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人文书法美学的艺术哲学的深度进行审美精神的剖析和推演
（二）、从五代的书法美学艺术的哲学的广度认知上，透视其审美价值的宏观多元之并举。所有的文化艺术，都与其当代的社会背景和价值取向以及审美认知息息相关的，而且是不可割裂的。我们必须在宏观上先来审视其社会存在的状态，以及对书法美学的哲学本质和艺术多元化所带来的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首先，就陶宗仪的《书史会要》中对五代书家的小传的数量看，仅为37人。但梁和后蜀及后唐的占多数。后汉后周的占比很少。从后梁到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样的历史时序来看，越至后其艺术家就越少。五代存在的时间仅为公元907年至960年间，在这么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却经历了五个朝代，可以讲最长的仅为后梁朝，最短的为后汉朝3年，后唐也只有，算为稍长的朝代，仅次于后梁；然后是后晋朝，最后一个朝代为后周9年。应该是朝代更迭比较频繁，而且是白驹过隙似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应该讲，盛唐的灭亡而导致了国家的裂变速度很快，在根本无法回过神来时，那些没落具体体现在艺术的没落和文化的衰败。这是从数量上看国家的质变，是根本性的变化，导致了书法艺术人才的凋蔽。其次，就陶宗仪的《书史会要》中对五代书家的小传的内容看，基本上详写的多些，那些略写的基本上放在后面，前面十八人中，仅乌震是简略写的，是为一行字，其余都是比较均称地相对详写出来的。这里又分为帝王的书法，列出的是梁太祖，梁未帝、周世宗（其不是帝王，但为太祖柴后之侄，算皇亲国戚）、南唐主李景、吴越王钱镠。严格来讲，帝王为四人。真正写得好的，也就是梁太祖朱温。所以后梁时的书家就比较多些，大多数也是唐代之所遗的。最有名的就是唐后历梁后唐晋汉几朝的大书法家杨凝式。
1、我们只有对当时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和书法美学的创新状况进行广角式的透视，才能真正认识五代书法美学艺术的审美价值是在多元化艺术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在五代这53年中，杨凝式才算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即使罗隐、薛贻矩、杜荀鹤也无法可以与其相比，不在一个档次。这里就内容来讲，首先要讲到梁太祖。陶宗仪在这里讲他是“宋州砀山午沟里人也。”好像有点贬义的味道。认为其出身为砀山沟沟里的人，是穷乡僻壤的地方，大有蔑视的意味。不过，补上去的是：“其父诚以五经教授乡里，人号朱五经。梁太祖朱温之所以能出砀山沟里而为帝王者，就是因为其父是乡村私塾里的老师，而且这个老师是熟知五经的。饱读诗书五经，必为有用之人才。其父“生三子，全昱、存、温，诚卒，三子贫不能为生，与其母佣食萧县。”可见，他父亲去世后，其家庭陷入了困顿悲惨之中。其母只好给别人做女佣，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到了“唐乾符四年，黄巢反，温亡入贼中，既而归降，赐台全忠，后封梁王，纂唐自立，更名晃。”这里就是简要介绍了他怎么发迹的。这个帝王也是不简单的，当然，也有不大光彩的出身。在陶宗仪这里，必须一层一层地予以披露出来。而作为皇帝，也不是白痴，而是有真才实学的，是有一定能力的，否则就不大可能为帝王。所以，他的书法也是非常好的。