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曾经去清华大学采访一位历史学教授,谈及中国书院发展史,在谈到书院发展到满清时代的时候,教授直言,虽然清代书院数量剧增,但是其本质已经变异。政府完全管控儒学,士大夫精神瞬间沉沦,数量的增加和自由学术精神的沦丧,造成精神世界万马齐喑。而宋代是中国士大夫精神振奋的时代,满清入关之后,由于天然的部族政治之缺陷,把已经在明代复兴的宋代士大夫入世精神扫荡无余,是野蛮取代了文明,中国人文主义精神被截断,社会固化为主奴关系,历史进入黑暗时代。本文从历史的点滴中进行对比思考,以期启发民智,辩证历史。
从宋代“皇帝不可侵夺百司职权”
到满清奴才“多磕头少说话”
文丨趣历史
无法无天的宋代士大夫
读宋朝士大夫轶事,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出他们的精神气质与清朝人完全不一样。简单地说,宋代士大夫是一群有脾气的人——当然不是对老婆发脾气,也不是对下属发脾气,更不是对平民发脾气,而是在皇帝面前有脾气。
杨亿
宋真宗朝的翰林学士杨亿,恃才傲物,与宰相王钦若不相得,王钦若一进办公室,杨亿就扬长而去,根本就不理这宰相。后来王钦若罢相离京,百官都写诗相赠——这是当时的官场礼节,唯独杨亿不送诗。宋真宗对杨亿说:你就赠他一首诗吧,不要这么意气用事,要讲大局,讲团结嘛。杨亿对皇帝的话也是不听,“竟不肯送”,不写就是不写,皇帝老子也勉强不得。
按宋制,翰林学士有草诏之职。一日由杨亿起草《答契丹书》,杨用了一句“邻壤交欢”,宋真宗可能是出于对契丹之恨,在文稿上注了“朽壤、鼠壤、粪壤”等语嘲笑之。次日,杨亿提出辞呈,说“皇上既然不满意我的文字,我辞职吧”。宋真宗只好挽留这位大才子,又对宰相说:“杨亿不通商量,真有气性。”
张知白
宋朝“有气性”的士大夫又何止杨亿一人?仁宗朝时,张知白(一说是张昇)担任台谏官,“言事无所避”。一日仁宗皇帝找他谈话,大概是说他“孤寒”(孤单),没有朋友,要注意说话的方寸之类。张知白一听,回敬了皇帝一句:“臣非孤寒,陛下才孤寒。”仁宗问道:“何也?”张知白说:“臣家有妻孥,外有亲戚,何来孤寒?陛下只有宫女相伴,岂非孤寒?”说得仁宗神情黯淡,回到内宫,与皇后说起这事,忍不住流泪。为什么?因为仁宗年事渐高,而他所生育的儿子都夭折了,膝下确实孤单。张知白那番话,戳中了皇帝内心最痛苦的地方。但宋仁宗不能因此怪罪张知白,张知白还是继续当他的台谏官。
刘敞
仁宗皇帝的授业老师夏竦去世,礼部拟谥“文献”,皇帝随手改谥为“文正”。旧时谥号乃是对一个人的盖棺定论,“文正”是对文臣的最高评价,北宋一百六十年,谥为“文正”的,只有德高望重的三四位。宋仁宗感念老师,要给最高评价,但士大夫不干了,负责考功的刘敞提出抗议:“谥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应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拟定谥号之权属于礼部,君主也不可越俎代庖,侵政府之权。何况夏竦这个人人品不行,哪里配得上“文正”之谥?最后,夏竦改谥为“文庄”。
牟子才
宋理宗时,台谏官李伯玉因为发表过激言论,受到降官处分。但降官的制书,舍人院一直不肯起草,以此抵制皇帝的决定。过了一年,降官制书仍未能颁布。后来牟子才兼直舍人院,觉得拖下去也不是方法,终于将降官制书草拟出来,但牟子才却用他的生花妙笔对李伯玉大加褒奖,看起来哪里是一份谪词,分明是表扬信。宋理宗找牟子才商量:“谪词皆褒语,卿且改改如何?”宰相也过来说情:“小牟,给皇上一个面子,修改修改。”牟子才强硬地说:“腕可断,词不可改!丞相欲改则自改之!” 这么有脾性的士大夫!
