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错了吗?——驳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中的需要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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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莱博维奇认为，生产力决定论或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存在着诸多盲点，这些盲点使得它在一些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面前丧失了解释力。鉴于此，作为一种替代方案，他提出了人的需要决定论或人的需要的首要性命题。立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本文指出：生产力决定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它并不存在莱博维奇所说的那些理论盲点，其解释力也毋庸置疑；就人的需要而言，是物质生产决定人的需要，而不是相反。莱博维奇完全颠倒了物质生产与人的需要的关系，无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的现实决定性；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造成的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才是资本主义崩溃的逻辑，经济危机虽然构成资本主义崩溃的一个环节，但不能像莱博维奇那样把二者混为一谈。

【关键词】生产力决定论需要决定论资本主义崩溃唯物史观莱博维奇

作者简介：王峰明（1966-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4）；王小平（1987-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乃是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历史变迁的根本动力。这是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核心内容，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但长期以来，这一原理备受人们的质疑和批评，西方着名左翼学者、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名誉教授迈克尔·A.莱博维奇（Michael A Lebowitz）就是其中一位。他在《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对生产力决定论提出全方位批评，主张用需要决定论替代之，企图以此建构所谓的雇佣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并超越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资本的政治经济学。鉴于莱博维奇的观点在西方左翼阵营的重要影响，本文立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给予回应，并就相关理论问题展开辨析和讨论。

莱博维奇所说的生产力决定论的理论缺陷并不成立

1.莱博维奇认为生产力决定论面临三个理论难题

众所周知，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从这段经典表述中，普列汉诺夫提炼出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并在《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一书中做了详细阐释；G.A.科恩（Cohen）则提出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并用所谓功能性解释的思想方法予以辩护。莱博维奇把这一命题的中心思想概括为：“生产力发展的特定水平可以解释一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并且，当旧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出现新的生产关系。”例如：“当不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时，资本主义就会终结。”

但莱博维奇认为，资本主义在其现实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如资本主义存而不亡的问题，这使马克思主义备受质疑和驳斥，并面临被拒绝的困境。对此，科恩给出的理由是：第一，从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中可以推断，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是因为它最适合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只要它是最适合的，就会持续存在下去。第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是因为资本主义能够产生高科技，而高科技是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第三，对马克思而言，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而革命能让生产力重新获得发展。具有革命性的社会变革的作用，就在于解放生产力。

在莱博维奇看来，科恩的解释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到其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只有当它不再最适合生产力发展，或者说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足以突破资本主义外壳的时候，才能超越资本。但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一种相对保守的解释，是一种“保守的”马克思。因为至少有三个问题是这种解释所无法解释的。（1）它难以解释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因为“这种马克思主义给所有拒斥资本主义的人提供了什么呢？答案就是：等待——一直等到资本主义不再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走到尽头为止”。但事实上，“真正的革命家似乎是那些加速生产力发展的人，是那些创造了‘高科技’的人”，而绝不是这些静待革命到来的人。（2）它难以解释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因为在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中，我们无从寻找“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进程和特点的影响”。并且与首要性命题相联系，科恩还提出了发展命题，即“生产力趋于发展，这贯穿于历史发展过程的始终”。显然，发展命题暗示着生产力的发展是自主的，因而无须进行阶级斗争（3）它难以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资本的目标在于加强稳定而不在于提高效率”，所以对资本来说，最重要的是分化工人的力量而不是发展生产力。而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我们又如何能够谈论资本主义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呢”？这就是说，既然说资本所追求的目标是维持社会稳定而不是提高生产效率，是维系生产关系而不是发展生产力，那么资本主义就不是或不一定是最适合生产力发展的。