“尝见其批答贺表，行书字体，虽曰纯熟，然乏气韵。”陶宗仪是从历史的高度，用哲理性的思辨来考量来点评帝王书家，说明书法与生活工作是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更是与政治体制和政治人物也是不可割分的。在批答架表时，使用的不是楷体书，而是行书字体书写之，一方面认为其写得快，字体写得纯熟，就是常写写得多了，熟能生巧么！工作时的批答件，就要快速，不可能用正楷了，应为行书比较适用，尤其加上应急用的公文，就这样多的批注，也太多了，为书写时流利方便，这是必然的。但其缺点就是艺术性差一点，最重要的是“缺乏气韵”。一幅作品，缺气韵生动，那就不能给人以启迪。但流利纯熟，却是功用所需，必然由之。这里的关键之处，就是对帝王之间的书法点评，我们必进行自然而然的比较中，以此发现其艺术的社会生活和事业中的哲理性的一面，就是要揭示社会的深层问题。这个梁末帝，是朱友贞，朱温太祖的第三子，即位更名瑱。他没有父辈所经历的社会动荡时期，而是在享清福中继承而来。这里要表达的是字出于世，没有世之条件和环境，就不可能有好的文化艺术面世。乱世出英雄，而时世造英雄，是一脉相承的。换言之，那就是时世造文化艺术，造文化人才。帝王也一样。梁末帝，是第二代，虽然经历了乾代、贞明、龙德三大年号的时期，他也确实是末代皇帝，但时间只为8年，而其父在位只有4年。这就是后梁，是五代之第一代。五代时期，除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外，还先后存在过一些封建割剧的政权，其中还有：吴、前蜀、吴越、楚、闽、南汉、荆南（南平）、后蜀、南唐、北汉等国家，历史上称为“十国”，加在一起叫“五代十国”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分崩离析后各自拥兵自居的时期。但是，基本上都是大唐文化的遗风，所传承的也没有脱其臼。梁末帝“为人美姿仪，沉默寡言，喜与文人儒士游。”这就是受到儒家陶冶的结果，大有文人情结在心。其“爱弄翰墨，多作行书。批敕大者或盈尺，而笔势结密，殊有王氏羲献父子之法”。陶宗仪对其的点评，明显是从其文化艺术上多着笔墨而点评之。这是因人施评施点。或许，也在讲梁末帝是继承了其父的衣钵，也是爱好行书，而且又是学王羲之王献之的。而其为帝王者，岂无承父之情结也？这艺术爱好和脾性，或许是相同的。但其引书法比父亲的要好。就是“批敕大者盈尺，而笔势结密，”这与羲献父子之法是无殊的。是否气韵生动？这里依然没有交代。但是，“笔势结密”，就是要胜过父，其神韵或许与羲献父子无殊了。这是把羲之献之父子的书法学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我们在帝王父子的比较中，就可以看出书法艺术在这一时代的地位和热爱的程度，尤其是行书体与王体在当时社会中的崇尚和推行。这个流行性，一般都从封建皇朝开始的，大多数是以帝王为崇尚为先导的。这一规范性的导向和人性化的过程，大都数是受制于帝王个人的意志，以其自由为自由，以其散慢为散慢地自我欣赏开来，并与制度制约和制度安排来予以对推广推崇，使其在强制性的制度下和个人的爱好崇尚下完美地结合起来，使社会在发展时的自我调整中，得到自我净化。这一哲学层面的认识，就是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的潜在之揭示。这对于篡唐自立后的后梁朱温父子来讲，有其子必有其父，或有其父必有其子。
