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国际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港口能力很不适应。外籍货船常因没有泊位而不能按期把货卸下来，又因在港货物积压，疏散不畅，经常性压船压港被罚款，更重要地是影响了我国国际贸易。外国人批评我们：“把钱白白地往海里丢。”交通部根据周恩来总理“加快海港建设，三年改变面貌”的指示，同时考虑充实航道疏浚能力，因此，决定从荷兰、日本进口一批疏浚挖泥船舶。
1973年秋，由交通部从天津、上海、广州和长江四个航道局及部水工局选调人员，组成了两个工程船监造组，一个是中国驻日本工程船监造组，由部水工局王涛局长负责。再一个是中国驻荷兰工程船监造组由我负责。我们这个组共有14人，我局有张世壁、徐万启、张振东、魏振安、韩相孚与我等6人。经过短期学习，于当年11月初经苏联伊尔库茨克到达莫斯科。当时政治气氛还有点紧张，我国大使馆的同志到机场接我们时说：“因为前几天国内驱逐了他们5个人，现在他们在找岔子，请大家不要下车，行李由他们去提”。待使馆同志提回行李后，汽车就直接把我们拉到大使馆。我们原来期望到红场瞻仰列宁墓也就成了泡影。
到达荷兰已是十一月上旬，第一条船已开始建造，我们用了最短时间，就完成了监造准备工作，去现场查看情况，去IHC公司了解情况，去驻荷兰大使馆汇报，研究开展工作的措施，制定了必要的工作制度，重申了外事纪律等。关于外事纪律有几条我还记得很清楚，如外出二人同行制，不准谈国内机密，大小礼品一律交公等。根据承造厂分布情况，我们分成了两个小组，一个组以负责绞吸式挖泥船为主，一个组以负责耙吸式挖泥船为主。每个小组配一名英语翻译和一台面包车，然后很快进入了承造厂展开了监造工作。
我们的任务是按质、按时、按量监造好29艘挖泥船，监造的依据：一是合同，二是图纸，三是国际造船规范。挖泥船中最大的4500方自航耙吸(万吨级)是给上海、天津、广州三个航道局的，在10艘1500方自航耙吸挖泥船中有三艘是我局的，即现在航浚7号、8号9号。还有15艘大绞吸(1450方小时)和小绞吸(980方小时)，其中有我局6艘。
监造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曾遇到过这样或那样的困难。IHC公司所属船厂主要是造船体和组装，与之配套的设备，如主机、辅机等都是IHC公司以外的专业厂制造的，如绞吸挖泥船的主机是西德MAN公司制造的。10条耙吸式的挖泥船主机是荷兰一家海军厂制造的，这样算起来就有好几十家厂，厂多人少，怎么办?我感到压力很大，国内已复不再增人，我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集思广益。根据过去监造经验，大家提出抓重点兼顾一般的工作方法。抓重点大家摆出四道工序即：厂内试验、吊装、系泊试验、试航这四道工序是重点，
在进行这四道工序时，人员要相对集中，重兵把守。所谓一般就是平时按分工随造船进度检查。有时有的同志要跑2个厂很辛苦。为确保船舶质量，通过学习讨论，我们监造组进一步提高了保证质量的责任感。大家认识到保证质量是监造工作的重中之重，核心的核心，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如果把有质量问题的船舶带回国内去那将是我们的失职，会辜负国家和人民的重托。所以大家工作起来都是按图纸、按国际造船规范的要求，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凡是有数据的一定按数据监测。对发现的问题，小的由小组确认会向现场负责人交涉解决，解决不了的提到大组研究确认后再向厂方交涉、谈判解决，大的问题经监造组“会诊”确认后，向IHC公司提出，并谈判解决。在监造中我们还充分发挥法国“劳埃斯”船级社的作用，由于我们与“劳埃斯”船级社订有合同，重要工序和部位他们工程师和我们一起共同检查，严把了质量关。如在检验1500方耙吸挖泥船时，发现前后吊杆(5T)试验时有颤抖现象，我们提出要改进，IHC公司认为符合设计，我们认为设计不合理应该改进，因为这个问题较大(10艘船全都是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坚持下，在“劳埃斯”船级社工程师的配合下,10艘船上的20部吊杆全部换成了6T的。在监造工作中，我们发现的大大小小问题，在同志们的努力下，在使馆和国内支持下，都得到完满的解决，避免了国家的损失。
我们监造的这批挖泥船，在系泊试验的基础上都要经过一次正式的试航，这是全面检验的一道程序。绞吸式挖泥船在莱茵河上试航，那里风浪不大，但是自航耙吸式挖泥船都要到海里试航，每艘船要试3天，有时候海浪很大，船舶颠簸相当厉害，人很难站稳，而这时我们监造人员在几层楼高的船上爬上爬下，仔细观测着各仪器设备的运转情况，还呕吐吃不下饭，一场海试下来瘦好几斤是常事。
