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余华，我们想到的就是他的代表作《活着》。《活着》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悲剧，主人公福贵被骗光了家财，一家人先后离世，最后只剩他跟一头老牛相依为命。
这个故事至今读起来仍然让人忍不住落泪，而根据《活着》改编的同名电影更是获得了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可就是这么一部描写苦难的优秀作品，却被人批评了。余华的好友王朔曾说过这样的话：
《活着》写不过《活鬼》，余华写苦难比不过阎连科。
为何王朔说余华写苦难不如阎连科呢？
在豆瓣上，很多网友也将余华跟阎连科做比较，有的网友认为余华在写《活着》之前的风格很像卡夫卡，但是在《活着》之后开始像刘震云靠拢，写起了通俗小说。
余华像极了一个油箱小的汽车，前期作品很惊艳，后面作品就有些乏力了，有评论说余华已经江郎才尽。
反观阎连科，自从去香港养老之后，创作水平又上了一个高峰。
他不断尝试新的风格，学习了很多国际流行的小说写法，给读者眼前一亮的感觉。
而且阎连科的好几部作品都被禁封，由此可见他的文章应该比余华的更有“料”。
前几年，章子怡、郭富城演了一部关于“热病”的电影《最爱》，就是根据阎连科的禁书《丁庄梦》所改编。
近代中国文学中有很多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等，而阎连科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无主义”。
他能将人性置之于绝境中进行思考。
什么是绝境？没得选不是绝境，因为那只不过是当傀儡，不自由。
绝境是踩钢丝，只有一路提心吊胆地走下去才能活，稍有不注意就会死。
阎连科喜欢把故事中的角色都放入绝境之中，然后发掘他们的人性，发掘一切有关于绝望、悲哀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王朔说：“余华写苦难不如阎连科”的原因，或许是余华想象力不够，或者是心不够狠，亦或是见得不多。
余华的小说中，大都是提线木偶似的“万般都是命，一点不随人”。
而阎连科则是设置了一个古罗马斗兽场，一个“生死局”，他给了人无限的选择，只为让他们在故事中决出生死，不论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只为了活下去。
正是这种残酷的文字，对苦难深入骨髓的描写，让阎连科获得了第一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第十二届马来西亚文学奖，的卡夫卡文学奖，日本推特文学奖。
虽然获了很多奖，也被禁了好几本书，但是阎连科最看重的却是一本叫做《我与父辈》的作品。
在这本书中，阎连科虽然描写了父母、亲情，但是在此之下的，却是他对故乡的反思，对年轻人“背井离乡”的思考。
书中有忏悔、有生存、有死亡、还有回归。
这本书在阅读时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时至而立之年的我，并不能达到像阎连科一样的领悟。
对于我的家乡、父辈一代人，我从小就有着想“逃离”的愿望。我希望我的人生不是在上一辈的轮回中重复，而是在新的地方，开启的新篇章。
然而，生长之地，即是恩赐，又是诅咒。
我在父辈那一代学到了坚韧、刻苦、勤奋，也在他们那里继承了偏执、悲情、脆弱。
在一次次的还乡探亲中，我试图去中和二者的冲突和矛盾。
但是在处理之中，失败多于成功。 在这本书中，我也仿佛看到了这种宿命感，看到了阎连科的无能为力。
如果你远离故土，回不去故乡又融入不了他乡，那么阅读《我与父辈》是一次与自己、故乡和解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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