2、关于书法上的南唐主李景与吴越王钱镠。在他们的比较中，也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不同帝王间的不同文化艺术观。就南唐主李景来讲。当时，徐知俈建国为齐（南绍升元年，即937年）。同年十月，徐知诰受禅称帝，国号“齐”，改元升元。升元三年（939年），徐知诰恢复李姓，改名为昪，自称为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孙，又改国召为“唐”，史称为“南唐”。在陶宗仪的点评中，就是认为其使用不当手段“篡位”所得，“复姓李氏”，是为帝后“今更名”所为。过去，这个李景字伯玉，徐州人，先主昇之长子，昇先为吴王杨行密养子，诸子不能容，乃气徐温冒姓徐氏，名知诰”。这就是南唐后主李景之来由。“自言唐先宗子建王恪之后。景既立，又更名璟，富文学，工正书。观其字落笔分布匀称，曾无滞恩，乃积学所致，非偶合规矩者。”这个帝王是有个性的，尤其是有卧薪偿胆之精神。其忍耐和复兴思想，没有坚定的意志和毅力，没有不屈不挠的追求和奋发有为的进步，那也是不可能的。同时，这个帝王也心存文学艺术之情怀，对文学之忠诚忠心，确实不一般。其“富文学，工正书”，就是对他最高的评价。南唐（公元937—975年）存在了38年，虽然短暂，但比五代时的所有朝代都长。这是五代十国时期李昪在江南建立的政权，定都江宁（今南京），后迁都南昌（江西南昌）传三世一帝二主，整个头尾算起来为39年，也是十国中版图较大的国家。唐朝的失败，是从黄巢之乱开始的，其依靠江南的财富而生存。实质上受害的，依然是藩镇割据所造成的。当时有40至50个藩镇割据，虽然解除了藩镇割据，但其割据的影子依然存在，其阴魂依然不散，一有动乱，就会死灰复燃。这强藩朱全忠于天佑四年（907年）就逼迫唐皇帝禅位，建国后都开封（升汴州为开封府），唐朝亡。中国至此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其实，这些国家的建立，大多数本质上还是受藩镇割据的影响。其中，杨行密掌握的淮南镇是当时江南最有实力的藩镇。其子杨渥嗣权位后，政局不稳，人心燥乱。大将徐温通过权力斗争独掌大权达之久。杨氏家族虽然立国为王，实际上是徐氏管制下傀儡政权。天祐八年（9），徐温升任行军司马，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同平草章事。天祐十二年（9），徐温受封齐国公，兼任两浙招讨吏，开始镇领润州（今江苏镇江），以升、润、宣、常、池、黄六州为国。徐温居住升时，设立大都督府。天祐十四年（9），徐温迂治金陵，以其子徐知训在广陵佐杨隆演，其大事均由徐温遥控决定。后来徐知训被朱谨杀死，徐温的养子徐知诰（李昪）从润时先入广陵，得以专政事。到了杨吴顺义七年（927年），徐温去世，其养子徐知诰接掌了权力，以大丞相、齐王身份掌握杨吴实权。徐知诰对杨氏旧臣和北方来的人士都进行了拉拢和奖拔。尤其在杨吴后期，着名的北方人士如韩熙载、常梦锡、马仁裕、高远、江文蔚等人，都集聚在徐氏身边，江南一带的文化名人宋齐丘、陈觉、查文徽、冯延已、冯延鲁、边镐、游简言等也云集在此。经过近十年的经营，终于吴天祚三年（937年），徐知诰废吴王杨溥而自己登上皇位，以此恢复李姓，并改国号为唐，史上称为“上下顺从，人无异意”。这就是陶宗仪称其为“篡位”的来龙去脉。但是，这个李昪还是算有良心的，在他为唐高祖、唐太宗立庙，追尊父祖四代为皇帝，但改奉徐温为义祖，并对徐氏子弟大加封赏。改金陵际为江宁府，以府治宫，以城为都，以金陵为国都，以原来的杨吴城扬州为东都。南唐为何在这么多国的割据中比较稳定，就是李昪建国后即发展经济，并与各国修好关系，甚至与契丹结为友好邦国，以牵制北方诸国，确保江南其国的安定。可以讲，这也是少有的藩国盛行时期最繁荣的一国。由于其国的稳定发展，也为宋代的经济发展繁荣打下坚实的基础。李景的文化功底，注定了其建国为帝被人所拥护的基础，其喜正书，也体现了其建国的制度规范之理念，依然是正宗唐朝之传承。他们都制立国思想，完全是来自于唐文化的传统之推演。所以合规矩，才成方圆，国才久之。