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现代意义
刘梦溪
刘梦溪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终生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馆馆员，他是艺术文化学暨文学思想史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杂志的创办人兼主编，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学术思想与人物》、《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刘梦溪学术访谈录》、《大师与传统》、《论国学》、《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书生留得一份狂》、《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陈宝箴和湖南新政》等。
一、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历史段落的不同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不间断的同时也是在较少变化的传统社会形态框架内生长的文化系统，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
先秦有诸子百家之学。中国最早的思想家都产生在那个时候，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孙子。大量的思想家产生于此时，而且他们的思想很活跃，每个人都建构了自己的对这个世界、社会及人际关系的了解，他们的思想进入到很深的层面。这个遗产对我们是永恒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纷争的局面结束了，中国的学术思想在秦汉的时候主要表现为制度文化。秦汉形成了完整的帝制时代的政治制度的架构，可以说，秦朝和汉朝是中国制度文化的成熟期，是制度文化的典范。而汉代的学术思想主要是“经学”。汉武帝时期对孔子做了重新的评价，要“独学儒术”，把孔子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同时也在孔子身上加了很多不需要的光环。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思想主要是“玄学”。这又有两个主题：一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名教是体现等级的，有一个伦理秩序，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题。跟名教相对立的是自然，这一派，他们的思想可追溯到老庄。二是“有”和“无”的问题。这个世界当中什么叫“有”，什叫“无”，讨论有无本末的关系。这段时期是思想解放的时代，大量的思想家、著作都在这一时期出现。
隋唐时期，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佛学。佛学在东汉25年由印度传到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在南北朝时期，佛学有很大的发展。到隋唐，佛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到了宋代，你会发现又一个高峰，就是宋代的思想高峰。宋代产生了理学，以朱熹为代表，他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宋代的濂、洛、关、闽四大家，濂是周敦颐，他是湖南人，家前面有一条溪水叫濂溪，所以他的学派称做濂学；程颢、程颐“二程”，河南洛阳人，称做洛学；张载是陕西人，他的学派叫关学；而朱熹出生在福建的龙溪，所以后人称朱学为闽学。宋学的濂、洛、关、闽四大家，把中国思想推向了一个高峰，其标志是他们既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孔孟儒家思想，又吸收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还吸收了道家和道教的思想。
明代的文化有什么特点呢？明代的学术思想有王阳明的“心学”，他认为心是一切事物产生的根源。再就是明代的中晚期城市生活相当发达，城市文明达到很高的程度，所以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清代的学术思想主要是考据学也叫朴学，以求实切理为帜志，并崇尚朴实无华的治学风格。这主要是因为在康熙末年到乾隆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的学者，他们所做的事就是对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典籍重新加以审查。
二、“六经”是中华传统文化主轴的价值理念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轴的价值理念，主要在“六经”。国学大师马一浮讲过，“六经”中蕴涵的理念，是中国人立国作人的基本依据。“六经”的文本，经过孔子修订，总其大成。孔子和孟子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其四个价值理念是：
“敬”不仅是对他人的尊敬，更是人的自性庄严。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光说有道教，有佛教，还不够。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但是它有信仰层面。“敬”就是儒家用来补充宗教信仰的价值理念，“敬”已经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
“恕”，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可以见出中华文明的高贵精神和异量之美。“恕”就是设身处地，也就是陈寅恪讲的“了解之同情”。二程子认为，可以采取一种方式来培养恕，即“易子而抱”，把他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不强加于人。这是“恕”这个价值理念的深厚内涵。二程子认为，恕是进入仁的一个途径，是仁的门庭设施。做到恕，离仁就不远了。
“和”，同样是中华文化价值理念中的了不起的概念。中国文化的精神，主张仇对的双方在互相校正中实现化解，达到“和解”，走向“太和”。是“和而解”，而非“仇而亡”，这是人类本性所应该趋向的目标。在国际交往中，我们不必设想哪个国家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强权、暴力干涉、漠视主权，我们是反对的。但反对有各种方式，中间地带无比广阔，不必逼向非此即彼的对立两极。重视对话，避免对抗，化干戈为玉帛、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国际博弈的上上策。
“耻”。廉耻这个概念最早是管子提出来的，有专门文章讲廉耻。顾炎武又把这个概念发展起来讲，甚至讲“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孔子讲“行己有耻”，《中庸》讲“知耻”，孟子讲“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这些概念可以给我们以警醒。其实在当代社会，礼义廉耻比较简洁，我们会觉得礼貌是社会礼仪；义，社会的公正公平；廉耻，官员之廉，耻是所有的民众和个体都需要知耻。
三、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现代意义
上述这些价值理念，它到今天过时了吗？没有过时。我们会觉得它很亲切。一个“文明体国家”的基本文化价值理念，是不会成为过去的。中国文化中的敬、恕、和、耻等价值理念，都是具有永恒性、具有绝对价值的理念。可以说，这些价值理念具有普世价值，可以成为中国和西方的价值理念对话互阐的资源。
刘教授精彩的演讲带给我们三方面的启示：
一是从总体、宏观的角度，使我们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源头。先生的看法是从学术史，从先秦诸子文化到秦汉的制度文化，直到清代的朴学，最后到国学，充分阐述了国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玄学、佛学、理学、心学等等。民族复兴的先导和前提是文化复兴，文化复兴的源头是六经。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兴和回归，是根据我们现在民族复兴的伟业和面临的一些软肋与问题来寻求民族文化的复兴，进行深度的挖掘和开发，这也正是六中全会所要求我们做到的。
二是从具体的层面讲，先生给我们讲了几个价值观念：“敬”、“恕”、“耻”、“和”四个问题。所谓的敬，实际上孝敬父母，以诚敬人，以礼敬人，是一种自我的人性庄严；恕的问题，实际上是讲的与他人的关系；耻的问题，“知耻者近乎勇”，孟子讲的“人不可以无耻”，“敬”和“耻”讲的是自我修炼问题；讲到“和”的问题，和是更大的范围，是社会和团体，国与国之间的问题；讲到的对话和对抗的问题，仇和解的问题，对我们都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三是从具体实施的角度讲，先生建议中小学包括大学要开设关于六经的基础性的国学课，这使我们思考这几个问题，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教育究竟从什么年龄段开始，从哪些内容开始，文化的最初学习与价值观的最初输入应该有怎样的结合，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结果，才能夯实我们民族精神文化大厦的根基，也才能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最后，我想先生对我们了解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的关系，对我们实现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汲取、发扬光大的重要路径，跟我们谈了它自己非常重要的观点和他的学术积累。对于我们真正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