窟。
全盘汉化从造像上可以看到，摒弃了游牧民族粗放好卖的特征，极力追求汉民族细致优雅的风格。
龙门石窟见证了佛教中原化的全部过程。
在汉文化影响下，佛教学说经过孝文帝提倡而逐渐发扬光大。兴起了雕凿佛像的高潮，京都洛阳成为佛教的中心。
响堂山石窟，北魏分裂，北齐建窟供玩乐
北魏末期，政权分裂成宇文泰把持的西魏政权与高欢把持的东魏政权。麦积山石窟在此时得以发展，开凿墓葬群。
东魏政权建立后被高欢儿子高洋取代，建立北齐。在邺城（今邯郸）响堂山石窟开凿。
这一时期的造像形体敦厚结实，表现出北齐民族的强健豪迈，继承了北魏风格，又创造出新花样。此时期的雕塑手艺使得造像平添了无限生命力。
完成中原化，佛学西渐
隋唐时期，唐僧取经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开放而崇佛的大唐盛世。佛教慢慢变味，剑走偏锋、独树一帜的禅宗出世，标志着佛教中原化正式完成。
因国力鼎盛，文化繁荣，龙门再次成为大规模宗教活动场所，大规模造像，群像组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佛法无边、慈悲为怀的的气氛，创造出高度完善的佛教艺术。
唐代的风格大多上身裸露，作半跪坐式。莫高窟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美术技艺达到空前水准。头上合拢的两片螺圆发髻是唐代平民发式，脸庞、肢体的肌肉圆润，施以粉彩、肤色白净、表情随和温存。
山崖石壁既经自然的鬼斧神工，又受人力的锤凿雕琢，佛像、壁画、建筑、碑文......石窟中蕴藏的历史与文化信息浩如烟海。石头不会说话，石窟却是话痨，看似静穆庄严，却无时无刻不在絮絮低语，只要驻足倾听，就能体会到石窟里的世事沧桑与人间百态。
如同云冈石窟，从这里可以看到佛教前几百年的发展轨迹，后几百年对佛教文化与石窟文化的塑形。在这里佛像雕刻艺术在中国演化的进程、佛教文化、石窟文化等在云冈石窟中都有折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