2.莱博维奇所说的上述三个理论难题并不成立

首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加强社会稳定与提高生产效率、分化工人阶级与发展生产力并不矛盾。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其生产目的是也只能是无偿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从而实现价值增殖，这构成资本剥削的本质内涵；而无论是加强社会稳定还是分化工人阶级，都不过是实现资本剥削的必要条件而已。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比之于以往的剥削制度，资本剥削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一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主义采取种种手段分化工人无非是为了控制他们，从而迫使他们在必要劳动之外再去无偿地从事剩余劳动。虽说“一切统治阶级在一定范围内都实行这种强制”，但在不同的剥削制度中实行强制的方式是不同的。由于资本主义所采取的方式不是政治暴力，而是商品生产和自由竞争等经济手段，所以不仅使资本的“那种强制是最大的”，而且“使资本主义生产下的劳动强度达到了更高的程度”。马克思说：“资本所以迫使劳动者超出劳动时间的这些自然的或传统的界限，是因为资本同时使劳动强度取决于社会的生产阶段，从而使劳动强度打破了独立生产者或仅仅靠外部强制而劳动的奴隶所遵循的惯例。”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表明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生产力的首要性并不排斥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首要性命题表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会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转化为桎梏，会从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转化为不再适合这种发展。这时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用新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取代旧的不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从而实现生产关系的质变和更替。可见，社会革命既是生产关系新旧更替借以实现的形式，也是生产力决定作用借以实现的形式。没有社会革命，就既不可能有生产关系的嬗变，也不可能有生产力的决定作用。马克思讲：“只有资产阶级经济才要求单纯靠劳动生活的人数绝对增加，虽然这些人数也相对地减少。因为在资产阶级经济条件下，只要每天不再需要剥削劳动能力长达12—15小时，劳动能力便过剩了。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会减少工人的绝对人数，也就是说，实际上使整个民族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总生产，——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将会引起革命，因为它意味着大部分居民丧失价值。在这里再一次暴露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界限，也暴露了资产阶级生产决不是发展生产力的绝对形式，恰恰相反，在一定的时刻，它就同这种发展发生冲突。”这就是说，一方面资本追求价值增殖使得劳动力绝对增加，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所造成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又会引起劳动力绝对量的不断减少，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过剩人口。这两种趋势的并存和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的表现，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表现。而在矛盾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当人们再也无法生活下去的时候，就会以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关系，实现生产关系的历史更替。因此，如果说社会革命是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实现方式，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则是社会革命的现实基础。没有社会革命，生产力决定作用就难以实现；而没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革命就没有物质基础。

最后，与社会革命一样，阶级斗争也是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实现方式。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后者除了异质生产关系之间的质变，还包括同质生产关系的量变。异质生产关系之间的质变，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完成，而社会革命无疑是阶级斗争和阶级运动的最高形式。马克思认为，撇开“劳动者自身属于客体的劳动条件的奴隶关系”不谈，“亚洲村社（自然发生的共产主义）和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小家庭农业（与此相结合的是家庭工业）”，是“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原有的统一”的两种主要形式。资本主义则造成了“劳动和所有权(后者应理解为对于生产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破裂和对立”。一方面，“在这种形式下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同时会得到最有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原有的统一的恢复，只有在资本创造的物质基础（即物质生产力——引者注）上，并且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在这个创造过程中经历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同时就是在强调阶级斗争和阶级运动的重要作用，不能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如果说生产关系是阶级关系的客体形式，那么阶级关系就是生产关系的主体形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同时也决定着阶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例如：“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而“资本家和工人”则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两极”。同理，如果说阶级斗争和阶级运动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主体形式，那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就是阶级斗争和阶级运动的客体形式。它们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而不是彼此分离、互相排斥的两个过程。总之，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

3.莱博维奇认为生产力决定论存在三个理论盲点

在莱博维奇看来，生产力决定论之所以陷入上述解释困境，原因在于三个方面的“忽视”：（1）它忽视了生产关系的重要性。莱博维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一切生产力只有在特定社会关系中并且通过这种社会关系，才能得到发展。”从这一前提来看，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关系比生产力更为重要。这样，“任何关于生产力自主发展和技术中立性的观点……都是一种与马克思赋予生产关系的重要性相背离的经济主义”。尽管如此，“对生产关系的简单强调并不足以改变生产力首要性命题的中心论点——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某种生产关系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而导致这种生产关系被另一种生产关系所取代”。就是说，无论生产关系多么重要，按照首要性命题，只有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生产关系的嬗变才能发生。但莱博维奇质问道：生产力发展的“那个‘一定的阶段’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是首要性命题难以回避又无法解释的问题。（2）它忽视了人类的作用。科恩在其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辩护中讲：“历史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此，莱博维奇指出：“对历史发展的这一基本解释是从生产力的发展（或不能发展）中得出来的。那么，人类（humanbeings）呢？他们仅仅是‘发展命题’的奴仆。”就是说，无论是把历史发展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生产力的不发展，科恩的发展命题都意味着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然如此，人类的存在和作用就是无足轻重的，历史发展的力量之源就是也只能是生产力这样的抽象概念。因此，在首要性命题中“作为主体的人类存在不见了”。（3）它忽视了劳动者的作用。莱博维奇认为，首要性命题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性，而这种片面性则与马克思《资本论》对劳动者的主体地位的忽视是分不开的。因为在《资本论》中，“唯一的主体（如果真有这样的主体）是资本，它增长，克服一切障碍，发展，——直到最后，它走到尽头因而被能够带来更有效率的机器的科学家所取代”。在此，居于主体地位的是资本而不是普通劳动者，资本之后有可能出场的也只能是科学家而不是普通劳动者。普通劳动者显然处于一种“不在”状态，或者说在《资本论》中普通劳动者完全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这也是《资本论》的一个关键失语。对此，莱博维奇明确表示：“《资本论》中的这种失语，是造成现实中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缺陷的根源。”

