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
稚嫩的“总负责人”
博古，原名秦邦宪，字则民，1907年出生在江苏无锡。1925年9月，秦邦宪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期间听了瞿秋白、恽代英等老师讲授的马列主义理论课。不久，秦邦宪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由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中国共产党批准，秦邦宪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到达中山大学后，秦邦宪被分在四班，第二年5月又进入俄文班。他和王明、张闻天等人是留苏期间的同学，与其他同期的同学合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刚到苏联留学时，按照当局要求，秦邦宪取了俄文名字“博古诺夫”，“博古诺夫”为俄语“上帝”的音译。后来回到国内，白色恐怖严重，不能使用真名，久而久之，博古的名字被大家熟记起来。
1930年5月，博古回到上海，开始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担任宣传干事，并参加《劳动报》等工人报纸的编辑工作。在一次示威游行的活动中他与王明相遇，开始了与王明的合作。由此他的革命生涯在此后的几年中走过了一个很大的弯路。
1931年，博古在上海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这年4月到6月，发生了顾顺章、向忠发事件，他们出卖党组织，出卖共产党人，并供出许多党的高层领导的住址，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党的组织被破坏。
国民党还发出密令：抓住周恩来、瞿秋白赏银元两万；抓住王明、张闻天、博古赏一万大洋。
9月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博古家，告诉博古：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担任军委书记，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要博古主持中央工作。
博古很吃惊，提出这样安排不符合组织手续，因为博古此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周恩来、王明告诉他，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电告共产国际批准即可。博古服从党的安排，把党的需要放在第一，不考虑个人安危，临危受命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负责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时年博古24岁。
与同时代的革命者相比，24岁的博古显然有些稚嫩。他比张闻天小7岁，比周恩来小9岁，比毛泽东小14岁。“24岁的博古还有点孩子气呢。陈赓挂彩了到上海看病，和博古住一块，住在楼上。警察从下边过，他两个就用报纸包住大便，往警察头上丢。这不跟小孩一样嘛，哪像党的领导人呢。”后有人回忆。
博古就任总负责人以后不久，江西苏区发来电报，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希望能选派一名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就任主席。主席一职有三个人选，一是工人出身，且在苏区有着较高威望的项英，另一个是党的一大代表张国焘，还有一个就是博古提名的毛泽东。
此时正值宁都会议前夕，苏区对毛泽东有诸多意见，但博古顶着种种压力，推举毛泽东为苏区主席。
成也“国际”，败也“国际”
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1932年底，博古与陈云一起秘密离开上海，1933年1月19日到达江西瑞金。1月下旬，在博古主持下召开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央局，博古提议任弼时负总责，而大多数人则推选博古为中央局书记负总责。
因为博古不懂军事，共产国际派李德作为军事顾问来到了苏区。具有耀眼光环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王冠”的李德，在博古的心目中，是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伍修权将军十分生动形象地说：“我们称他为‘太上皇’，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博古对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
面对年仅25岁就当上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李德一面恭维博古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定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一面嘲讽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说什么毛泽东惯用的“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重视农民是肤浅的表现，并一再断定“山沟里不能出马克思主义”。博古也一再表明，毛泽东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佬”，因而断言，“在落后的县城是不可能建成马克思主义社会的”。
因博古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和李德的指挥，致使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博古成为历史的“罪人”被载入了史册。可以说，博古成也“国际”，败也“国际”——因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某些不切实际的“遥控”和“命令”，把博古推上了领导岗位；又因为博古的“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吃尽了苦头。
遵义会议后约半个月，在行军中博古沉默寡言，情绪低落，减食少睡。取消最高指挥权后，一些电报电文也得不到及时处理，军队事务受到影响，党内急需确定新的领导人。这一天，红军行至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周恩来出面找博古和他谈心。
一进门，周恩来就说：“邦宪弟，近来身体怎样？听说这些日子你饭量减少，人也瘦了，润之让我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周恩来顾左右而言他，博古说：“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周恩来开门见山：“我们的对象是国民党，具体的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给他共事了两年，对此人知根知底。我知道这个人文武双全，聪明能干，读书很多又有政治手腕。我们要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
博古听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就是说，蒋介石这个人比较全面，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现在有一个人可能是他的对手，此人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深知，若论搞宣传组织工作，博古这些方面都行，但搞军事不行，他不是蒋介石的对手。
博古为了革命前途，于是提出：“那就让毛泽东负总责吧。”博古当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接着谈了他们想让洛甫接替博古的事。
周恩来的眼睛盯着博古的两只箱子看。博古是个聪明人，他爽快地说：“把这两只箱子就送到张闻天那儿吧。”
谈话最后，周恩来将洛甫起草的，毛泽东、洛甫、周恩来与王稼祥都看过的《遵义会议决议》交给博古。
博古道：“我看完就还给你，你叫潘汉年到我处来一下。”潘汉年是王明赴莫斯科以前与博古约定的联络员。此人是个精明能干的人，记忆力特强，读物过目不忘，甚至能背诵电报密码。
周恩来的这次谈话，解除了博古半个月来的心理阴霾。第二天，博古就派警卫员康念祥把象征中央最高领导人权力的两个文件箱挑到了张闻天那里。博古又找到潘汉年，两人畅谈近4个小时。博古特意向潘汉年交代，自己同意交权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团结。红军需要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博古向潘汉年谈了遵义会议的经过和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
当时有不少人反对博古交权。凯丰就是一个，凯丰告诉博古：“现在谁对谁错还为时过早，还没有成为定论呢。”凯丰甚至说：“你这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总书记，他们几个人随便一说就算数啦？”
博古对潘汉年说：“交权不仅仅是交三颗印章和文件箱，还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还是交不出去。我们商量好，让你与陈云两个人去莫斯科报告。你俩分开走，不管谁先到，报告以你为主，陈云补充。”
1935年2月7日，张闻天通知潘汉年与陈云赴莫斯科，9日和10日陈云和潘汉年分别出发去了莫斯科。1935年9月中旬，潘汉年与陈云向王明作了汇报。王明对博古交权表示遗憾，但对张闻天上台还能接受。1935年10月20日，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为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
面对诱惑，不为所动
遵义会议是革命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博古虽然从总书记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与党的团结，支持毛泽东帮助周恩来最后下决心，逐步把毛泽东扶起来。特别是在与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斗争中，在党和红军危难之际，博古始终站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一边。
1935年6月12日，博古等人所在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此时，在经过8个月的长征之后，红一方面军只剩下8000余人，但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有8万余人，力量的悬殊让张国焘的心理发生变化。
在张国焘的要求下，中央常委会增补他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又把总政委一职让给他，但张国焘仍不满足。
对于张国焘日益表现出的政治野心，博古有所觉察。两军会师后，张国焘第一个找的人就是博古，可博古却不给他好脸色看。张国焘问，遵义会议怎么开的？张国焘说，我们四方面军不承认遵义会议，它的决定是不合法的。张国焘挑拨离间，希望博古跟“他们”分开，跟自己合作。张国焘多次找博古“谈心”，还派来陈昌浩做他的工作。陈昌浩跟博古是苏联的同学，关系一向密切。但是，28岁的博古是非分明，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为此，毛泽东向周恩来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摘编自《党史纵横》 文/高荣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