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古代的名士传统，我们大家最先想到的大概是魏晋风度吧，的确，作为名士传统的核心部分，魏晋风度对中国古代士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而魏晋时期既不是名士传统的起点，也不是名士传统的终端。早在东汉时期，名士的称号即已出现。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条云：“驯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
此时的名士与士大夫还没有明显的分别。直到东汉后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逐渐崩溃瓦解，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日益动摇，名士开始从士大夫阶层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范晔的《后汉书》将汉末名士大致分成三类：方术名士、党人名士与独行名士。这三类名士的出现，大抵可视为后来魏晋时期名士风度中追求的新价值体系的滥觞。
魏晋时期是名士群体获得极大发展的时期，不仅政治地位提高，而且在文学、艺术诸领域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东晋袁宏的《名士传》将魏晋名士分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以及中朝名士，其中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在我国古代名士传统中的地位极为重要，他们不仅是魏晋风度的真正开创者，更是后世士大夫们争相追慕效仿的对象，尤其是竹林七贤，受到后世的高度赞扬，宋颜延年曾作《五君咏》称颂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梁沈约曾作《七贤论》，对竹林七贤大加称赞。发展到南朝时，就连民间墓室的画像砖中也可见到竹林七贤的风姿。可见名士传统发展到南朝时仍是绵延不绝。
明代洪应在《菜根谭》中有这样一句话：“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阮籍与嵇康作为魏晋名士的典型代表，与之前汉末名士相比，在思想精神方面已有极大的不同了。汉末名士重名教，精神是儒家的；阮籍、嵇康反名教，精神是道家的。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按照汤用彤先生在其《魏晋玄学论稿》中的分析，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文化方面，儒家思想在逐渐衰微，老庄道家思想兴起。
其次是统治阶级方面，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并非出身世家大族，对世家大族所讲求的名教不甚提倡甚至反对名教，这一点从曹氏对汉末名士的压迫上即可看出，在曹氏当权时期，名士中遇难者竟达数百，荀彧、魏讽等人皆因此而亡，于是名士群体渐渐消沉。再次是政治局面所致，名士目睹了新朝廷的黑暗与腐败，大多更倾向于旧主，与新朝廷不合作者有如嵇康所言“不须作小小卑恭也”。
魏晋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特征是频繁的朝代更迭，政治环境十分复杂。当时的门阀士族不可避免地卷进政治斗争中，无数名士惨遭杀戮。“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是名士们此时真实的心境，虽身处富贵却不得安乐，残酷的政权争夺将他们推向心怀忧祸的境地，于是“忧生之嗟”在魏晋名士中显得更为严肃。由于这种对人生无常的忧虑与恐惧，使他们无论是迎合当权者以保全生命，还是寄身山水、逍遥世外，在情感上总是难以摆脱那种复杂矛盾的状态，在他们洒脱放浪、蔑视礼法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因执着人生而异常痛苦的内心。阮籍就是此类名士的典型代表。
阮籍是一位在生活中越礼纵情、轻时傲世的“真名士”，《晋书·阮籍传》说他“居丧废礼，饮酒食肉，而有毁容。违礼与嫂通问，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又说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可是，“别看传说中他作为竹林名士是那么放浪潇洒，其内心的冲突痛苦是异常深沉的”阮籍内心的痛苦，不仅来源于“忧生之嗟”，更来源于他对名教的反叛。阮籍认为，那些“礼法君子”所谓的“名教”，已经异化成为统治者暴力专制的工具。
汉末时名教的异化十分严重，已变成当权者借以打击异己、残酷镇压清流的工具，已毫无理性可言。汉末时频繁的“党锢之祸”便是佐证。而李元礼“（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名教异化程度之深。既然现实中的君臣名分已“外易其形，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已经到了“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的地步，于是阮籍愤怒地批判这种名教的虚伪性：“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危乱，死亡之术耳！”在竹林名士中，李白很是仰慕阮籍的为人。
阮籍生逢乱世，不肯向权贵折腰，表面纵酒狂放，而内心却是对统治者采取蔑视的态度，他的洒脱不羁、笑傲世俗的风度令李白十分仰慕。李白有一首《梁园吟》，作于他从朝廷中被排挤出来之时，李白满怀失意与愤懑的心绪来到梁园，不免令他怀念起阮籍：“却忆蓬池阮公咏，因吟渌水扬洪波。”因为阮籍也曾来过梁园：“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渌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李白诗中的“阮公咏”，指的就是阮籍的这首《咏怀》诗。
嵇康作为魏晋时期有名的大名士，以其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以及超迈时贤的思想，成为我国人文史上的一个不朽的存在。在行事风格上，嵇康“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在思想精神层面，嵇康“有奇才，远迈不群。”他那奇特新颖的思想不仅是自己的情感倾向与审美意识的体现，更代表着他的精神理想，甚至涉及他对传统文化以及正统名教的执着。嵇康与阮籍一样痛恨当时“礼法君子”所谓的“名教”，在对名教与自然相统一这一点上，他甚至比阮籍有更强烈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