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5月15日报道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5月14日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称，中国之所以能够找到自己的道路，其根源就在于文化。
文章称，文明的才是可持续的。近年来，中国高层提出了“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这“四个自信”中，最后一个自信“文化自信”无疑是最根本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找到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理论和自己的制度，其根源就在于文化。
文章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确免不了需要向西方学习，因为西方走在中国的前面，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学习西方并非要把中国变成西方，而是使得自己变得更好。如果西方有什么中国就要学什么、西方怎么做中国就怎么做，那么就大错特错了。尽管中国和西方都属于人类社会，享有共同的价值，但并不是说中国可以用西方的方式来实现这些价值。即使在西方范围内，不同的国家都是使用自身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些价值的。
文章称，二战以来，有太多的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国家“东施效颦”，结果不仅实现不了这些价值，反而使得自己的社会陷于贫困落后，甚至无政府状态。而那些学习西方、但没有简单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经验的国家和地区，反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文章认为，从经验层面看，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中国向西方或者外国学习是晚清以来的事情，因为之前中国认为自己是最先进、最文明的。被西方列强打败之后，尤其是被中国昔日的“学生”日本打败之后，中国才走上了学习外国的道路。但每次经验都表明，凡是做外国的原教旨主义者，失败是必然的；凡是能够根据中国现实的需要来学习，或者能够把外国经验“中国化”的，成功的机会就大。
文章称，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邓小平的成功也是这个路径。在共产主义阵营中，邓小平首先改变了“敌视”西方、视西方制度为“敌人”的传统思维和意识形态，而毅然向西方开放，向西方学习。邓小平及其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始终没有照抄照搬西方制度。这也使得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包括道理、理论和制度具有了“自主性”。
文章指出，所有经验都表明，成功取决于创新，即以自己文化为主体的创新。也就是说，照抄照搬外国经验不行，固守传统也不行。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人们提倡“文化自信”不可以是“复古”，更不是庸俗文化的回归。
文章认为，作为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中国文明具有很多好的基本制度传统，例如“三层资本”的经济结构（顶层的国有资本、底层的民营资本和政府与民间合作的中间层）和“内部三权分工合作制度”（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
文章称，在中国文明里，管理经济和发展经济一直被视为政府的内在责任。二战以来，在亚洲，只有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些经济体之后，中国大陆和越南也迅速崛起。而这些国家都属于儒家文明圈，都享有“发展经济是政府的责任”的经济哲学。
文章认为，同样应当强调的是，所有这些优良制度，之所以成为“优良”，是因为它们都能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己，不仅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更要引领新时代。而“更新”就是制度的自我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