4.莱博维奇所说的上述三个理论盲点并不存在

首先，确立生产力的首要性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不重要。恰恰相反，马克思一再强调生产关系的重要性：“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这是因为，“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同时，马克思又不断重申生产力的决定性：“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莱博维奇将之混为一谈，从而陷入非此即彼的境地。如果说生产力是物质生产的内容，那么生产关系就是物质生产的社会形式。就构成物质生产的两个方面来看，既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如此，从物质生产的发展和变化过程来看，是作为内容的生产力决定作为形式的生产关系，而不是相反；是作为形式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合作为内容的生产力，而不是相反。此外，莱博维奇把生产力决定论斥为经济主义，说明他把经济等同于生产力。而在马克思那里，没有生产关系就没有经济关系，因为“这种社会生产的关系，我们恰恰就称之为经济关系”；经济和经济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因为“经济发展即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肯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忽视和否定人的作用。一方面，人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为“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离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人的存在是抽象的，人的发展也是虚幻的。另一方面，“作为它（指直接的生产过程——引者注）的主体出现的只是个人，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他们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这种相互关系。这是他们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就是说，人是物质生产的主体，从而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主体；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都是由人来推动和完成的。实际上，前面对于生产力的决定性与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重要作用的关系所作的分析，同样适合对生产力的决定性与人的主体作用的关系的分析。因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主体都是人，人不仅是处于阶级关系中的人，而且是从事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人；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重要作用的确认，同时就是对人的重要作用的确认。当然，就人的集体存在与个体存在的关系而言，人类集体的能动作用、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作用，只能展开和展示于本质抽象层面，而在现象具体层面存在的则是人类个体的能动作用；人类集体的能动作用通过人类个体的能动作用为自己开辟道路，后者从而成为前者的具体实现方式。

最后，《资本论》并未忽视劳动者即雇佣工人的重要作用。资本固然是《资本论》的核心概念，但整个《资本论》决不是资本家的独角戏。因为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而工人和资本家则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两极。从工人方面看，“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因而他的劳动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从资本方面看，由于没有雇佣劳动，资本就无法获得剩余价值从而实现价值增殖，所以“资本没有雇佣劳动就不再成为资本”。在此意义上，资本就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就是资本。马克思有“资本即雇佣劳动”这样的表达语，无非就是在强调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本质性关联。其实早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就揭示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本质联系。他说：“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因此，“断言资本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事实上不过是说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一个方面制约着另一个方面，就如同高利贷者和挥霍者相互制约一样”。可以说，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资本论》所确认的与其说是资本和资本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毋宁说是劳动者（工人阶级）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劳动者及其劳动是物质生产过程的内在的活的要素，是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在一切历史形式的社会中，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是社会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这些不正是对劳动者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确认和肯定吗？何来忽视和否定呢？

