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曾经去清华大学采访一位历史学教授，谈及中国书院发展史，在谈到书院发展到满清时代的时候，教授直言，虽然清代书院数量剧增，但是其本质已经变异。政府完全管控儒学，士大夫精神瞬间沉沦，数量的增加和自由学术精神的沦丧，造成精神世界万马齐喑。而宋代是中国士大夫精神振奋的时代，满清入关之后，由于天然的部族政治之缺陷，把已经在明代复兴的宋代士大夫入世精神扫荡无余，是野蛮取代了文明，中国人文主义精神被截断，社会固化为主奴关系，历史进入黑暗时代。本文从历史的点滴中进行对比思考，以期启发民智，辩证历史。
从宋代“皇帝不可侵夺百司职权”
到满清奴才“多磕头少说话”
文丨趣历史
无法无天的宋代士大夫
读宋朝士大夫轶事，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出他们的精神气质与清朝人完全不一样。简单地说，宋代士大夫是一群有脾气的人——当然不是对老婆发脾气，也不是对下属发脾气，更不是对平民发脾气，而是在皇帝面前有脾气。
杨亿
宋真宗朝的翰林学士杨亿，恃才傲物，与宰相王钦若不相得，王钦若一进办公室，杨亿就扬长而去，根本就不理这宰相。后来王钦若罢相离京，百官都写诗相赠——这是当时的官场礼节，唯独杨亿不送诗。宋真宗对杨亿说：你就赠他一首诗吧，不要这么意气用事，要讲大局，讲团结嘛。杨亿对皇帝的话也是不听，“竟不肯送”，不写就是不写，皇帝老子也勉强不得。
按宋制，翰林学士有草诏之职。一日由杨亿起草《答契丹书》，杨用了一句“邻壤交欢”，宋真宗可能是出于对契丹之恨，在文稿上注了“朽壤、鼠壤、粪壤”等语嘲笑之。次日，杨亿提出辞呈，说“皇上既然不满意我的文字，我辞职吧”。宋真宗只好挽留这位大才子，又对宰相说：“杨亿不通商量，真有气性。”
张知白
宋朝“有气性”的士大夫又何止杨亿一人?仁宗朝时，张知白(一说是张昇)担任台谏官，“言事无所避”。一日仁宗皇帝找他谈话，大概是说他“孤寒”(孤单)，没有朋友，要注意说话的方寸之类。张知白一听，回敬了皇帝一句：“臣非孤寒，陛下才孤寒。”仁宗问道：“何也?”张知白说：“臣家有妻孥，外有亲戚，何来孤寒?陛下只有宫女相伴，岂非孤寒?”说得仁宗神情黯淡，回到内宫，与皇后说起这事，忍不住流泪。为什么?因为仁宗年事渐高，而他所生育的儿子都夭折了，膝下确实孤单。张知白那番话，戳中了皇帝内心最痛苦的地方。但宋仁宗不能因此怪罪张知白，张知白还是继续当他的台谏官。
刘敞
仁宗皇帝的授业老师夏竦去世，礼部拟谥“文献”，皇帝随手改谥为“文正”。旧时谥号乃是对一个人的盖棺定论，“文正”是对文臣的最高评价，北宋一百六十年，谥为“文正”的，只有德高望重的三四位。宋仁宗感念老师，要给最高评价，但士大夫不干了，负责考功的刘敞提出抗议：“谥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应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拟定谥号之权属于礼部，君主也不可越俎代庖，侵政府之权。何况夏竦这个人人品不行，哪里配得上“文正”之谥?最后，夏竦改谥为“文庄”。
牟子才
宋理宗时，台谏官李伯玉因为发表过激言论，受到降官处分。但降官的制书，舍人院一直不肯起草，以此抵制皇帝的决定。过了一年，降官制书仍未能颁布。后来牟子才兼直舍人院，觉得拖下去也不是方法，终于将降官制书草拟出来，但牟子才却用他的生花妙笔对李伯玉大加褒奖，看起来哪里是一份谪词，分明是表扬信。宋理宗找牟子才商量：“谪词皆褒语，卿且改改如何?”宰相也过来说情：“小牟，给皇上一个面子，修改修改。”牟子才强硬地说：“腕可断，词不可改!丞相欲改则自改之!” 这么有脾性的士大夫！
王珪
再来看一个比较没骨气的士大夫。神宗朝的王珪，擅长阿谀圣意，“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又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人称“三旨相公”。此公大概可以算是宋代最窝囊的宰相了，但比起清朝“宰相”来，还是小巫见大巫。清代大学士曹振镛的为官秘诀，是“多磕头少说话”，比“三旨”更卑贱。可即便是这么一个“三旨相公”，也有他的脾性。王珪曾向神宗三次推荐张璪，神宗都不用。王珪便提出辞职：“臣为宰相，三荐贤三不用，臣失职，请罢。”我们知道，宰相有任百官之权，在这一权力不获君主尊重的情况下，王珪以辞职要挟，也算是表现出了一个宋朝士大夫的气性。
满清皇帝对宋代士大夫的“恨”
中国的士风是在清代才遭到严重摧抑的，经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江南士风出现了严重的奴化。一位清初的读书人观察到：“迩来士大夫日贱，官长日尊，于是曲意承奉，备极卑污，甚至生子遣女，厚礼献媚，立碑造祠，仆仆跪拜，此辈风气愈盛，视为当然，彼此效尤，恬不为怪。”时代的风气已变，士子的脊梁骨已断。在暴力政治统治之下，只能萎缩在故纸堆侥幸不死。惨绝人寰的文字狱大屠杀给人的印象不谓不深刻，简直已经在人类文明史上垫底了。
