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行为的社会规范性影响和从众心理

导语

健康行为对维持、促进个人的身心健康有积极的意义。虽然采取某种健康行为似乎是个人选择，然而这种自由选择却是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不健康行为后果的担忧以及健康行为带来的益处等内在因素都可促使个人实施健康行为。健康信念模型便是由此出发，分析个人实施健康行为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个人的健康行为还受到社会规范，包括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外部生态环境的约束、健康传播层面等影响。社会生态学理论也表明，不同的社会生态环境会影响和改变个人健康行为。HPV疫苗接种这一健康行为同样体现了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对个人接种意愿产生的影响。

本文作者郭沁，女，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健康传播和人际传播等方面的研究。本文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

健康行为是指个体为了预防疾病、保持身心健康而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定期的身体检查、积极进行体育锻炼, 或是改变对身体有害的行为, 如戒烟、戒酒等, 都可归为健康行为的范畴。这些行为看似是一种由主体控制的行为, 譬如, 个体可以因“ 吸烟能帮助减轻压力” 而对吸烟持积极态度, 并进一步实施这一行为; 也可因“ 吸烟有害健康” 而对吸烟持负面态度, 而这一负面态度或许会诱导吸烟人群选择戒烟这个有利于健康的行为。实际上, 这些主体行为同样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影响。本文以在港内地留学生为研究对象, 分析他们对接种HPV疫苗这一健康行为的态度所蕴含的理论机制, 并辅以初步实证研究。

人是一种社会性生物, 在个体的发展历程中, 每个人都要经历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漫长的, 贯穿生命始终的。个人的健康行为虽是个人意志和心理因素的表现形式, 但也深受社会文化观念、社会规范的约束和调节。这种作用力又是来源不同的, 即来自不同的环境。最终对人类行为产生影响的, 是这些环境以及个人心理、生理状态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长期以来对健康行为的调查多停留在单一解释的阶段, 多数学者并未考虑到外界环境对个体影响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本文即以此为中心, 综合探讨了个人心理因素和来自不同层面的社会规范是如何影响健康行为的。

研究具体以HPV疫苗的接种意向为例, 探讨了在港内地女学生对社会规范的感知与健康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 较高的疫苗接种意向更多是来自于对疾病本身的恐惧。这一结论与过往文献是相似的, 个体对疾病和疾病严重性的畏惧往往是改变人们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女性认为自己有极高的患宫颈癌风险时, 她们会更愿意接种疫苗。

另一方面, 个体感知的指令性规范也可积极引导健康行为的转变。当个体认为大众对某一健康行为持正面态度时, 他们往往更愿意考虑去实施这一行为。然而本研究的结论只支持了学校层面指令性规范对行为转变的指导意义, 香港社会对接种HPV疫苗的态度正面与否对个人的意向并没有直接影响。这或许是因为在港内地学生所接触的更多是身边的同学, 因而他们会更加在意同学的意见以及学校的潜在准则。其实, 同龄人群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一直是人际传播研究的热点。不仅疫苗相关问题, 同龄人对其他健康行为的作用也广受研究者关注。这些研究均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同龄人的影响, Real和Rimal更是分析了大学生感知的描述性规范是如何影响他们的酒精摄入的, 也肯定了描述性规范对大学生健康行为的正面作用。然而, 本研究的样本数据并没有体现出这种相关性, 无论是学校层面还是社会层面,个人预测的疫苗接种率高低并不是这些大学生选择注射疫苗的决定性因素。Hopfer和Clippard的一项关于女大学生HPV疫苗注射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虽然描述性规范并不会直接作用于被试的接种意向和接种决定, 但有意思的是, 那些已经接种的被试表示她们的很多朋友也已经接种了。

与香港地区不同, 中国内地于才正式批准HPV疫苗上市。尽管如此, 内地居民对HPV疫苗却是早有耳闻, 不少有条件的人甚至特地赶到香港注射疫苗。政府对HPV疫苗的正式引进无疑给广大群众带来了更多便利。研究指出, 我国内地居民对HPV疫苗的接受度相对高于我国香港及台湾地区。然而, 大部分人群对HPV疫苗的认知程度仍较低, 因此HPV疫苗的推广和普及或许未必如想象的那样顺利。如上文所提及, HPV疫苗对年龄在6至26岁的年轻女性尤为有效, 但有研究发现部分家长会拒绝让年轻的子女注射HPV疫苗, 因为他们认为接种后会导致子女过早的性行为。一项对甘肃地区女性对HPV疫苗认知和接受程度的研究指出, 绝大多数被访者在对HPV疫苗没有任何了解的情况下就表示愿意接受疫苗接种, 另有超过一半的被试表示只愿意接受政府提供的疫苗, 但对其他医疗机构提供的疫苗持观望态度, 更有近八成的被试表示希望由国家来承担疫苗的费用, 可见疫苗的安全性也是选择时的重要考量。而要推广疫苗, 相应的知识普及是必要的。正如唐桂丹等人在文献综述中提及的, 大众对疫苗的认识, 如安全性、有效性和价格等都是影响他们接种的潜在因素。在人们全面了解相关信息后是否还有较高的接种接受度是未知的。因此, 本文结论或对HPV疫苗在内地的推广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当然, 本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过小的样本量降低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普适性。另外, 过往文献也指出, 其他相关因素如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家族病史等亦可对个体的HPV疫苗接种态度和意向产生明显影响。本文未涉及这些方面, 未来的研究应当对这些潜在的影响因素加以考量。

需要指出的是, 并不是只有年轻女性会得益于HPV疫苗接种。事实上, HPV病毒也会感染男性, 而HPV疫苗也可以有效地防止男性感染, 降低患病概率, 尤其是21岁以下的男性。因此,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建议无论男女都注射HPV疫苗。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哈拉尔德· 楚尔· 豪森(Harald zur Hausen), 也就是发现了HPV病毒与宫颈癌关系的德国病毒学家甚至认为在预防宫颈癌这一问题上, 只给男性注射HPV疫苗会比只给女性注射更为有效。然而, 每每提到HPV疫苗时, 人们往往将关注点放在女性身上, 男性似乎总被忽视了。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也着重针对女性群体, 而未将男性考虑进来。未来的研究也应着重考虑社会规范是如何影响男性群体HPV疫苗接种意向的。

综上所述, 本文以HPV疫苗接种为切入点, 探讨了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是如何影响个人实施健康行为的意向的。具体来说, 个人的内在健康考虑, 如对疾病的恐惧、改变不良行为后预期可获得的益处, 是影响实施健康行为意向的一大因素。外部环境如人际交往、社会氛围、政策环境、健康传播等, 也起到了显着作用。而这些外部的环境系统又可细化为不同的层面, 它们虽是相互独立的系统, 却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如网络般交织在一起, 最终作用于个人。值得注意的是, 社会规范虽被广泛认为可对个人产生显着影响, 但将规范分为不同类型(如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和不同层面(如学校层面和社会层面)之后, 这种影响的效果或许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如本文实证部分所得结论。因此, 本文讨论的虽是特定的健康行为, 但相关结论可推广至其他健康行为的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