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玄烨简介资料活到多大年龄 康熙皇帝历史贡献评价[第5页]

恩威并施 广招人才

康熙统治初期，尽管各地的反清斗争已经被基本镇压下去，但是民族矛盾仍然相当尖锐。三藩之乱就带有明显的民族色彩。未遂的杨起隆起义更是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满州贵族。这一切都构成了对清王朝的潜在威胁。康熙认为，士为四民之首，要争取民心，扭转汉族人民的反清情绪，关键在于促使汉族知识分子转变反清立场。于是，康熙采取了种种措施争取和使用汉族知识分子。

康熙南巡时，曾多次亲自拜谒明太祖的陵墓，并亲笔写了 “治隆唐宋”的匾额，悬挂在陵殿前。他还提出要查访明室后代，授予官职，让其看守陵墓。后来没有查到，便改派清朝官员按时致祭。他还亲临孔庙祭祀，对孔子的后裔大施恩宠，从感情上对汉族士大夫进行笼络。

除了进行传统的科举考试外，康熙还于康熙十七年(1678)特设“博学鸿词科”，千方百计吸引明代遗老及各种人才参政。康熙要求各级官员都要将自己知道的学行兼优之士举荐给朝廷，以便他亲自考察录用。经各地官吏推举，有一百四十三人参加了康熙十八年(1679)的体仁阁考试。清政府给了应试者十分优厚的待迂，除了发给往返路费、衣食费、柴炭银外，康熙还亲自赐了丰盛的筵席加以款待。表面上考试进行得郑重其事，康熙还亲自阅了卷，但实际上对应试者十分迁就，百般照顾。严绳孙只作了一首诗，潘耒、施闰章的诗不合韵律，都被录用。彭孙遹故意将词写得言词不通，竟被录为一等。可见，为了广泛招致人才，康熙不拘一格，确实花费了一番苦心。这次考试录用的五十人都被授予了翰林院的官职，奉旨编修明史。高官厚禄和种种特权使这些人逐渐放弃或动摇了反清立场，落第的文人学士也无颜再以明代遗老自居了。博学鸿词科的设立确实起了一箭双雕的作用。

但是应试的只是当时汉族学者中的二、三流人物，而顾炎武、黄宗羲、李颙著名学者始终拒绝应试。康熙对他们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关中大儒李顒以身体有病为理由拒不应试，被强行从家乡抬到西安，李顒便绝食抗议，连续六天汤水不进。清朝官员无可奈何，只好又派人将他送回。后来，康熙来到西安，指名要见李顒，李顒还是托病推辞。康熙不仅没有怪罪他，还亲题了 “志操高洁”的匾额赐给他的儿子以示褒扬。太原的傅山被役夫用床抬到京城外30里的地方，他誓死不入城，京中的王公大臣们慕名纷纷前来看望，傅山大模大样地躺在床上，既不迎送，也不施礼。结果地方官员只得以傅山老病为由奏请免试，得到了康熙的准许。康熙所以能够容忍这些人抵制考试的种种大不敬行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名满天下，影响极大，不愿意轻易触动他们，另一方面他们拒绝出仕，只是退居家中讲学著书，还没有直接触犯清王朝的统治。

康熙十三年 (1674) 以后，借为平定三藩筹措兵饷，清政府开始实行捐纳制度。这是康熙为落第的汉族文人打开的又一条入仕之路。当时，上至知府、知县，下到监生、生员，都可以用捐纳得到。知县额多易得，是最受欢迎的的官缺，士人们踊跃争购。三年内，全国仅知县就捐纳了五百多人。每年清政府的捐纳收入多达200多万两白银。

于康熙十六年成立的南书房，位于乾清宫斜对面。入直南书房的官员不仅陪伴皇帝研究学业，还有代拟谕旨、时备顾问的任务。南书房的官员大多选自汉臣，由于朝夕侍奉皇帝，其中的人才随时可能被发现并得到重用。高士奇原是一介寒士，落第后曾靠卖文为生。由于他诗文书画无不精通，颇得皇帝赏识，成了康熙出巡，狩猎不离左右的侍从。高士奇不仅才思敏捷，而且善于处事。康熙南巡杭州，应靈 (灵) 隐寺僧人请求为之题名，不料提笔便将“雨”字头写得过大，正在为难，高士奇悄悄在手掌上写了 “雲林”二字，假装研墨，提示康熙。康熙遂改写成“雲林”。从此，也把灵隐寺称云林寺。一次，康熙狩猎时因马受惊险些坠地，心中怏怏不乐。高士奇便故意带着满身泥水去拜见康熙。康熙闻知高士奇因骑马落入污水才搞得这般狼狈，大笑道：“刚才我的马多次狂跳，也没能把我甩下来。”相形之下，康熙觉得比不善骑术的汉族文人高明得多，不快的心情便烟消云散了。由于不仅有君臣之分，还有师友之情，南书房的官员们平步青云，迅速升迁。高士奇一直升到礼部侍郎。张英做到文华殿大学士，自此门第显赫，四世为讲官，子孙五人直南书房。