而宋代士大夫这些“犯上”之行为，如果发生在清代会如何？有趣的是，满清的皇帝们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力，竟然给出了答案。
北宋元祐元年，太后垂帘听政，召程颐为“崇政殿说书”，充任哲宗皇帝的经筵官。程颐没有马上答应，而是上了三道论经筵的札子，提出一个条件：“(臣)所言而是，则陛下用臣为不误，臣之受命为无愧；所言或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听其辞避。”意思是说，如果太皇太后赞成他的观点，他便担任这个经筵官；如果不赞成，那经筵官一职还是另请高明。
程颐到底想表达什么观点呢？非要这么拽。程颐说：“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即要求太后与皇上承认士大夫非常牛掰，既是培养君德的帝王师，又是治理天下的主体。潜台词是说，皇帝的作用还比不上士大夫哩。
从程颐最后还是欣然受命的结果来看，朝廷显然是认同“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之说的。但程颐的“天下治乱系宰相”，却让后来的清朝皇帝乾隆感到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驳斥程夫子：“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韩琦)、范(范仲淹)，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王安石)、吕(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在乾隆看来，臣子若自命不凡，以“天下治乱系宰相”自许，那你将皇帝往哪里摆？你眼内还有皇上吗？乾隆推崇的是皇权独裁：“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他当然不允许士大夫自命为治理天下的主角。
还有一位宋代的士大夫也让乾隆感到不爽。庆历年间，“提举进奏院”的苏舜钦将进奏院的旧报纸卖了，换成钱存入小金库，然后请了几位同僚与文友，集体去喝花酒，其中便邀请了“集贤校理”王益柔。不想这事让台谏官知道了，他们认为苏舜钦挪用公款，对喝花酒一事提出弹劾，并展开调查。这一查，又查出了另一宗事：王益柔在喝花酒时，乘着酒意，做了一首《傲歌》，其中两句说：“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在那个时代，这是非常“反动”的言论。当时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恰好是苏舜钦一派的政敌，因此王拱辰便拿王益柔大做文章“力言益柔作《傲歌》，罪当诛”。
不过，枢密院副使韩琦很反感王拱辰的上纲上线，他对宋仁宗说：“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国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为《傲歌》可见也。”暗示王拱辰等人猛烈抨击王益柔是出于党争。王拱辰想将“进奏院案”做成文字狱，但最后案子还是按经济腐败案进行处理：苏舜钦因监守自盗被“除名勒停”，即开除公职；王益柔被夺去“集贤校理”之职，贬到复州当一名税官；其他参与喝花酒的官员也分别被降职。但这个处理结果，让乾隆觉得不爽。
这位大清皇帝的意见是：“特宜正王益柔侮慢圣贤之罪，而苏舜钦辈醉饱之过，则教而不怒”。在乾隆看来，苏舜钦的公款吃喝只是小事，王益柔“侮慢圣贤”，才是大事情，应重重治罪。
乾隆并不是唯一一个对宋代士大夫不爽的大清皇帝，他的父皇雍正，也很不爽一位宋朝人——— 欧阳修，因为欧阳修写了一篇替朋党辩诬的《朋党论》。要知道，在传统官方话语体系中，“朋党”一直是一个贬义词，跟“朋比为奸”几乎同义，历朝皇帝都对朋党活动深恶痛绝。
尽管皇帝并不喜欢大臣结成朋党，但欧阳修提倡结朋立党的观点，还是受到包容，宋仁宗也没有责斥他。不想几百年后，却惹恼了清朝的雍正皇帝，特别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相反驳：做臣子的，“义当惟知有君”，思想上必须与皇上保持一样，如果“心怀二三，不能与君同好恶，以至于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则皆朋党之习为之害也”。雍正皇帝还杀气腾腾地说：“宋欧阳修朋党论创为邪说，曰君子以同道为朋。……朋党之风至于流极而不可挽，实(欧阳)修阶之厉也。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恨不得将欧阳修抓起来杀掉。
的确，满清入关之后，无数个士大夫人头落地，杀尽了士大夫的士气，五千年绵延之文明为之断绝，奴性充斥中华大地，并且遗害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