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说：“观其字落笔分布匀称，虽无滞思，乃积学所致，非偶合规矩者。”这里讲的，就是其文化的积淀之深厚，没有这样长期的积累，就不可能有此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没有这样长期的热爱文学艺术，就不可能在书法艺术的创作上达到既合乎规矩又无滞思的境界。我们都讲，字如其人，其字落笔分布匀稳，合于规矩，就是长期地刻苦学习所致。这与他十年苦心经营和卧潜于世积聚能量，一待时机成熟，就突然冲破一切束缚。当然，也做顺民意合规矩的事，重在感恩，仁德于世。但是，历史这一关依然是严肃的，依然是实事求是的。所以，陶宗仪依然对其反感，依然认定其“篡位”。历史就是历史，写史者必当以司马迁为尚。
3、作为书法家的吴越钱镠。这位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创建者，是唐末跟随董昌保护乡里抵御乱军，而累迁至镇海军节度使，后因董昌叛唐称帝，其受命讨平董昌，再加镇东军节度使。因而逐渐占据以杭州为首的两浙十三州，先后又被中原王朝（即唐朝、后梁、后唐）封为越王、吴王、吴越王、吴越国王。钱镠因吴越国地域狭小，又三面强敌环绕，只好始终依靠中原王朝，尊其为正朔，不断遣使进贡以求庇护。其在位四十一年，庙号太祖，谥号武肃王，彝于钱王陵。其陵墓在临安市锦城镇和玲珑镇的太庙山南坡、明堂山。在天佑元年（904年）时，钱镠上表朝廷，求封吴越王，不准。后因朱温斡旋，被改封为吴王。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篡唐称帝，建立梁朝（后梁），封钱镠为吴越王，并任淮南节度使。龙德三年（9），钱镠被册封为吴越国王，正式建立吴越国。长兴三年（932年），钱镠病重，召集臣下托其后事时说：“我的儿子们大多愚蠢懦弱，只怕难以担当大任。我死后，请你们从中择贤而立。”臣下都推举钱元瓘。钱镠于是立钱元瓘为继承人。不久，钱镠去世，终年81岁。朝廷得知后，废朝七日，赐溢号武肃，并命工部侍郎杨凝武为其作神道碑文。应顺元年（934年），钱镠被葬于安国县衣锦乡茅山之原，后建庙于越州。（《新五代史·吴越世家》和《十国春秋·吴越二》）从这些历史资料记载来看，钱镠还是比较正派的王。这里要着重予以考证的就是钱镠对自己的儿子们的认识，认为这些人都不能信任为王，而且提出要让其他贤者来任，这在当时世袭之风下，是一大进步。不过，是不是作为他的一种试探性提仪，来考验属下对其是否忠诚，这也是有很大可能性的。所以，其属下一致认为他的儿子钱元瓘为王，钱镠就立其为继承人。钱镠的忠心和治国的能力，都是绝对好的。所以，备受陶宗仪称道。他在《书史会要》中说：钱镠为“杭州临安人，幼与群儿戏，指挥队伍，号令有法。及壮，贩盐为盗”。这就是讲，钱镠从小就备军事才干，到了壮年时，却“贩盐为盗”。这在欧阳修着的《新五代史》（卷六十七）的《吴越世家第七》中有记载，还有《宣和书谱》（正书三）中立有小传。他对于那些低级的工作是比较轻蔑的，从另一方面解释，可以谓之为胸有大志者，或者是有鸿诰之志者。所以，在“唐僖宗朝时，以杀黄巢赋将功，起家都指挥使，封越王，拜吴越王。”他的才干就这样在实践中显现出来。在书法艺术方面，他也有独特之处。因为其人“倜傥大度，好吟咏”，就是喜欢诗词歌赋之吟咏，爱好文学等，又“工图纬学，喜作草书，所书虽刚劲结密，似非出用武车，殆未易以学者规矩一律拟议之”。意思是讲，钱镠这个人豪爽洒脱气量宽宏，意气有风度，好吟咏诗歌，通晓图谶纬书之学，喜欢作正书，其所书又刚劲结密，似非出之于用武人之手，乃难于以学者的规矩一律拟议呢。从徐永明、杨光晖编的《陶宗仪集》中的《书史会要》钱镠小传中都写为“喜作草书”（包括“浙江文丛”中的《陶宗仪集》<下册>《书史会要》（卷五）中的钱镠小传），我以为这是刊印之误，或者引用者之误。