康熙对汉族知识分子所实行的怀柔政策是有前提的，这便是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一旦汉族士大夫的言行被认定危及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就会遭到残酷的镇压。这集中表现在康熙一朝的十几次文字狱上。 如果说发生在康熙亲政前的庄廷一案与他没有直接关系，那么发生在康熙五十年至五十二年 (1711～1713) 的戴名世一案，便确系康熙所为了。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自幼聪颖好学，喜读史书。晚年他身居故里，整理了《南山集》一书。书中记载了南明诸王的史事，并采用了同乡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中的一些史料。戴名世还主张以桂王死后的第一年作为清的定鼎之年。戴名世57岁才考中进士，担任了翰林院编修。谁想到59岁这年，便大祸临头，他的《南山集》被左都御史赵中乔告发为诽谤朝廷之书。结果戴名世被判凌迟处死，戴氏、方氏家族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判处斩，女子及15岁以下的男子被没为家奴。族人的所有的职衔全都被剥夺。到结案时，经“宽大处理”，戴名世才免遭凌迟，改判为处斩。这时已经离世的方孝标，还被剉尸。只有族人方苞幸免于难。他原来被判为处斩，因他的文章学问闻名天下，康熙下令“免治”，但仍然一度被编进汉军旗中受到管制。平时与戴名世有交往的官员，有30多人被降职。受到案件牵连的，多达300多人。

康熙朝的文字狱之风又沿袭到雍正乾隆两朝，并且愈加苛刻残酷。文字狱使汉族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人人自危，不用说针砭时弊，就连著书修史，也生怕被罗织上莫须有的罪名，召来杀身之祸。他们除了走科举之路，便只能一头扎进故纸堆中去消磨时光了。“名满天下不曾出户一步，言满天下不曾出口一字”，常熟学者钱湘灵的这首对联，便是他们难以言状的压抑愤懑心情的写照。

除了动辄大兴文字狱，康熙对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始终是严密防范的。他晚年曾经直言不讳地说：“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他还告诫他的子孙说：“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康熙所说的居安思危的重要内容就是要时刻提防汉族知识分子造反。为此，康熙命令心腹不断将江南各地的民情和官吏情况密报朝廷。曹雪芹的祖先所任的江宁织造就负有这样的特殊使命。康熙曾经在曹頫的奏折上批道：把所听到的地方大小事情，象你父亲一样秘密奏报。是非我自有洞鉴。尚可喜是三藩中唯一始终忠于清廷的人。据说，他去世前要求儿孙为自己穿上清太宗所赐的朝衣，以示对清廷的忠诚至死不渝。康熙闻知，也深为感动。但事隔不久，朝廷派去祭奠尚可喜的官员，就秉承康熙的旨意，以瞻仰遗容为名开棺验示，见尚可喜果然身着御赐四团龙马褂，才信以为真。康熙对早已降清、忠心耿耿的几朝老臣尚且如此，对广大汉族知识分子时刻保持着戒备和警惕，便不足为奇了。

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康熙确实笼络了一大批人才为清王朝所用，而他对汉人的猜疑也是根深蒂固的。

重农贵粟 改革赋役

清兵入关以后，大规模地进行圈地，把落后的农奴制生产方式强加在中原人民头上，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又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到康熙时，广大农村还是满目疮痍，农民不得温饱，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康熙即位后，便下令停止圈地。由于鳌拜一伙人从中作梗，圈地仍禁而不止，有时规模还相当大。清除鳌拜后，康熙重申了永远停止圈地的命令，并要求将所圈土地还给农民。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再次明确规定不许圈种民间新开垦的土地。这样，阻碍农业生产的圈地活动才逐渐被制止。直隶各省修建寺庙，侵占了大片农田，康熙也明令禁止。

