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牌得有好体力，神清气爽来手气。”——过年期间，亲戚们走街串巷，家里聚集的人一多，就喜欢打打麻将。然而，就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却也有人因为打麻将一事丧命，整个家庭都蒙上了一层阴影。由于打麻将猝死，家属把麻将馆儿告上法庭。那么，他们能够如愿取得赔偿吗？
事情还要从去年2月25日说起。这一年我国爆发了新冠疫情，打麻将的热度退散，春节期间人们为了防止疫情肆虐，不少地区禁止打麻将等娱乐行为。然而四川绵阳的邓老太却没这个意识，顶着新冠压力也要组个局打麻将。几个朋友不忍拒绝，便加入了战局，一块去附近的麻将馆约了一桌。
他们到达麻将馆的时候是傍晚六点多，连饭都没吃，就直接开始玩耍。中途几人玩得尽兴，都没有休息。等到邓老太因为心脏不舒服抬眼看表时，惊觉已经凌晨一点多了。几人肚里不感到饥饿，竟是直接饿过了。而邓老太感觉头有些晕，胸口也昏昏沉沉的，还以为是困了，便趴在桌子上想小憩一番，这一睡却从此再没有睁开眼。
几个朋友见邓老太脸色发白，枕在胳膊上打盹，便提议明日再战。旁边的李老头碰了碰邓老太的胳膊，让她回家再睡，却发现她已经人事不省。几个人连忙把她抬到旁边的沙发上，并赶紧喊麻将馆的老板过来。邓老太当时形势不容乐观，口水直流，恐怕已经失去了意识，嘴已经没有控制的能力。
老板过来之后，赶紧给她家属打了电话。邓老太的儿子、儿媳从睡梦中惊醒，赶忙跑了过来。这期间，他们都在房间里干着急，也不知道打120，直到儿子跑过来，一把把老母亲抱了起来，送到了附近的卫生院。但是卫生院值班的人说，邓老太的病情较重，他们没办法救治。最后卫生院拨打了120，急救车赶紧将其送到了附近的医院抢救，然而此时已经耽误了太多时间，老太太突发心脏病，导致脑出血，脑部大面积受损，最后因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邓老太的家属在悲伤之余，也认定麻将馆的老板应该对邓老太的死亡负责。于是他们将麻将馆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索要31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医疗费等费用。那么，在这场事故中，邓老太的死亡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呢？
首先，从最初组织麻将局来看，邓老太自己是组织者，且违背了当地对于疫情管控的相关规定，在疫情期间组织朋友一起打麻将，因此邓老太不仅需要对自己的死亡负责，且违背了地区规定。而且，麻将馆的老板也违背了相关规定，容留他们在馆内打麻将。如果绵阳地区对此做过行政上的规定，可以对麻将馆进行行政处罚。不过，行政上的处罚，和本案中邓老太的死亡关联不大，真正有关联的是邓老太的病史，她本身患有心脏疾病，在明知自己有复发风险的情况下，仍旧打了这么长时间的麻将没有休息，应当对自己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
除了邓老太自己以外，麻将馆和打麻将的人所进行的救助行为都与死者的死亡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因为在他们救助邓老太的时候，延误了治疗时机。根据相关的病例报告，以及卫生院出具的报告单，邓老太在麻将馆的时候，其实还是有意识的，在卫生院的时候也来得及救治。但是在事故发生之后，牌桌上的人先是找了老板，老板又找来了家属。等家属的期间，他们几个人完全没有拨打120。
如果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有拨打120急救电话的意识，都有机会将邓老太抢救过来。但是就连家属本人都没有这个意识，在这种危机情况下还要送去条件较差的卫生院。因此家属、麻将馆和打麻将的牌友救治不当，也是死亡发生的辅助因素。不过打麻将的牌友不需要为这个过失承担责任，因为他们并没有救治义务。
麻将馆则不然，即便麻将馆的行为不是促使邓老太发病的根源，但是在法律中，娱乐场所本身就承担了一定的救治义务。《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中，也包括在顾客发病的时候，需要用正常、有效的手段送医治疗。麻将馆老板在邓老太已经很危急的关头，只联系家属，不送医，也不拨打120。难道家属能治病吗？所以，这确实是麻将馆老板的疏忽。最后法院判处麻将馆负担20%的责任，赔偿15万元。
与之相类似的，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有人在酒桌上酒精中毒，家属将酒友、酒店告上法庭。这种情况下，酒店同样也有义务拨打120或者派车送医院治疗。如果此人酒精中毒是因为酒友劝酒、逼迫其喝酒的行为，酒友也同时有救治义务。因为此时他们劝酒的行为让对方陷于中毒的状况，因此产生了责任。
无论如何，邓老太的死亡给家属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这起案件主要还是邓老太自己的问题，若不是她不注意休息，引起心脏病的复发，最后也不会导致这样悲剧。既然身体不好、年龄偏大，就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千万不能逞一时之快，否则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