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好热闹，聚会时常少不了觥筹交错。不擅酒场之人是否只能一筹莫展，赧然相对？非也。君子之交淡如水，以香茗代之，敬重之意犹嘉。其实，这不止是时下被默许的常礼，还是古礼以玄酒祭祀的遗风。
《礼记》载古时大型宴聚必备各式饮料，“玄酒在室，醴盏在户，齐醍在堂，澄酒在下”， 还须“陈其牺牲，备其鼎俎”，齐奏琴瑟、管磬、钟鼓以动情舒心，还须主持人（祝嘏）发言，祈求“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若在时下，此番场景称之为“国宴”尚不为过。四种饮料的摆放位置由内而外，玄酒在室，可见玄酒的重要，所以《礼记》说“醴酒之用，玄酒之尚”。这是国宴，那庶民之宴又如何？《礼记》载“乡人、士、君子，尊于房户之间，宾主共之也”，先准备“尊有玄酒，贵其质也”，然后是呈珍馐以共享。这和今天我的日常也很相似。可见，玄酒依旧不可少，以其质贵。那这里所说的玄酒，到底是何等琼浆玉液方称其“贵质”的担当？是李白不惜挥掷十千换得一斗的新丰美酒，满堂郁香摄人心魄的兰陵美酒？玉碗盛来熠熠生辉的琥珀美酒，还是染上西域“夜光杯”梦幻色彩的“葡萄美酒”？今日茅台国酒、五粮液、汾酒等等尚堪比否？很不幸，古注打破了酒中豪杰们的想象。汉代郑玄说“玄酒，新水也”，唐代孔颖达说“玄酒，谓水也。以其色黑谓之玄……此水当酒所用，故谓之玄酒。”由此可见，上至国宴下至民间聚会所尊尚者，仅是新备的洁净清水而已！
仅是清水的玄酒，为何能获得宴聚的至尊地位？这须从古礼中尊尚玄酒的习俗说起。礼，繁体作“禮”，《说文》释为“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段注》说“礼有五（按，吉、凶、宾、军、嘉），莫重于祭，故礼字从示。豊者，行礼之器也。”而酒中之“醴”，亦从豊，可见先民理念中酒与祭祀有着天然联结。礼之教为化，正是人类文明的象征。而礼之最者为祭，祭之最者为玄酒，可以说玄酒可谓礼乐文明的脊梁，是沟通人类与神灵（自然）最重要的凭证。周代是万古景仰的时代，也因为礼乐文明之繁盛，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不幸的是周代的文明不可再复，可幸的是周礼在经典中得以较好地保存。比如《诗经·信南山》写祭祖求福，必“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苾芘芬芬，祀事孔明”，才能祈得先祖“报以介福，万寿无疆”的庇佑。人类沟通主要靠语言，马克思甚至将语言与货币进行互喻，语言有能指与所指，货币符号同样有名称与价值之分，货币促成商品交换的前提是等值，而语言实现有效沟通的条件亦是彼此之间信息符码的等值。人言为信，言必由衷为信，方能以心换心，心心相印。所谓“享于祖考”等事神活动则是人神沟通。自然科学告诉我们神鬼之必无，即便或有，孔子也“不语怪、力、乱、神”，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那我们可以将人神沟通权且理解为人类与自然的沟通，人类与历史的沟通。万物有灵，自然之神无往而不在，但不仅宗近祖远，人鬼之事渺渺，而且历史痕迹总在时间的长河被无情冲淡。那么，人神沟通，人鬼沟通，实际最后只落脚于人与自我的沟通。玄酒作为沟通媒介，正承担了此重责。如果说玄酒是文明的符码，那“信”便是此符码亘古不变的所指。正心诚意，言语信，执事敬，才能“祀事孔明”。此为玄酒之德。
崇尚玄酒之德，其实一直绵延未绝，至少在祭祀时依旧地位崇高。晚唐皮日休说“羲皇有玄酒，滋味何太薄？玉液是浇漓，金沙乃糟粕”。宋代邵雍更有“玄酒方味淡，大音声正稀”的至理名言。明末唯物思想家吕坤就说，“着味非至味也，故玄酒为五味先”，清代钱谦益也说“云胡苍姬还，玄酒薄真味”。玄酒，正是以其淡薄而有真味的品质成为历代谦谦君子的追求，也捍守着人类礼乐文明的底线，与亦为先民最初用于祭祀宴聚场合的“太羹”（未加调料的肉汁）共建了中国民族共同体的理想文明。无奈历代文人笔下的“太羹”、“玄酒”大多已沦为一厢情愿的热情假想。所幸的是，他们当中仍多数执信与敬，不时以此告慰神灵，映鉴己心。我们宁愿相信，谪居黄州，遥想周公瑾，悼伤历史与人生的苏轼，他“一尊还酹江月”之举，是在清风明月中明鉴了持守节操的誓言。