因为《宣和书谱》中已把其列为正书三（目录），其内容中也是表述为“喜作正书”，目录与内容是一致的，应该不会错，而《书史会要》的各个版本均没有这样的目录列出，应当予以订正。这里反映出钱镠之书法是比较正统的，是讲规矩的，所以治国必有方。书如其人，其出身好似行伍，这与南唐主李景是不同的。钱镠会带兵打战，李景却不能，只会篡位。恐怕这就是陶宗仪的潜台词。而钱镠是干出来的，其气度风度当然独绝。从其字看不出是用武之手，而书之刚劲结密并非所有的儒学之士都能达到。这里就涉及书法艺术哲学的问题，我们不能用一般的眼光去看他的书法，很难用一般学者的规矩一律加以评议和议论。这就要辩证地看问题，认识书法美学的世界，其充满着生命的哲学之理。所以艺术生命的哲理就存在于文化的本质中。这里的合规矩又是有不同的艺术价值取向的。南唐主李景的艺术价值取向，其根底就在于“积学所致”，并非“偶合性”存在；而吴越王钱镠的艺术价值取向，“似非出用武手”，“殆未易以学者规矩一律拟议之”。其书并非必然为“积学所致”，但却出于“用武”之手，以“用武”之手而“用武”于正书中，恐怕有些学者也是不能达到他这样艺术之水平的。在书法哲学艺术美的层面上，我们不是看其为帝为王，而是看其书法美的哲学之本相。我们从《陶宗仪》的《书史会要》与《宣和书谱》相比，其出发点恐怕依然脱不开政治第一的原则，但各有不同的认知方向。《宣和书谱》把李景（李璟）定性为“南唐伪主李璟”，而《书史会要》中却定其为“篡位”，“复姓李氏，更今名”者。但都有个时代的进步，文化艺术的进步在起作用，在引领着社会的进步。在文化艺术上能够予以认可的，那才是可以与社会与历史同呼吸共命运的事，其他事情恐怕都是过眼云烟的事。
4、五代时期的书画艺术名家，像比较有名些的就是薛贻矩、杜荀鹤、罗隐、杨凝式，都是梁朝之人士。其实，五代十国时期，没有多少书画艺术家可以罗列，尤其在书画方面有名的比较少。有些名家名人，依然是从古代过渡而来的。在书法上，代表人物当数杨凝式。在《书史会要》中也作了比较典型的评品。从政治上来衡量，其为“登唐进士第为秘书郎，历梁后唐晋汉，至周迁太子少师，时人以杨风子呼之”。杨凝式是几朝书法大家，也是体制内的元老级人物，必然是有才华之人。从书法艺术上来品评，具“喜作字，尤喜颠草。居洛下十年，凡琳宫佛祠，墙壁间题记殆遍，然挥洒之际，纵放不羁，或有狂者之目。宋欧阳修尝跋其字，以谓凝式笔迹独有雄强，与颜真卿行书相上下。”意思是讲，他喜欢写字，尤其擅长纵横奔放的狂草。居洛阳城十年，凡道观、佛堂墙壁间，题记几乎周遍。然挥洒之际，纵横奔放不羁，有人为有狂者之称宋代的欧阳修曾评论他的字，认为自唐灭亡之衰微，而杨凝式的笔迹独为雄强，与颜真卿的行书相上下。这里又讲到了他的行书，可能行书也是比较好的。当然，陶宗仪在世时，他会参考很多方面的书籍典籍，对此进行考据。既然《宣和书谱》在目录里已经列为草书七中，为何在其小传里，又怎么予以为行书之好呢？如果严格考量，“与颜真卿书相上下”，那应当为正书才对。这里讲到了“唐末五代文章卑污，字画随之”。（《宣和书谱》P356)意思是讲：“唐末五代时期，所写的文章卑下龌龊，书法（画）跟从”。“若李建中书，就有五代以来衰乱之气” ，就是说：如李建中的书法，还有五代以来的衰乱之气。（《宣和书说》P356）就是杨凝式的笔迹与众不同，独为雄强，与颜真卿的行书相上下，自然是当时翰墨中的豪杰。这就是宋代人对五代时的文化艺术尤其是书法美学之基本评价和认知。当然，陶宗仪未必就此而完全认同，所以，他在《书史会要》中就没有这样加以引用，而是择其要择其实而用之。点评也就有了个性和特质。在这里，陶宗仪总是不谈自己的认知，而是以史上人之评论来加以佐证，这样就讲得相对准确一些。而且是在很多的史籍中精选出来的，是相对比较贴近实际的，也就是今后人也感到这样点评确实比较务实在理。