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唐宪宗李纯,汉族,原名李淳,被立为皇太子以后改名。他是唐顺宗长子,大历十三年(778)二月十四日出生在长安宫中。宪宗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贞观、开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比较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和倚重宰相,他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都是很晚才退朝。宪宗在位间,勤勉政事,君臣同心同德,从而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并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成就了唐朝的中兴气象。长期以来,唐朝皇帝得到评价较高的有三人: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宪宗没有能够像太宗和玄宗那样开创一个辉煌盛世,却能够和他们并驾齐驱、相提并论,这也正说明了他的不同寻常。
【生平】
李纯出生时,正是皇曾祖代宗的晚年。他出生的第二年,祖父德宗即位,父亲顺宗被立为太子。李纯幼年懵懂之时,长安城里就发生了“泾师之变”,仓皇出逃的德宗没有能够保障宗室子弟的安全,那些没有及时撤离者有77人死于叛军之手,这使德宗一直痛疚不已。李纯六七岁的时候,德宗刚刚重返长安。有一天,李纯被祖父德宗皇帝抱在膝上逗引作乐,问他:“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在我的怀里?”李纯道:“我是第三天子。”这一回答使德宗大为惊异,作为当今皇上的长孙,按照祖、父、子的顺序回答为“第三天子”,既闻所未闻,又很契合实际,德宗皇帝不禁对怀里的皇孙增添了几丝喜爱。贞元四年(788)六月,11岁的他就被册封为广陵郡王。
唐宪宗自幼遭遇战乱,他自身的家庭关系也很有些混乱。他的母亲王氏曾是代宗的才人,另外有位同父兄弟被祖父德宗收养为子。宪宗自己的婚姻关系也有些奇特。贞元九年(793),时为广陵王的宪宗娶了郭氏为妻。郭氏,是尚父郭子仪的孙女,她的父亲是驸马都尉郭暧,母亲是代宗长女升平公主。升平公主与郭暧之间的故事后来被人编成了一出《打金枝》的戏剧,流传很广。郭氏由于母亲是唐代宗长女,这样算来,郭氏与顺宗是表姑侄,郭氏就长了宪宗一辈。或者说,论辈分,宪宗要比自己所娶的妃子郭氏低了一辈。他们成婚后,时为皇太子的顺宗因为郭氏母贵,父、祖有大勋于王室,对这位儿媳表示出无比的宠爱。宪宗自己对这位妃子似乎也不怎么冷落,因为,贞元十一年(795)时,也就是他们婚后两年,郭氏就生了儿子李宥,他就是后来的唐穆宗。
贞元二十一年(805)四月六日,他被册为皇太子。七月二十八日,权勾当军国政事,即代理监国之任。八月四日,宪宗得父皇传位,八月九日正式即位于宣政殿。这一年,宪宗28岁。他从一个普通的郡王到登上最高权力的顶峰,仅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这一刻确实来得太快了。难道有什么神力相助吗?正是因为这一缘故,宪宗的登基伴着顺宗的内禅一直被人们猜疑着。宪宗登基前后,也的确有一些无法弄清楚的秘密。我们可以列举这样一些事例略做说明。
其一,宪宗刚刚被立为皇太子以后,“二王”集团的陆质借侍读之机有所规劝,被宪宗制止:“陛下令先生为我讲解经义,怎么还扯其他的事?”说明此刻的宪宗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也就是说,宪宗在这一过程中未必是被动的,也似乎不会不知情。
其二,在这年六月最早动议皇太子监国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八月十七日,突然暴病而死,时年61岁。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事出有因,很值得索解。与韦皋上表差不多同时,荆南的裴均、河东的严绶也不约而同地给朝廷发来表章,内容竟然也与韦皋的相同。剑南、荆南和河东,三地节度使相距何止千里,如果没有幕后的指使,这样的步调一致真的很难理解。那么,幕后的指使是谁?从当时的蛛丝马迹来说,就是那些在宫中掌握禁军、拥立宪宗的宦官。
其三,在顺宗以太上皇身份迁居兴庆宫以后,宪宗是不是还允许群臣和他相见?当事人刘禹锡在《刘子自传》中说:“当时太上皇身体有病,宰相大臣都不能得到召对。而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功归贵臣。”直接用东汉末年顺帝、桓帝被立的故事比附宪宗的即位,无法不给人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在此事过程中有外人无法明知的隐情。
其四,发生了罗令则密谋废宪宗另行拥立的怪事。这年十月,山人罗令则从长安前往秦州,矫太上皇诏令,向陇西经略使刘澭请兵,谋划废宪宗另立皇帝。结果,刘澭告密,逮捕了罗令则,宪宗一方面以名马金银财物厚赐刘澭,另一方面诏令禁军审问罗令则,将其党羽杖死。此事的出现与因果存在很多疑点,但是对于宪宗来说,最大的便利是借机诛杀了政敌。
其五,舒王李谊之死。舒王在德宗时一直是顺宗政治上的强大竞争者,来自宫中的宦官等势力也一直看好他。罗令则矫诏废立,最大的可能也就是利用这样的政治惯性拥立舒王。但是,当宪宗即位,舒王的政治价值在宦官眼里也就自然丧失,所以,在刘澭将罗令则押送到长安以后,舒王也就非死不可。《资治通鉴》和旧史中都说他在永贞元年十月戊戌“薨”,这应该与宪宗即位后的政治局面有关。
其六,太上皇顺宗之死。宪宗在元和元年(806)正月初一率群臣为太上皇上尊号,正月十八日,宪宗下诏宣称太上皇“旧恙愆和”,说是旧病没有治愈,这就等于是向天下宣布了太上皇的病情,此举十分罕见。宪宗又说“亲侍药膳”,从当月十六日以后,暂时不听政。然而,在十九日,也就是宣布太上皇病情的第二天,顺宗就死于兴庆宫,同时迁殡于太极殿发丧。这就难怪有人估计太上皇早就死了,正月十八日向天下通报太上皇的病情,就是为掩盖太上皇被害死的真相。殊不知,这样做是欲盖弥彰,公布太上皇的病情,恰恰暴露出宪宗和宦官的做贼心虚,暴露出太上皇之死的可疑。
