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八佾》有这样一节：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这段对话虽然不是旨在探讨绘画艺术的工序问题或创作方法问题，而是作为孔子论述“礼后”的比喻，但“绘事后素”一句，往往被目为中国绘画理论发端的一则值得注意的表述。因此，对这则本非直接涉及绘画创作的理论作适当的研究和重视，开掘其中所包涵的绘画理论因素，应该说是极其有意义的。
对“绘事后素”这段对话的注解，历代并不只一种解释，但在近期所流行的书籍中却往往为其中一种解释占据了统治地位，以致于完全淹没了另一种注释的存在，也以致于我们在往往不加思考地就认为流行的释法是当然的。
我们先来看看现在较为流行的释法：
夏传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名篇今译》中的译文是：
子夏问到：“有酒窝的脸颊笑得美啊，黑白分明的眼流转得媚啊，洁白的丝绸上面着彩纹啊，（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先有白底子然后画画”。子夏说：“是不是礼在仁义之后呢？”孔子说：“启发我的人是商呀，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
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唐满先的《论语今译》中的译文同以上的基本相同。
葛路在《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中的观点也同夏传才的完全一致，他进一步阐述说：“‘绘事后素’似乎是当然的事，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实际上包含一个道理。孔子认为，礼、乐这类活动只是礼的仪式，真正的礼内在的思想，不是外在的形式。……‘绘事后素’，我以为是讲文与质的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个本质：也都有表现本质的形式，这就是质与文。‘素’是质，‘绘’是文，文是表现质的。”
郭绍虞、王文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中的解释和郭因的《中国绘画美学史稿》等的观点都跟上述极为接近。
综观以上各家的解释，共同的结论是:一、“绘事后素”是指先有白底后有绘画；二、孔子以之喻“礼后”，礼就象绘事一样是“素底”本质的外加物；三、这段话是在说明质于文的问题。
其实，这样的解释，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宋代大儒朱熹的《四书集注》，该书的注解为:
素，粉地，画之至也。绚，彩色，画之饰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花采之饰，如有素地而加以彩色也。
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彩，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
朱熹是宋儒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对孔子思想的研究，不仅可谓“至深至弘”，而且有意发展之。由于朱熹在历史上和学术上的地位，他曾经成为儒学一代的新领袖，他的思想也成为正统儒学的新高峰，所以，朱熹的解释一向来比较为人所认可。但是朱熹，无论是哲学思想或是美学观念都不仅仅是承接，而且是“有意发展之”，因此，他对孔子的一些论点，包括“绘事后素”一话的注释理解是否符合于原意，这就是值得商榷的余地了。
除了以上的这一倾向的解释外，我们往往忽视了对历史上另一种解释的研究，忽视了研究另一种解释的合理性。
东汉文献学家郑玄（127-200年）整整比朱熹（1130-1200年）早了一千年，无疑他所处的年代更接近于春秋战国。他对孔子这一段文字的解释是:
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立。
郑玄的这一解释，与朱熹最大的分歧是有关绘事的程序问题。郑玄的解释是“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布分其间，已成其文”。也即“素”不是指朱熹所释的“粉地、画之质”，而是指可以“分布其间”的白色；绘画的过程也不是朱熹所说的“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彩”、“绘事必以粉素为先，”而是“后素功”。功在于后素。郑玄对《周礼·考工记·画缋》中的“凡画缋之事，后素功”一节的注是:
素，白彩也，后布之，为其易渍污也。
钱玄在《三礼名物通释》一书中引用了《三礼》的记载:凡画缋，先布彩色，后布白素。“素”在当时有两种解释较为流行，一是“白彩”，彩即“五色”。当时有所谓“三彩”即“朱、白、苍”三色。也就是说，“素”是白色颜料。一是“凡物无饰曰素”，可理解为“粉地”或“白底”。
从这几则典籍中的记述和分析，可以粗略地见出孔子时代“画后之事”程序的梗概:先用各种颜色施画，最后再用白颜料使画面完善。故称功在于“后素”。
这种最后用白色使画面完善的方法，其作用和效果可能是:一是郑玄所说的“为其易渍污”，作最后的修改定型；一是以白彩与众彩相映衬，使之更加绚烂夺目，即所谓“素以为绚兮。”总之，这两种作用都是为了使画面更加“尽美”。