鼓励垦荒是康熙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明末农民战争期间，许多藩王的土地被农民耕种了。康熙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下令当地督抚正式将这些土地给予原来耕种的农民，禁止作价处理部分土地。这些被称为更名田的土地，约计有16. 6万多顷，而且多是肥沃的良田，一经正式属于农民，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康熙十二年(1673)，为了鼓励在更大范围内垦荒，康熙宣布：各省今后开垦的土地，耕种后再交税。同时用授与官职的办法鼓励地主招民垦荒。规定开荒20顷以上，又通晓文义者，授予县丞，不通文义者，授予百总;开荒100顷以上，通晓文义者，授予知县，不通者，授予守备。这些措施对地主和贫苦农民都很有吸引力，于是河南、山东、直隶的老百姓纷纷前往东北垦荒，湖广人民也踊跃去四川垦荒。垦荒农民的汗水不久便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康熙去塞外避暑，曾经亲眼见到这里的庄稼长得秆高穗长，产量比内地要高一倍。到了康熙五十一年 (1712)，边远省份的荒地大多已经变成了良田。无怪康熙颇为自负地说： “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此时，除了无法耕种的不毛之地，可以称得上是 “四海无闲田” 了。

蠲免地丁钱粮，是康熙为了恢复生产采取的又一项重要措施。统一台湾后，康熙认为，国家已经安定，要使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裕，蠲免钱粮势在必行。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下令免去江宁等七府及陕西全省600多万两钱粮，后来又先后蠲免过各省的钱粮。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国库充裕了，蠲免钱粮的数额也随之增多。康熙四十一年 (1702)，因云、贵、川、粤四省没有经常得到蠲免，康熙下达谕旨宽免四省43年钱粮。据统计，自康熙元年到康熙四十四年，蠲免钱粮的总额达9000多万两白银。尽管得到蠲免政策实惠最多的是钱多地广的富户，贫苦农民相比之下获利甚微，但是不能否认，蠲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种与民休息的政策，对于全面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清初的赋役制度沿袭明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已经不能适应实际情况。康熙先是下令修改赋役制度，于康熙二十六年 (1687) 完成了 《简明赋役全书》。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又对赋役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以清除旧赋役制度的弊端。康熙宣布： 以康熙五十年的全国丁银数为标准，以后永不增减，此后到达成丁年龄的人一律不再承担丁银。这项被称作“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措施成了清代地丁制度的基础。后来，康熙又在广东试行了 “摊丁入亩” 的征税方法，即把全省丁税统统归入田赋，征收田赋带征丁银的方法。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现象，使无地的逃亡农民免于丁银之苦，重新回到土地上来。

治河和漕运都是康熙十分重视的大事，而漕运的恢复又在于治河的成功，因此康熙在兴修水利上倾注了许多心血。康熙执政期间治理的河流主要是黄河、淮河和运河。由于频繁的战争，黄河长年失修，形成了严重的水患。在康熙即位后的最初中，黄河竟决口67次。当时黄河下游的部分河道与淮河、运河汇合，黄淮泛滥后，洪水便倒灌运河，切断南北漕运。为了根治黄河，变水害为水利，康熙任命水利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另一位专家陈潢做他的助手，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河工程。当时正是三藩之战进行得非常激烈的时候，足见康熙对治河是十分重视的。靳辅采用了明代潘季训 “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方法，又用开中河、修堤坡等方法作辅助，一年之后，饱受水患之苦的7个州县的土地便能够重新耕种了。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水归故道，漕运无阻。对治河取得的巨大成绩，康熙曾在第一次南巡时，赐诗给靳辅加以嘉奖。康熙的6次南巡都以巡视治河工程为重点，对治河是很大的推动。他对治河的具体措施认真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第三次南巡时，他沿途亲自用水平仪进行测量，发现黄河河床高于两岸田地，指出这是产生灾害的根源，要根治水患，必须深挖河道。他提出用木制的立体治河模型代替平面图纸，以便制定更切合实际的治河方案。他乘坐小舟，不避风浪，亲自察看水情。康熙还亲自主持了浑河的修治工程。浑河素有“小黄河”之称，经常改道，危害沿岸百姓的生命安全，有时还直接威胁京城。康熙曾经13次巡视浑河，经过试验确定了治河方案。在康熙的督促下，浑河治理工程于康熙四十年 (1701) 竣工，浑河遂改名为永定河。治理后的浑河堤岸坚固，两岸是百姓新盖的房屋和茂盛的庄稼，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对治河这件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康熙抓得很有成效。他的名字，将不仅作为治河的组织倡导者而且作为一个颇有建树的水利专家被载入史册。

康熙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到康熙末年，耕地面积和人口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国库收入十分充裕，年年有余。国库存粮达到几千万石，京城的国库爆满，只得将漕粮截储在运河沿岸的苏杭等地。国库中有些粮食存放时间过长，竟变质作了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