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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艺术都有自己的与他种艺术不同的存在形式，创作手段、方式。同是塑造人物，广播剧不同于电视剧。前者只能以语言和音响为手段，后者则可以运用视听觉两种形象。绘画是以直观形象展现的静态艺术，书法虽也是以直观形象展现的静态艺术，却只以汉字挥写进行创造，而不反映现实生活。为实用的是这样，为艺术的也是这样。但在不同时代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影响下，也形成不同的时代特点。将风格面目作为书法创作的“大要”提出，把风格面目看作是艺术审美意义上的问题，已是晚唐了。释亚栖显然把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现象来认识。
在纸张未能发明以前，书契只能利用甲骨、金石、简木、布帛等，采用相应的技法，形成相应的体式、性质和艺术效果。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纸张发明，书写方式方法也相应改变，也促使字体发展，书法技法的发展。东晋时期，人们已发现不同情性书家的书写出现了不同的风格面目。
但由于它是不自觉形成的，所以人们并不能认识其审美意义与价值。当时的书论没有一篇从审美的意义上探讨风格的。袁昂作《古今书评》、萧衍作《古今书人优劣评》等，只是承认他们各种不同风神的自然存在，书家们不像今人一样，想到“我”应该创造怎样的风格面目。当时大家认为二王的书法美，就都跟他学，学得和他一模一样，也会受到称赞，以致到了唐代，偏爱王羲之书的唐太宗搜求王书时，能搜得王与学王的作品数以万计，难辨真伪。即使是这样，也没有使人立即认识到学书要立个人面目。
唐开元时期，书论家张怀瓘于其《书断》中说：“夫古今人民，状貌各异。此皆自然妙有，万物莫比。惟书之不同，可庶几也。”书者只要“先禀于天性，次资于功用，善学于造化，各逞其自然”,即只要不一味照别人的写，这种风格面目就自然出现，认为出自各人天性的风貌，比“取乎原本”要美一反映人们的风格意识已有所进步。他说：“番薯酮即变”,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思想。一种书体、书风流通了、风行了，书者就要及时寻求新变，“若执法不变，纵能人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在艺术上要有“自立之体”,这已是十分明确的创作意识了。宋人强调“我书意造”,讲求“无刻意做作乃佳”，“自成一家始逼真”,又显现出这一时代的创作意识。所不同的是：唐人以法度森严为美，宋人以法度过于讲求为“刻意做作”了。
唐宋以来直至清初，人们一直沿着宗晋法唐的道路学书，有墨迹学墨迹，无墨迹学阁帖，这时候出现的新的矛盾是：一方面认识到作为书家，要有“自立之体”,一方面又觉得学书只该“笔笔从古人来，一笔不似古人，便不成书。”元代书家以赵孟频为代表，把这种思想推向了极峰，赵以自己的精能，将晋唐技法充分地继承下来，不仅因此享盛誉于其时代，而且也影响明代许多学人“类能草书，虽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但是由于人们的创作意识被宗晋法唐的技法意识冲淡了。帖学的单一继承，使人们尽管已知自立之体的意义与价值，也不能改变书风越来越靡弱的现实。这是审美感受上不满于单一的帖学，创作思想有“自立之体”要求，而学书思想上摆脱不了宗晋法唐的心理定势之间的矛盾。
清乾、嘉之际，突破单一的贴字，碑学兴起。这既是封建文化专制造成的，又是单一的帖学引起的逆反心理造成的。这种心理一变为现实，书坛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奇变：曾经长期为人们视为大美的“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艺术追求被淡化了，曾经长期不为人们所重的许多石工匠人之作，以其生拙，质朴、浑穆、粗放、峻……成为书人竞相追摹的艺术。自然，这又是一个鲜明的时代特色。
由于审美需求的发展，虽然还没有别的手段方式取代书写的实用性但要以书法为艺术审美服务的思想意识，使明代相继产生了陈列于厅堂楼馆的书法形式，如对联条屏等，适应悬挂观赏，字幅变大，字迹变大，在艺术表现上也有了许多不同于前的新追求。
从碑学兴起，清王朝覆亡，到新中国建立前的书法创作，显示了封建制度崩溃、国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特色。世态是复杂的，人们的艺术心态也是复杂的，既是传统的继承、又是特定时代产生的数学思想交混于书家的创作心灵。宗帖、宗碑各有主张，各不相让，唯有两点认识是一致的：一在传统基础上立家，无传统工力，无以言书；二、讲求以学问修养治书，以质朴为美。这实际是一种失落心灵反映。人们并没有想到如何突破前人，更多想到的是回归，向古质回归。即使仍一心宗帖者，也不以妍媚为上了。这或许也与汉族士子在异族统治下产生的不做奴态的心理有关。
但多数人认为：搞书法艺术，仍必是“写”、“字”,讲“写、字”就无法摆脱传统。根据清人学碑的经验和时代的审美需要，有人向前人未能发现的古迹寻求启示和营养，寻找一些新出土的汉魏碑石，或前人不曾或较少从审美上关注的古代民间书法，以新的书法形式加以利用；或者将新的书写作宛若古迹的处理，以适应喜爱古朴者的审美情感。也还有在老一辈书家的关怀下，严格按照传统学术方法，一步一步走向传统深处的。
改革开放是最古老的书法出现了空前大普及，也明显地带有门户乍开、心态骤变的特点。许多学习书法的人，想得多，想得早的是个性面目的创造。学习法帖，有人竟觉得太费时日，觉得是一种“束缚”;千方百计思求“创新”,却苦于离不开前人已走过的老路，苦于每走一步，有心无心都踩在别人脚印里。于是有人认为：书法讲创作，就是讲变。要变就只有挣脱“写”、“字"这个根本，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的创作经验，创作的思路才能打开，书法才有新局面。
文艺方针政策上“二为”方向和“二百”方针的保证，于是就出现了多样化发展的格局，这也是史所未见的时代特点。但是这个多样化自由发展的格局，并未能使有志书法创造者心里轻舒起来：“书法也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有人这样提出口号，但什么是时代精神？书法又怎样“充分体现”?按照传统的方法学书，能否体现时代精神？如果能，它与传统书法区别在哪？如果不能，它是不是要和传统书法告别？
参考资料《陈方既论书法 第4卷 书法散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