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迅，1974年出生，江苏省无锡市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太湖文学杂志社社长、书画艺术杂志社社长，无锡市作协副主席、无锡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文学创作二级。在多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百余万字。出版个人文学专集两部，作品被《小说月报》《报刊文摘》等转载。
城市里的一切早已见怪不怪
苏迅
我给自己一生设定的写作目标是：中短篇小说三四十部、长篇两三部，外加散文若干。如果旧体诗也列入的话，再能凑够一卷，将来附录在散文集之后，也就该算尽兴了。也许有的行家会说，就这点儿？气局也未免忒小了点吧！没法子，跟当代许多着名作家们动辄几百万字的创作量相比，委实显得志量不够高远。但是，这个数量目标跟近现代很多文学巨匠相比，其实已经显得十足奢侈，甚至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
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一次接受访谈，论及小说的创作时道：“可是掌握一百年、一百个人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抓不住现当代历史的本源。因为一百年的历史越来越复杂，连长篇小说也没有办法全部反思清楚。能克服这件事吗？恐怕没办法。”信息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日趋纷繁局面，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跟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不同。社会的质地和肌理变了，人能够保持不变吗？那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呢，难道它还会维持旧观吗？毋庸讳言，面对现实我们的笔越来越力不从心，写作的无力和失重状态，会让人言不由衷，以致失去必要的文学诚意。甚至望而却步，彻底消解写作的冲动。
《老怪的爱情》这个短篇小说，是写一个进入城市的古玩店小老板忽然遭逢暴发机遇，同时交上桃花运，一时财色双收，这样的“好运”自然是拜欲望和机遇的蓄水池——城市所赐。可是转瞬之间，这一切又迅即烟消云散，在他的思想中会感叹城市里的爱情也是需要物质作为铺垫，而实则现代城市里果然是有“爱情”的吗？主人公“老怪”的这个“怪”，既是他一个城市外来者与城市文化的格格不入，也是身在城市市井文化浸润日久且深入神髓之后的过犹不及。
很多评论家批评当代中国小说，知识的空载化积习由来已久。我在另外一篇创作谈《谢谢真诚地生活过》中曾经说道：“这些故事，源于真诚的生活。我差不多花了时间，在古玩艺术品市场里学习、生活包括搏杀。来我既是这个市场的旁观者，也是亲身践行者；我既是消费者，同时也是得益者。因此我观察体会到的很多东西，是一般人很难触碰到的。”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认为，我所写作的这一系列关于古玩艺术品市场人和事的小说，应该也必须带有一定的知识性和专业性。否则，我没有写作的必要。评论家马步升在分析长篇小说普遍短寿的现象时，曾经一针见血指出：“‘知识空载’几乎成为近年众多长篇小说的普遍现象……在这些作品中，既缺乏社会知识，也缺乏生活知识。”写作者尤其是小说写作者不应该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离地三尺者，而应该是对社会对生活对人性有深入了解、深刻体会和见解的人。从某种角度上讲，小说写作者应该是个杂家，也应该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如何避免小说“知识空载”流弊，是很值得当下写作者重视的问题。
就本篇《老怪的爱情》而言，老怪人物命运的转折点，即由原来“捡漏”的局面迅速泡沫破裂、沦落为破产境地，情节的翻转就故事而言并无多少曲折环绕、惊心动魄成分。事实上推动人物命运急转直下的动力，并不是情节本身，而是借助小说人物对古玩知识的重新认知。就写作而论，主要拿捏的是知识性的七寸，这主要归功于生活的积累。当然，故事情节背后隐含的古玩市场里同行之间“白刃不相饶”的阴狠伎俩，还是存在的，只是并没有花笔墨正面去写。如果一旦将这一面作为着力点，那过分刻意的“创作感”将会打乱小说的阵脚。当然，我自始至终都坚信，任何一部小说都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我的私意里，城市的本质是小说，乡村的本质则更接近散文。自然，当下尤其在中国发达地区，城市跟乡村已然混沌一片，很难决然区分开来了。在物质和欲望的遮蔽之下，城市似乎是蕴含百态，具备包容万物的本性。除了利益，一切怪异在它面前都可以见怪不怪。城市化高速推进的速度优先原则和效率优先原则，更是彻底扭曲变异了太多事物，人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毫无挣脱可能，一切都是随波逐流。人们努力地拥挤进城市，在城市的水波中泅渡，都似乎在企图划向城市的彼岸。然而，城市这片物欲的汪洋，果真是有彼岸的吗？
乡村或城市边缘的人还在源源不断汇聚进入城市，他们真的都作好准备了吗？做古玩生意的主人公老怪是如此，那么当代的写作者们，不也该发此一问吗？
《老怪的爱情》，短篇小说，作者：苏迅，原载于《清明》2019年第5期，责任编辑：许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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