王珪
再来看一个比较没骨气的士大夫。神宗朝的王珪,擅长阿谀圣意,“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又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人称“三旨相公”。此公大概可以算是宋代最窝囊的宰相了,但比起清朝“宰相”来,还是小巫见大巫。清代大学士曹振镛的为官秘诀,是“多磕头少说话”,比“三旨”更卑贱。可即便是这么一个“三旨相公”,也有他的脾性。王珪曾向神宗三次推荐张璪,神宗都不用。王珪便提出辞职:“臣为宰相,三荐贤三不用,臣失职,请罢。”我们知道,宰相有任百官之权,在这一权力不获君主尊重的情况下,王珪以辞职要挟,也算是表现出了一个宋朝士大夫的气性。
满清皇帝对宋代士大夫的“恨”
中国的士风是在清代才遭到严重摧抑的,经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江南士风出现了严重的奴化。一位清初的读书人观察到:“迩来士大夫日贱,官长日尊,于是曲意承奉,备极卑污,甚至生子遣女,厚礼献媚,立碑造祠,仆仆跪拜,此辈风气愈盛,视为当然,彼此效尤,恬不为怪。”时代的风气已变,士子的脊梁骨已断。在暴力政治统治之下,只能萎缩在故纸堆侥幸不死。惨绝人寰的文字狱大屠杀给人的印象不谓不深刻,简直已经在人类文明史上垫底了。
而宋代士大夫这些“犯上”之行为,如果发生在清代会如何?有趣的是,满清的皇帝们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力,竟然给出了答案。
北宋元祐元年,太后垂帘听政,召程颐为“崇政殿说书”,充任哲宗皇帝的经筵官。程颐没有马上答应,而是上了三道论经筵的札子,提出一个条件:“(臣)所言而是,则陛下用臣为不误,臣之受命为无愧;所言或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听其辞避。”意思是说,如果太皇太后赞成他的观点,他便担任这个经筵官;如果不赞成,那经筵官一职还是另请高明。
程颐到底想表达什么观点呢?非要这么拽。程颐说:“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即要求太后与皇上承认士大夫非常牛掰,既是培养君德的帝王师,又是治理天下的主体。潜台词是说,皇帝的作用还比不上士大夫哩。
从程颐最后还是欣然受命的结果来看,朝廷显然是认同“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之说的。但程颐的“天下治乱系宰相”,却让后来的清朝皇帝乾隆感到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驳斥程夫子:“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韩琦)、范(范仲淹),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王安石)、吕(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在乾隆看来,臣子若自命不凡,以“天下治乱系宰相”自许,那你将皇帝往哪里摆?你眼内还有皇上吗?乾隆推崇的是皇权独裁:“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他当然不允许士大夫自命为治理天下的主角。
还有一位宋代的士大夫也让乾隆感到不爽。庆历年间,“提举进奏院”的苏舜钦将进奏院的旧报纸卖了,换成钱存入小金库,然后请了几位同僚与文友,集体去喝花酒,其中便邀请了“集贤校理”王益柔。不想这事让台谏官知道了,他们认为苏舜钦挪用公款,对喝花酒一事提出弹劾,并展开调查。这一查,又查出了另一宗事:王益柔在喝花酒时,乘着酒意,做了一首《傲歌》,其中两句说:“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在那个时代,这是非常“反动”的言论。当时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恰好是苏舜钦一派的政敌,因此王拱辰便拿王益柔大做文章“力言益柔作《傲歌》,罪当诛”。
不过,枢密院副使韩琦很反感王拱辰的上纲上线,他对宋仁宗说:“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国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为《傲歌》可见也。”暗示王拱辰等人猛烈抨击王益柔是出于党争。王拱辰想将“进奏院案”做成文字狱,但最后案子还是按经济腐败案进行处理:苏舜钦因监守自盗被“除名勒停”,即开除公职;王益柔被夺去“集贤校理”之职,贬到复州当一名税官;其他参与喝花酒的官员也分别被降职。但这个处理结果,让乾隆觉得不爽。
这位大清皇帝的意见是:“特宜正王益柔侮慢圣贤之罪,而苏舜钦辈醉饱之过,则教而不怒”。在乾隆看来,苏舜钦的公款吃喝只是小事,王益柔“侮慢圣贤”,才是大事情,应重重治罪。
乾隆并不是唯一一个对宋代士大夫不爽的大清皇帝,他的父皇雍正,也很不爽一位宋朝人——— 欧阳修,因为欧阳修写了一篇替朋党辩诬的《朋党论》。要知道,在传统官方话语体系中,“朋党”一直是一个贬义词,跟“朋比为奸”几乎同义,历朝皇帝都对朋党活动深恶痛绝。
尽管皇帝并不喜欢大臣结成朋党,但欧阳修提倡结朋立党的观点,还是受到包容,宋仁宗也没有责斥他。不想几百年后,却惹恼了清朝的雍正皇帝,特别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相反驳:做臣子的,“义当惟知有君”,思想上必须与皇上保持一样,如果“心怀二三,不能与君同好恶,以至于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则皆朋党之习为之害也”。雍正皇帝还杀气腾腾地说:“宋欧阳修朋党论创为邪说,曰君子以同道为朋。……朋党之风至于流极而不可挽,实(欧阳)修阶之厉也。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恨不得将欧阳修抓起来杀掉。
的确,满清入关之后,无数个士大夫人头落地,杀尽了士大夫的士气,五千年绵延之文明为之断绝,奴性充斥中华大地,并且遗害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