虽说宴聚以玄酒，与上古祭祀语境密切相关，但后世宴聚的诸多礼仪亦演化至传统享祀之礼。譬如座次，如今不少餐厅至少保留一个主位，余下之人常自觉遵照一定次序入座。家族聚会以辈分分桌，单位聚会以资历或职位就位，一般聚会若有讲究则或序齿或遵照亲疏程度。而座次恰是上古祀礼等级尊卑最重要的呈现。所有祭祀，均有主位，即由能通神/降神的“尸”（或称“公尸”）入坐之位，也称“尸位”。“尸”一般由祭祀的子孙担任，因为古人认为凭血缘关系，祖孙神灵能交感相通。所以即使是主人，也只能暂屈宾位。孟子曾对公都子、孟季子说解“敬”的内涵，如果只是问筵席当敬叔父还是敬弟弟，答案肯定是敬叔父。但若“弟为尸”，那先敬谁呢？答曰“敬弟”。原因是，“尸”是祖考的替身，应当敬之如祖考，所以“弟在尸位”接受玄酒之敬，而其他人则只在宾客之位。这与《礼记》所载的“当其为尸则尊”是相吻合的。秦汉以后，“尸”不再靠人扮演，而直接敬奉贮藏祖先或自然神灵的牌位，此虽“小节”，却实是文明演进的一大步，尸与主人都从古礼束缚中得到解放，主人也能顺理当然地先接受宾客的敬酒，宾再回敬，是为“酬”，演化为今日大家欲罢而不能的“应酬”。
其次是敬酒时献上祝语。祝，《说文》说是“祭主赞辞者”，即代替主宾司祝的礼赞，即席面的主持人。《诗经》中保存了先秦大量的祭祝之语，如前文所说的“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即是周王祈求周先王庇佑子孙大福长寿之语。再如著名的“天保九如”，“天保定尔……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则是作为陪祭者（助祭者）敬献给周王的祝词。时至今日的寿宴，我们不也仍然常用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永葆青春”等敬酒之语吗？而上古祭礼之所以设“尸位”，则源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灵魂崇拜。就坐主位之“尸”要替神灵与人鬼，“享受”祭祀者的供奉，谛听祭祀的主宾们敬祝祷告之语，并以受祭之神的口吻酬答。所以成一次祭祀宴聚活动的“玄酒”，其意义在于顺完人神沟通，而意义的关键则是祭祀之主宾寓于玄酒的忠信虔敬的祝语。换句话说，所谓“杯中物”，重要的不是酒，而是主宾真挚信诚之情谊。
时至今日，宴聚已褪下了祀礼外衣，祛除了古代神灵魅影，我们不用严格遵照尊卑等级的秩序，也不用借助巫祝之口酬酢主宾以明心志与情谊，更不用会遭遇“公尸”制度下父叔拜敬子侄的尴尬。筵席酒品也日益繁多，仿佛从“太羹玄酒”以来，中国礼乐文明一直进化着。春有剑南冬有冻酿，重五饮雄黄酒，秋来再饮菊花酒，女儿啜女儿红，男子干大白，以至于曹刘青梅煮酒论英雄传为佳话，武松以“三碗不过岗”下肚尚能肉搏虫虎为名，不过也有“吴下酒徒犹骂客”，“呼卢（一种投骰的赌博活动）纵酒百不忧，只思射杀南山虎”。文明进化中，酒色财气的野蛮基因也在遗传、变异，在各个时代蔓延。
既然祀礼外衣已褪去，我们是否更不应过分求其表而弃其实？而应该保留文明的内核，重倡玄酒之德，重树心正、意诚、言语信、执事敬的宴聚之风？这样的宴聚酬敬，不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美好境界吗？也有酒友雅好魏晋风度，厌弃礼节虚文，不以酒中君子自鸣，但求友朋相聚畅饮之乐。如果说今日宴聚敬酒的意义不再是执信与敬，而是欢乐、热闹的气氛，那整个席面几乎都是觥筹交错，酬酢多巡。海量者尚有玉山倾倒之时，佯装酒中豪杰者欲拟疏狂，但终是强乐还无味，更何况不胜酒力大醉而归者！亚里士多德说人有四美，勇敢乃其一，节制也是一种美。友朋宴聚的意义在于畅叙幽情，若被纵酒之兴取代了，岂复有真正的欢乐可言？如果仅为助兴，觉得玄酒太淡，那试试茶或咖啡，不也收获一样的清欢么？若是文士，定要追慕“诗万首，酒千觞”的境界，那么我们不能忽视酒也许并不能降请缪斯女神的真相。真相是过度饮酒容易犯困，比如苏轼“酒困路长惟欲睡”。既径往黑甜乡去了，哪还能写诗作文呢？即或是李白，他的诗几乎篇篇有酒，但我们能否确定这些诗都是醉酒时所作？即使我们相信他在写“花间独酌”时正斟酒细饮，但也不能否认李白那些没有酒的诗篇也甚好，《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诗篇不还是豪气天纵、大气磅礴之作吗？可见酒与创作，未必有必然联系。诗中之酒，有时只是一个心象符码。文心若回澜春水，那么无论是否借助酒力，自然能佳作迭出，若是愚莽鲁夫，即使饮以琼浆玉液，结果也只能“牛饮”后呼呼大睡。
所以，无论是为了延续执信与敬的礼乐文明，为了宾主之间能真正畅叙幽情，还是为了身心健康，下次宴聚不妨代以玄酒或香茗，也不失更为雅敬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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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李兰芳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级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