这就是书法美学在哲学思想下的艺术历史观。我感到，对书法史之美学哲学层面上的品评，我的感受与邱振中先生的论述是一样的：“最困难的是对感受深度的判断。”（《神居何所—从书法史到书法研究方法论》PI）他认为：“不论是欣赏、创作还是研究，对主体敏感程度和感受尝试的要求是没有止境的，其深入之难，安于原有状态之难的自觉，都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但我们无法制订出一个抽象的标准，人们虽能尽力罗列各种紧密结合形式构成的感觉的陈述，从而积累起各种不同感觉状态的‘标本’，然后在这些积累的基础上再谨慎地确定一些判断感觉深度的方法和标准”。（《神居何所》PI）我们在《书史会要》中，就看出陶宗仪在阐述并点评这些收法人物时，就是对主体敏感程度和感受深度从有止境说开来，让后人在深刻思考研究后，达到一种没有止境的地步。因此，我们的评点也必须去突破原有之状态并达到历史艺术之自觉，使艺术更加哲理地从深层中跳跃出来，在远远超出想象之中达到某种高度，这不是什么方法和标准可以左右的，而必须凭借艺术之本身来展开，使观察方式在创新中，突破陈旧的感觉模式，在审美价值上更具灵性之转换。或许，这就是陶宗仪《书史会要》对我们的又一新的启示。这里还要特别强调一下，就陶宗仪的《书史会要》中对五代书家的小传上评之形式看，都是直白的明确的，以史实为据的。比如道士张昭胤， “前蜀人，学柳公权，甚精”。非常精炼，数语即明。有些仅仅为名和职务。为张德钊，“后蜀，仕至简州平泉令”。根本没有点及其书法如何。但是，能入《书史会要》中，就必为时下有名声者，所以选入。他点评孙逢吉、张绍文、周德贞、孙逢吉、罗缘都是如此，没有啰嗦的话语，更无聱口之文字，非常干脆利落，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言简意骇，主旨突出，值得后人借鉴。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对五代的认同，就是从唐之艺术风格，书法形式与文化基础来透视的，这里很少涉及艺术创新的问题，但是体现和强调的就是传承与发扬的问题。五代无法与盛唐相比，这里的书法艺术在空间和时间上依然是失衡的，是被战乱所淹没，是被国家的分裂所分裂的。当然，我们从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突出杨凝式来看，那就是对盛唐的一种怀念和追寻。可以讲，在杨凝式身上，可以找回艺术之根蒂，即使是宋代的欧阳修，跋其字时，也大加赞赏杨凝式之书法，认为杨之书笔迹特别雄强，竟与颜真卿“行书相上下”。连宋朝之大文人欧阳修都如此念念在心于唐书，崇尚于唐书，而且陶宗仪又特别加以品点，这就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书风，崇尚什么，反对什么，应当是十分清楚的。书法艺术之美学充满了哲理性，就在于其社会性的发展。这一现象的重要性，就是使我们观察到书法艺术最朴素的细节，就在于对艺术深入研究的特殊的历史性，在点评式的解剖中，不断推进思想的前沿之引领性，尤其是在这个基础上，又不失艺术之严谨、周密，使我们在艺术美学之欣赏中更加“合情合理”，同时，在艺术美中摈弃其自身的局限性。这就使我们读后感到文化艺术的自信，必须来自于文化艺术的自律，没有自律性，何有自信可以达到。其社会国家形态的多元性，反而削弱了书画艺术的美学之共性，尤其在哲学层面上处于弱化的地步。这是令人痛心的，而五代的书法艺术仅为盛唐的冰山一角。
《书史会要》对当代美学意义之散论（4-3）从人文书法美学的艺术哲学的深度进行审美精神的剖析和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