莱博维奇的人的需要决定论难以替代生产力决定论

1.莱博维奇的人的需要决定论

鉴于生产力首要性命题所面临的上述困境，莱博维奇提出了人的需要的首要性命题，其基本内容是：“决定着历史变迁进程的重要因素，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提高的人的需要（也就是在特定社会中发展着的人类）。特定的人类既发展生产力又改变生产关系，并且，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说，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既不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而是人的需要；人们为了满足自身不断发展的需要，不仅发展生产力而且发展生产关系，由此推动了历史的不断发展。莱博维奇设想了一种情形：“两个生产力发展的速度相同，而在需求的生产方面却有明显不同的社会”，其结果也完全不同，“在一个（另一个却没有）社会中不断增长的贫困化使人们对其生产关系是否适当产生怀疑”。对于这种情形，用生产力首要性命题是难以解释的，因为这两个社会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并无差异。而从人的需要的首要性命题来看，就不难理解正是在满足需要方面的差异，使得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受到怀疑，而另一个则没有。因此，一种生产关系被怀疑和取代，是因为它不能满足人的需要从而使人们遭受贫困之苦，而不是因为它束缚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以此来看，莱博维奇认为：“在这个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替代方案（即人的需要的首要性）中，当既存的社会结构不再满足在其中形成的人类需要的时候，就会发生社会变革；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就会以适合特定人类的特定需要的方式发生社会变革。”就是说，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于：由于在既存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中人们的需要难以得到满足，所以他们便用能够满足其需要的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取而代之。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莱博维奇认为：“与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不同，需要的首要性命题承认工人需要的重要性”，并且“因此明确地指出工人为满足这些需要而进行的斗争的重要性”。换言之，需要的首要性命题有助于确立和体现工人的需要和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从而避免生产力首要性命题的局限性，以及由此带给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保守主义立场和观点。“这种替代理论一直隐含在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中”；并且实际上，“需要的首要性命题，不过就是带有人情味的1859年《序言》”；当然，这一命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增加了几个术语”，而在于“它恢复了人类的‘核心’地位”。

2.人的需要决定论的逻辑矛盾和理论局限

笔者以为，撇开像“两个社会”这样的主观臆想（因为从总的趋势来看，一个不能满足人的需要的社会必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并由此而引发社会变革）不谈，莱博维奇的论述存在诸多自相矛盾之处。例如：一方面认为马克思的《序言》倾向于生产力的首要性，另一方面又认为需要的首要性命题是《序言》的隐含之义；一方面主张用需要的首要性命题取代具有重大缺陷的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另一方面又讲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包含了需要的首要性命题；一方面力求超越《资本论》、克服其理论的片面性，另一方面又大量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的论述、阐发所谓“不为人们所接受的马克思的观点”。无论如何，这些都不过是莱博维奇的一面之词和一厢情愿，并且，其论述都没能超越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所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而莱博维奇的根本错误则在于：他完全颠倒了物质生产和生产力与人的需要的关系。因为尽管说人的需要是理解和解读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角度，但比之于物质生产和生产力，它并不足以逼近和抵达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的深处。具体来说：（1）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区分为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其中，自然需要是必须满足的需要，包括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人们的自然需要也就不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或者说是“历史地形成的需要”。在谈到工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时，马克思讲：“他的劳动力的实际价值会偏离身体上的这个最低限度；气候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劳动力的实际价值也就不同；它不仅取决于身体需要，而且也取决于成为第二天性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需要。但在每个国家，在一定的时期，这个起调节作用的平均工资都是一个已定的量。因此，其他一切收入的价值就有了一个界限。”这里，所谓身体需要就是指由气候等自然因素决定的人的自然需要；与此不同，人的社会需要由社会发展水平决定，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人的第二天性。

（2）就人的需要与物质生产的关系而言，一方面，从现象具体层面的个体需要来看，人们总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安排生产活动，在物质生产与个体需要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彼此制约的关系。例如孤岛上的鲁滨逊，“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如做工具，制家具，养羊驼，捕鱼，打猎等等”。但另一方面，从本质抽象层面的整体特征与总的趋势来看，则是人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必须与物质生产相适应，因而是物质生产决定人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相反的结论是不成立的。马克思指出：“在有些民族中，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相适应，需要范围是固定封闭的，在这些民族中，这种素朴的货币贮藏形式就永恒化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的需要的范围的固定性和封闭性，因此是生产方式决定人的需要，而不是人的需要决定生产方式。