苏联当代著名汉学家叶·查瓦茨卡娅在《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一书中对“绘事后素”的注释比较独特，但细查之，与郑玄的说法是较为接近的。她说:“绘事后素，照林语堂的解释，这句话具有‘为众人提供守礼榜样’的含义也即是说，不要采取生硬的礼仪。画家常常用白色来缓和刺眼的线条（如张僧繇、米芾），特别是在描绘云雾的时候”。她的这种说法，也同样包含有用白色来使画面完美的意思。
“素以为绚兮”一语，按朱熹一类的解释来看，往往觉得不好懂，因此他们多认为此语“逸诗”或“逸句”，即有所散失脱落的句子。朱熹对这一句的注是:“此逸诗也，……如有素地而加彩色也”。唐满先《论语今译》译文为:“（巧妙的笑容好看啊，美丽的眼睛真明亮啊）白嫩的脸蛋打扮一下更漂亮啊”这与夏传才、杨伯峻的译文意思接近，我觉得，这样的译文似乎难以令人信服，并且与上下文的关系及语法上的意义也有疑点。
“素以为绚兮”，“素”的解释见上文，我认为在此处应作“后布白素”的白色颜料解；“绚”郑云注为“采成文曰绚”（《仪礼·聘礼记》）和“文成章曰绚”（《论语·八佾》）。也即是“绚，绚烂，有文彩貌”（《辞海》）。
“素以为绚”句式与“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左传·齐桓公伐楚》）句式同，即是“以素为绚”。这种句式的目的在于强调“以”的宾语“素”。“以”在此处为“凭借”的用或拿解，“为”则是表示目的。整句的解释为“运用白色颜料使纹绘更加绚烂多彩。”从与上下文的关系看，孔子强调人不仅要有“天生丽质”即“倩盼美质”，而且还必须“素以为徇”、“礼后”，–再加以“礼”使之“尽善尽美”。此即郑玄所说“虽有倩盼美质，仍须以礼成立”的意思。
那么，以这样的分析，“绘事后素”的意思即“绘画之事，后素功”，绘画的最后是由施加白色来使画面色彩绚烂、响亮、协调的，无论画面原先的色彩图绘得如何精彩，但如果没有这最后一道工序–“布施白彩”，以产生衬托对比定型的作用，色彩及内容的效果就无法呈现出来。孔子正是借用这种绘画表现手法来说明“礼”与“仁德”的关系，他指出“礼”就如同这“素”的作用一样，是施于后，使本质内容焕发神采，使“仁德”有外在形式并呈现风韵的。
我认为，“绘事后素”，如葛路等所指出的，是指“本质与其外在表现形式”“质与文”关系的问题。但是，关键之外在于孔子并无意于抑“文”而扬“质”，也就是说并没有认为“礼”是“仁德”之装饰物，而恰恰相反，孔子以“礼”作为“仁德”的准绳和目的，礼是仁德的最高表现，正如孔子所说，“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在孔子看来，无礼是“仁”，还是“恭、慎、勇、直”诸德，都不能离开“礼”可见“礼”的低位之高。孔子在论孝时，把属于“仁”的范畴的“能养”，看成是人和犬马的同点；把属于“礼”的范畴的“敬”，看成人和犬马的异点（《论语·为政》）。孔子认为人异于禽兽在“礼”而不在“仁”。由此可见，认为孔子注重仁德而将“礼”视为外加的礼节仪式的说法是缺少依据的。
假如说“绘事后素”也同时包含着孔子的美学思想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它跟孔子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是意义相同的，“美”和“善”的统一，也就是“文”和“质”的统一，这正体现了孔子“尽美也，又尽善也”的美学观点。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思考一下郑玄与朱熹的注释，何者可信度更高一些。郑玄身为文献学专家、汉代经学的泰斗，他潜心著述，遍注群经，其博学，专注，认真，再加上他远比朱熹更接近于孔子所处的时代，故他的注释可信据的因素要多一些。而朱氏，有意继承和发展孔氏儒学，在以他为骨干的众儒共同努力下，发展形成了宋代的理学，其观点主张“遏人欲而存天理。”在善与美，质与文的关系上，他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比较强调善和质对美和文的统领作用。从他对孔文“绘事后素”一段论述的注释中，便可以窥见他这种“重质而轻文”的倾向。他怀着这种眼光来透视这段论述，自然会得出于他的思想倾向相符合的结论。#美术学#
从对“绘事后素”的意义即“先绘后素”以达“尽善尽美”的解释中，有一处“空白”值得我们美术史论研究者的注意和填补，即古代绘画的程序是如何的一种“先布彩色，后布白素”、“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绘画过程？施白素的作用和效果是否仅仅在于“易渍污”和“以为绚”，或是还有其他意义，如叶·查茨卡娅的所说的“画家常常用白色来缓和刺眼的线条”呢？还有，施白素的实践效果怎么样，是否有实物可以应证呢？由此引出的一系列问题，都很值得深入探讨研究。作者/王璜生
美术研究｜绘画：传既往之踪——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
美术研究｜绘画作品精神内涵是艺术家创造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形式
美术研究｜中国画人物写意与工笔的完美诠释，这是国画该有的样子
美术研究｜画画：用笔如揭，则形不痴蒙，用笔爽辣，才能沉着痛快
美术研究｜中国画把文化审美、精神追求连同技术全部融入其中！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快来关注美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