将太上皇顺宗直接杀死,正是拥立宪宗的那些人为了消除一切可能的隐患,打消那些有着和罗令则等一样想法的人的幻想,目的最终自然不外乎是稳固自己的地位。而宪宗个人在当时早已是成熟的年龄,整个过程他自然不会茫然不知,权力的诱惑自然不会使他拒绝对太上皇用粗,利欲熏心,更何况九五之尊!元和十四年(819)七月,群臣讨论给宪宗上尊号时,一个宰相主张加“孝德”二字,另一位宰相崔群认为“睿圣”的尊号已经可以包括其含义,不必再加“孝德”,宪宗听了怒不可遏,竟然把崔群贬到湖南任了一个观察团练使。宪宗对“孝德”二字如此在乎,正说明他“内有惭德”,心中有所顾及,这从侧面反映出他很有可能参与了逼顺宗内禅的事件。总之,在永贞内禅、宪宗即位的过程中,一定有隐秘而又不能明言的内容。韩愈与宦官俱文珍关系尚好,在他所作的《顺宗实录》中也隐约透露出了宦官对顺宗相逼的痕迹,以致宪宗即位以后,俱文珍等屡屡说其记载内容不实,要求下诏进行修改。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
依靠宦官的拥立和发动宫廷政变而迅速取得了最高权力的宪宗,一登基就在政治上大显身手了。看来,皇帝的政治作为与他获取权力的途径是否合法,绝对没有直接的关系。宪宗之前的太宗和玄宗,莫不是如此。
但同时宪宗的皇位是由宦官逼迫获得的,因此他信用宦官,他的军队中有许多将军是宦官,而且有些拥有很高的军权。8他自己被宦官陈弘正杀害,享年43岁,在位,死后谥号为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
【元和中兴】
宪宗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即位后,“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他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都当作效法的榜样。为了纠正朝廷权力日益削弱、藩镇权力膨胀的局面,他提高宰相的权威,平定藩镇的叛乱,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的盛况。
宪宗最主要的功绩是改变了对藩镇的姑息政策。元和元年(806),宪宗刚刚即位,西川节度使刘辟就进行叛乱。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刘辟屡战屡败,最后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
元和九年(814)九月,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掌兵权。朝廷遣使吊祭,他拒而不纳,继又举兵叛乱,威胁东都。第二年正月,宪宗决定对淮西用兵。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宪宗对其用兵,正是改变这种状态的决心表现。
对淮西用兵,震动很大。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威胁,就采用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支持吴元济的商面派手法,企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首先派人暗中潜入河阴漕院(今河南荥阳北),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把江、淮一带集中在这里的租赋都烧毁了。接着,又派人到京师暗杀了力主对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衡。不久,又派人潜入东都,打算在洛阳焚烧宫阙,杀掠市民,后因事泄未能得逞。
李师道的恐怖手段,虽然也曾使一些人动摇,但宪宗始终坚持用兵。元和十二年(8l7)七月,宪宗命自愿亲赴前线的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与随邓节度使李愬等,大举进攻吴元济。九月,李愬军首先攻破蔡州,大败淮西军。吴元济没有料到李愬军快速异常,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持续三年的淮西叛乱宣告结束了。
吴元济败死,李师道恐惧,初欲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侍为质,后又举兵叛唐。元和十三年(818)七月,宪宗调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李师道内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淄、青、江州地复为唐有。
元和十四年(819)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马匹,要求留在京师。宪宗以韩弘守司徒,兼中书令,另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充宣武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讨伐李师道有功,宪宗以其兼侍中。他为了向宪宗表示忠心,使其兄弟子侄皆到朝廷做官。
以上情况,都说明宪宗在削弱藩镇势力,加强朝廷集权方面是有显著成绩的。但是,在其他方面,许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元和十四年(819)库部员外郎李渤上疏道:“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这就是说,官僚地主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广大农民的逃亡,影响生产的发展。所以,他向宪宗指明:“夫农者,国之本,本立然后可以议太平。”但这些根本问题,宪宗都没有解决。由此可见,所谓的“元和中兴”,并没有恢复唐朝富强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