究其原因，是因为：其一，物质生产把人的需要与动物的本能区别开来，或者说物质生产是实现从动物本能向人的需要转化的中介环节。若没有这个中介环节，存在的就仅仅是动物的本能而不是人的需要。在此意义上，动物所具有的只是本能，因而是无所谓需要的。马克思说：“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同样可以说，一当开始物质生产的时候，人们就把自己的需要和动物的本能区别开来。因此，物质生产是人的需要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没有物质生产就没有人的需要，人的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如此，自然需要同样如此。人的自然需要之所以是人的，原因就在于这种自然需要是以物质生产为中介的，而“历史地自行产生的需要”即社会需要本身就是“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是“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其二，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是人的需要不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马克思说：“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而没有物质生产的发展，就不会有满足人的需要的手段的发展。在物质生产的发展中，每一个新的生产部门的出现，或者说“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形成生产体系，新的生产部门的不断出现使得生产体系不断发展，而随着物质生产体系的不断发展，人的需要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因为新的生产部门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新的使用价值的出现，而新的使用价值又意味着一种新的可以满足的人的需要的出现。因此，在商品生产条件下，正是物质生产的分化即“社会分工使商品占有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

（3）就物质生产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人的需要的关系而言，如果说生产力的水平决定能够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即社会需要的量，决定人们的什么需要、哪些需要能够得到满足；那么生产关系的性质则决定人的需要得以满足的具体方式，决定如何满足人的需要、怎样满足人的需要。从生产力方面来看，马克思说：“社会需要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越是表现为必要的，现实财富（即生产力——引者注）的发展程度便越高。”因为，“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在此意义上，不同财富是人的不同需要的客体形式，人的不同需要则是不同财富的主体形式。物质财富或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需要的发展成正比，物质生产力水平越是落后，可以满足的人的需要就越是有限。因此马克思说：“在原始状态下，他（指人——引者注）的生活需要和他的劳动力一样是很小的。”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马克思说：“‘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这就是说，人的需要的满足由人们的阶级关系和经济地位所决定，人们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关系则由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所决定。

由此就不难理解，在生产关系的作用下，人的现实的需要会发生不同的变形。例如：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社会需要……总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才是可以满足的现实的需要，否则，就仅仅是一种难以实现的抽象的需要。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人的需要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雇佣工人要满足自身的需要，就必须成为资本的雇佣劳动；而他要被资本所雇用，就必须生产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由此决定，雇佣工人的需要是一种具有悖论性的需要。一方面为了最大限度地生产剩余价值，工人的工资水平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只能满足工人“动物般的最低限度的需要”，并使之“始终保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享受”，由此“造成了工人纯粹牲畜般的处境”。另一方面为了把商品卖出去，从而实现剩余价值，“资本家不顾一切‘虔诚的’词句，寻求一切办法刺激工人的消费，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诱惑力，强使工人有新的需求等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与限制消费和限制需要的趋势并存的是刺激消费和扩大需要的相反的趋势。

鉴于物质生产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人的需要的不同作用，马克思指出：“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在此，马克思明确地把人的需要的范围与满足这些需要的不同方式区别开来，并且认为二者在很大程度上由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或社会状况所决定，因而都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都包含了历史因素和道德因素。

（4）马克思认为，在未来新社会的高级阶段上将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一些人对此提出质疑：“如果在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阶段就已经导致为社会所用的自然资源被耗竭，那马克思怎么能够宣布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进行过度的按需分配呢？”就是说，按需分配是自然资源所难以承受的，因而是一种乌托邦。但实际上，拿这种观点来批评马克思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从《哥达纲领批判》的理论内容来看，马克思与其说是在正面论证和具体描述未来新社会的分配方式，毋宁说是在强调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现实制约，进而，是在强调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的需要的现实制约。换言之，在马克思那里，不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实制约的人的需要是抽象的，也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欲望和任性。但用自然资源枯竭论的观点来批评莱博维奇的需要决定论，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他所说的需要是不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和制约的。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生产力决定论是马克思一以贯之的思想。他立足于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说明了原始共同体的产生、存在、发展和消亡；不仅说明了原始共同体在经济方面的解体，而且说明了它在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解体；还说明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旧的生产关系的解体；最后，他借用“植株→花朵→枯萎→新植株→新花朵→新枯萎”的比喻来描述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轨迹，进而用生产力的发展来阐释社会形态的更替。这一阐释与《序言》的思想高度一致。下面就资本主义崩溃问题，我们把马克思基于生产力首要性命题的阐释与莱博维奇基于需要首要性命题的阐释作一番比较。