船舶下水是个喜庆的日子，厂方都安排邀请甲方及有关单位举行隆重庆祝活动，而且要找一个有身份的女性摔香槟酒，意思是“又增加了一个孩子”。我们监造的第一艘4500方耙吸挖泥船下水时，HC公司就是邀请我驻荷兰大使郝德清的夫人摔的。当香槟酒摔碎，船即缓缓向水中滑动，这时站在两旁的代表和参观的群众热烈鼓掌或撒鲜花表示庆贺。大型船舶下水都有这样一次活动，每次我都要代表买方讲话。头两次讲话稿都是经过大使馆审查、指导下定稿的，后来大使馆的同志说：可以了，以后不必要审查了。
初到荷兰时IHC公司把我们安排在一家旅馆，每天每人食宿费70荷兰盾，费用很高。我们这些过惯穷日子的人深知国家外汇来之不易，感到费用太贵，后来就租了HC公司一幢旧房子，平均算来每人每天食宿只需10个荷兰盾。14个人每天可为国家节省840个荷兰盾。离开了舒适的旅馆，吃喝就得自己动手了，自已做当然辛苦(IHC公司也向我们提出过愿意提供做饭、洗衣工。经请示使馆认为不接受为好，理由是保密工作不能确保，更不能确保不发生麻烦的可能性。因为前不久大使馆有个三秘被策反了，外事比较谨慎)。但也有乐趣。我们两个人轮流一天，上班前下班后洗菜做饭，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两年下来，我们每个人大约当了100多天炊事员。尝到了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各地不同的口味，不仅比吃那些半生不熟的牛排、猪排饱肚舒服，而且为国家节约了大笔外汇，还提高了烹饪技术，保持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有时还邀请厂方外国朋友和法国“劳埃斯”船级社的工程师到我们那里做客，不仅让外国朋友尝到了中国菜肴，也增进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外国朋友以吃到中国菜为荣，每一个到我们监造组做客的外国朋友都十分高兴，说中国菜味道好极了，伸出大姆指半洋半土地夸奖道：“顶瓜瓜”、“雅克西”，对中国的茅台酒更是如获至宝。
我们的文化生活可以说是枯燥的，娱乐场所是不能去的，虽有部电视，但使用很少，那个时候只准看新闻、体育频道，星期天才能使馆看场电影，和家中来往信件至少得一个月时间，因为信使每月只去一次，若错过机会，就得等两个月，真可谓“家书抵万金”，因此大家很珍惜每月一次的国内通信，每逢收到家信的那天，宿舍是那样的静谧大家聚精会神地阅读万金家书，赶紧给亲朋好友写回信。我除了国内写工作汇报外，还得抓紧时间写写家信。外国朋友对我们长不和家人在一起表示不能理解，有时候也有人问：“你们这么长时间不想夫人吗?”我们说：“常在外面习惯了”。在他们看来，我们是一群不食间烟火的精灵。人嘛都有七情六欲，怎么会不想呢?但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需要，只好作点牺牲了。
荷兰地势比较低洼，过去常遭水的袭击，为了和水做斗争，很早以前就用挖泥船修堤、筑坝，所以他们的造船工业比较发达，造的挖泥船也比较先进。在荷兰，我们也看到用挖泥船修筑堤坝的情景，甚至挖泥船的排泥管接很长很长，用挖泥船修筑公路，在哪里有“上帝造天，荷兰造地”的说法。他们对水的体会较深，他们说水是人类的朋友，也是人类的敌人。水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可以灌田，也可以淹没田园。与我们中国的“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有异曲同工之处。至今荷兰还保存着许多风车，那是荷兰人民很早以前利用风力进行排灌用的，现在已经成为古迹，常有游人去参观。
荷兰人喜欢花，荷兰人赠送的礼品很多也是鲜花，秋里甫公园是荷兰著名的公园，那里种有许多名花。
我们也曾以鲜花给荷兰朋友送过礼。我们监造组1973年11月起到1975年11月止，在荷兰工作、生活了两年，经过大家的辛勤劳动，圆满完成了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陆续回到了国内。
回国后的前几年，我们一直留心收集使用单位对我们监造的这批挖泥船的反应，没有发现质量上有什么问题，而且在疏港和航道维护以及其它工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实践证明我们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
这段经历已经过去30多年了，我们有时还忆起在荷兰工作的情景。大家那种为使我们监造的挖泥船早日投入国家建设的迫切心情与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让我终身难忘。
在欢庆长江航道局建局50周年之际，我坚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在现任领导班子的带领下，长江航道人定会开拓创新，不辱使命，再创辉煌，使长江这条黄金水道的明天更加光辉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