莱博维奇的需要决定论难以解释资本主义崩溃问题

1.莱博维奇立足于需要决定论对资本主义何以崩溃的解释

为什么说生产力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束缚就会导致后者的消亡呢？在莱博维奇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之所以会消亡，是因为人们在主观上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种种缺陷，并在客观上采取了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际行动。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缺陷究竟是什么？人们是如何认识到这些缺陷的呢？莱博维奇认为：“这种缺陷与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提高的人的需要的满足有关。”具体来说：（1）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受到两种障碍的限制。其一，由于工人的“实际工资不能增加到资本维持自身稳定的能力将受到考验的程度”，工人的消费水平从而资本的销售市场受到限制，所以“在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剩余价值率的过程中，资本自己限制了剩余价值实现的可能性”。因此，资本无法实现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第一个障碍（简称“障碍Ⅰ”）。其二，“实现剩余价值的困难并不是资本所面对的唯一障碍”。由于资本生产具有一种突然的跳跃式的扩张能力，所以在生产扩张时期对原材料的需求将大于供给，从而限制了扩大剩余价值生产的可能性。因此，原材料生产不足即资本无法获得充足的原材料供给，这是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第二个障碍（简称“障碍Ⅱ”）。如果说障碍Ⅰ源于资本的内在本质，是“专属于资本本性的”特殊障碍，那么障碍Ⅱ则与资本的本性无关，因而是一切生产形式所共有的一般障碍。

（2）上述两种障碍的限制引发两种经济危机。其一，由于大多数劳动者的消费水平不能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提高，使得“资本自己限制了剩余价值实现的可能性”，所以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存在着生产过剩危机的趋势”。这是由障碍Ⅰ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的第一种危机（简称“危机Ⅰ”）。其二，原材料供给不足将引起价格的剧烈波动，并导致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中断、混乱和灾难；特别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会引起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这是一种资源短缺危机。可以说，这是由障碍Ⅱ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的第二种危机（简称“危机Ⅱ”）。危机Ⅰ和危机Ⅱ的区别在于：前者属于“资本主义的危机”，后者则属于“资本主义内部的危机”；前者“使被破坏了的平衡得以重建”，并且不具有永恒性，后者则驱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并且“是资本发展过程中的组成部分”。

（3）两种危机下工人的两种需要得不到满足。其一，在需要的首要性命题中，资本不仅具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趋势，而且具有通过不断制造对商品的新需要来把工人和资本联系起来的趋势。对商品的需要，是人的第一种需要（简称“需要Ⅰ”）。资本主义的独特困境，就在于其固有的过多且过快地制造对商品的新的需要。因为资本主义既推动了需要Ⅰ的发展，同时又由于限制工资水平而不能满足工人的这种需要，从而陷入了危机Ⅰ。其二，“工人作为人类具有对并非以商品形式出现的使用价值的需要”，如对新鲜空气和阳光的需要。这是人的第二种需要（简称“需要Ⅱ”）。对资本来说，“只要自然（像工人一样）仅仅是资本的工具，它就会面临与被资本掌控的工人相同的命运”。自然遭受资本的掠夺，一如工人遭受资本的剥削。资本剥削工人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从而陷入危机Ⅰ；同样，资本掠夺自然造成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从而从另一条道路上陷入危机Ⅱ。而正是由于资本破坏了自然环境，所以使人们的需要Ⅱ难以得到满足。

（4）两种需要无法满足造成工人的两种贫困。一旦聚焦于需要，“贫困化概念，就会占据重要位置”〖。其一，在“思考资本阻碍生产力发展趋势问题的语境”中，我们看到“那种在社会地发展了的需要与那些通常情况下可以满足的需要之间的鸿沟”。因为仅仅是生产率的提高，“便会允许工人满足更多的需要而不减少剩余价值率”；然而，“对工人实现其商品-需要的能力”，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的界限。这种鸿沟意味着需要Ⅰ难以满足，从而使工人陷入贫困状态（简称“贫困Ⅰ”）。其二，仅有这种与需要Ⅰ相联系的贫困化概念是不够的。因为“一旦我们承认，自然是财富的源泉，并且，工人作为人类具有对并非以商品形式出现的使用价值的需要，我们就不能再单纯地用对商品的社会的和必要的需要这种单一的尺度和标准来衡量贫困”。由于工人的“需要层次包含了自然提供的使用价值（如新鲜空气和阳光）”即需要Ⅱ，所以因为自然环境被破坏，任何工人都将处于贫困状态。这是工人所遭受的第二种贫困（简称“贫困Ⅱ”）。

（5）工人的贫困化使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缺陷，并行动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其一，“不断增长的贫困化足以解释资本作为工人的中介物的超然性”，即资本对工人需要的漠不关心；并且，“由于工人遭受贫困化的结果，将会使人们在一定时候认识到资本不再与工人所追求的‘应然’，即工人自身发展的需要相一致”。这是促使资本消亡的主观条件。其二，当工人认识到只要资本存在，自己的需要就难以满足的时候，他们就会为提高工资而同资本展开斗争。因此，“在工人为提高工资而进行斗争的背后，便是一系列超越必要的生存水平的需要”。就是说，工人进行斗争的动因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他们的需要Ⅰ和贫困Ⅰ。这是促使资本消亡的客观条件。总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使资本被超越的那个应然，就是‘工人自己的发展需要’”。换言之，是工人的发展需要（而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展开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崩溃。

2.莱博维奇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的缺陷

笔者以为，莱博维奇的论述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其一，就人的需要而言，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两个人都需要呼吸，空气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作为大气而存在”；那么“这一切都不会使他们发生任何社会接触；作为呼吸着的个人，他们只是作为自然物，而不是作为人格互相发生关系”。这就是说，如果撇开物质生产和交往，单就对阳光和空气的需要而言，这与其说是“人的”需要，毋宁说是存在于人身上的动物式本能，它们不足以把人的需要和动物的本能区别开来，难以体现人的需要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其二，就工人的需要而言，如前所述，资本既有限制工人需要的趋势，也有刺激消费、扩大工人需要的趋势；前一种趋势由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价值增殖目的所决定，后一种趋势则由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使用价值（物质产品）的生产所决定。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尽管资本剥削率在提高，但工人能够满足的需要也在增加，而不是像莱博维奇所说的仅仅停留于“生存水平”。其三，就人的需要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关系而言，前者处于社会的现象层面，后者则处于社会的本质层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着人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反之，人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则反映和体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二者彼此联系、不可分割，但又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相互颠倒。如果说工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引发了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从而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那么工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根本原因，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一如后者是引发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因此，资本主义之所以灭亡，表面看来是因为无法满足人的需要，本质上则是因为其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无法满足人的需要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外在表现形式。其四，就资本主义崩溃而言，环境危机所造成的人的“非商品需要”得不到满足，其要害在于人的生命本身受到威胁。这是人类和人类社会灭亡的一般逻辑，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灭亡的特殊逻辑，虽然这种危机是由资本本身造成的。

3.马克思立足于生产力决定论对资本主义何以崩溃的解释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是资本主义走向解体和崩溃的根本原因。一如列宁所讲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具体来说：（1）“生产力发展，同时，资本构成越来越高，可变部分同不变部分相比越来越相对减少。”这表明生产力水平越高，利润率就越低；社会生产力在不断发展，利润率也在不断下降。而利润率的下降意味着资本家拿出去的货币越多，收回来的货币相对地就越少；进而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是矛盾的，并且这种矛盾具有对抗性质，因为作为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利润是资本的生命之源，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马克思指出：“诚然，作为价值预先存在的、以原料和固定资本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资本，如果和交换活劳动的那部分资本按同样的比例增长，那么，资本会增长，而利润也会按同样的比例增长。但是，这种同样的增长的前提是，资本增长而劳动生产力不增长，不发展。一个前提取消另一个前提。”要么是利润率的增长，要么是生产力的增长；要么是资本关系的消亡，要么是生产力的不发展；二者彼此取消，不可得兼。可见，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解构作用。

（2）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点上，或者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运动的一定点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会崩溃。马克思说：利润率的下降意味着，“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达到一定点以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就是说，“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因此，超过一定点，资本关系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一旦达到这一点，资本即雇佣劳动就同社会财富和生产力的发展发生像行会制度、农奴制、奴隶制同这种发展所发生的同样的关系，就必然会作为桎梏被摆脱掉”。资本自行增殖消除之时，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崩溃之日。那么，究竟如何理解这个至为关键的“一定点”呢？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所使用的资本量的每一次增加都不仅能按算术级数，而且能按几何级数提高生产力；而资本作为生产力的提高者，却只能以小得多的比例来增加利润。因此，资本的增加对提高生产力的影响无可比拟地大于生产力的提高对资本增长的影响”。就是说，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点上，资本的利润率也会下降到一定点，此时资本积累所带来的利润的绝对量增加的比率会非常有限，资本所推动的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要远远大于利润的绝对量增加的程度。另一方面，从剩余价值的增长方面来看，“资本已有的价值增殖程度越高，资本的自行增殖就越困难。于是，提高生产力对资本来说似乎会成为无关紧要的事；价值增殖本身似乎会成为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这种增殖的比例已经变得很小了，并且资本似乎会不再成其为资本了”。例如：“如果必要劳动是1/1000，生产力提高到三倍，那么，必要劳动就只会减少到1/3000，或者说，剩余劳动只会增加2/3000。”这就是说，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率即资本的剥削率越高，不仅资本提高劳动生产力的难度会越大，而且资本实现剩余价值的难度也会越大；而同时，不仅资本获得的剩余价值绝对量增加的程度会越小，而且资本剥削率增加的程度也会越小。于是，资本家就会不仅对发展生产力失去动力，而且对价值增殖即获取剩余价值也失去动力，资本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了。换言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点上，资本家阶级便会失去投资的动力，资本主义将会因为投资动力不足而消亡。

（3）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一方面，利润率不断下降这一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是通过资本家的积极活动即自由竞争而实现的。这是因为，为追求超额利润，每个资本家都尽力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竞相发展个别劳动生产力；但其结果却是社会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也不断提高，资本的平均利润率随之而不断下降。另一方面，资本家又会采取各种措施延缓甚至是阻止利润率的下降。但无论什么措施，对于个别资本家是有效的，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则是无效的；对于资本主义在一定阶段上的发展是有效的，对资本主义总的发展趋势则是无效的。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呈现为一种总的趋势。可见，马克思并没有像亚当·斯密那样把利润率的下降归结为自由竞争。因为，“竞争在表面上把资本的内在规律全部颠倒过来，而把它们作为外在必然性强加给资本。它把这些规律歪曲了”。而实际上，“竞争使资本的内在规律得到贯彻，使这些规律对于个别资本成为强制规律，但是它并没有发明这些规律。竞争实现这些规律”。同时，马克思也没有像莱博维奇那样把经济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对立起来。因为，人的积极行动是经济规律的实现方式，经济规律通过人的能动活动为自己开辟道路。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内在规律，资本的趋势，只有在竞争中——在资本对资本的作用中——才能得到实现。”因此，没有人的能动性就没有经济规律，经济规律本身就包含了人的能动作用，这是社会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的本质区别。

（4）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像莱博维奇那样，把资本主义的崩溃归结为经济危机，归结为人的需要由于经济危机而得不到满足。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崩溃是一回事，其经济危机是另一回事；崩溃理论包含了危机理论，但不等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崩溃的一个环节，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一个环节。对资本主义来说，一方面，经济危机起着资本修复的作用。这是因为，危机的作用不仅在于把资本强行拉回到与生产力发展相一致的轨道上来，而且在于暂时地恢复那些被资本破坏了的各种比例关系即平衡，还在于暂时地缓解利润率下降与生产力发展之间不断激化的对抗程度。另一方面，经济危机起着提示资本退位的作用。马克思讲：“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用暴力消灭资本——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这里所说的暴力，指的是经济危机发挥作用的方式，这种作用源自资本关系的内部，并且是资本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用马克思的话说：“内在必然性……会在危机中通过暴力在外部表现出来。”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在更高的程度上重复发生，而最终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这里所说的暴力，指的则是社会革命。因为从总的趋势来看，经济危机的不断爆发和不断加剧，会倒逼着人们探索和选择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从而孕育出推翻资本统治的社会革命。可见，并不是像莱博维奇所说的那样人们只能消极地等待革命的到来，并且只能等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点以后才能进行社会革命；相反，在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特定历史环境和条件下，人们完全可以选择走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经济危机就是这样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正是在此意义上，经济危机构成资本主义崩溃的一个环节。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俄〕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王荫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英〕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3]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杨耕：《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5]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王峰明：《历史唯物主义：一种微观透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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