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第三目《战国》 总第四十八回&

第四十八回 巴山蜀水

如果从盆地的构造来看，四川盆地的整体形状应该是比较完美的。比起黄土高原上那些条状盆地，四川盆地有着近乎完美的轮廓。象这种接近于标准圆的地理单元，理论上的地缘中心应该是位于它的圆心位置附近，并且以此为中心均匀的向外围辐射它的地缘影响力。

在四川盆地以外的人看来，整个四川盆地也的确象是属于一个共同的文化圈，而这个文化圈给我们最深的印象应该就是“麻辣”了。不过正如山东内部其实是可以分离出“齐”、“鲁”；江东可以有“吴”、“越”这样的亚文化圈一样，四川盆地内部也是有两种实力相当的地缘文化并存的。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情况，是因为整个四川盆地的地缘中心，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位于盆地中心，而是在东西两侧各形成了一个地缘中心。如果按照现有的行政区划来看，这两个地缘中心就是成都和重庆；而如果从地缘的角度来划分，这两个位于四川盆地的亚文化圈就是位于川西的“蜀”，和位于川东的“巴”。至于为什么同一个盆地内部，会有两种地缘文化产生，当然还是跟它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

附：四川盆地地缘结构

在先秦和之后的历史中，陇西高原都是以渭河平原外围防御者的面目出现的，为了关中的安全，渭河平原甚至要经常性的向陇右地区输血。对于陇西高原的地缘潜力，秦人心里面比谁的清楚。如果想将它打造成为另一个渭河平原，无异于天方夜谭。

秦人之所以重新目光投向陇西高原，是因为通过陇右高原可以绕过秦岭，而通过陇西高原，贴着秦岭的西沿向南一直走的话，可以到达一个比关中盆地（渭河平原）体量还要大的盆地——四川盆地。并不是说没一个盆地型的地理单元，都能够提供大片的耕地，并适合人类大规模的生存。不过秦人将思考是否要向四川盆地扩张时，倒并不会为这点而担心。因为在他们还生活在陇西高原时，就已经知道在四川盆地的西部，存在一个富庶的神话般的国度——蜀国。

实际上横亘在渭河平原和四川盆地之间的障碍，除了秦岭之外还有一条“大巴山脉”。穿越这条山脉的难度，并不会比穿越秦岭低多少。不过秦人既然已经选择了，西出陇山，绕道陇西高原，再南进四川盆地的路径，倒也不用横穿大巴山脉了。因为大巴山脉基本与四秦岭平行，从陇东高原出发的秦人，即可以绕开秦岭的主脉，也可绕开大巴山脉的主脉。

从战略的角度看，能够绕过秦、巴山脉，固然是件可喜的事，但也不能高兴的太早。因为在秦巴山脉的西侧，就是青藏高原东延出来的山地，之间并没有给秦人留出一条宽阔平坦的战略通道。也就是说，如果秦人要进入四川盆地，还是不得不在山地的缝隙中寻找出路。而即使是秦人有办法打通这些“蜀道”，当他们进入四川盆地后也会发现，他们的对手并非只有“蜀国”。在这个体量庞大的盆地中，最起码还有一个和蜀国具有同等影响力的国家——巴国。而四川盆地这两个竞争者之间的恩怨，其实在秦人立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即使是在二千多年后的今天，巴、蜀之间爱恨交加的地缘关系依然没有改变。在重庆获得直辖市的身份后，巴蜀之间的地缘文化差甚至从官方层面再一次得到了确认。

要想了解巴、蜀两种地缘文化的前世今生，我们还是要从四川盆地的地理结构着手。

在切割地缘块之时，山地的作用往往是最大的，然后才是水。就象齐鲁的分割线是泰沂山脉，越文化之所以与吴文化之间有区别，是因为杭州湾以南，主体为浙闽丘陵，其地貌与太湖流域存在明显差别。巴蜀之间的文化差，也正是由于所在位置的山地密度不同而形成的。

如果从四川盆地的整体构造来看，这个盆地是被一系列的高大山脉所包围。北面是与秦岭属于同一级别的大巴山脉（内部又可分为米仓山和大巴山两块）；西、南两面则与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对接。至于东面，大巴山脉和云贵高原延伸出来的那些山地，所形成的大片条状山地，不仅有效的合围了四川盆地。还让这一地区当近代史上成为了著名的，盛产土匪的区域。

相比于盆地边缘的这些高大山脉，四川盆地内部的山地丘陵，无论从密度和高度上来说，都要小的多。但这些分布在盆地之中的山地丘陵，已经足以让四川盆地产生出各具特点的地缘文化了。

从空中俯视整个四川盆地，我们会发现盆地东、西两侧的地形有明显的区别。整个盆地的中、西部基本属于大平原地区，其间错落的分布着一些丘陵。其间最为明显的一处山地，就是呈南北走向的“龙泉山脉”，这条细长的山体，将四川盆地的平原地区，将盆地西端的平原从整个平原区切割出来。而这块位于盆地西侧，被龙泉山脉切割出来的地缘单元，被称之为“川西平原”，由于它的地缘中心是成都，因此也被称之为“成都平原”。当年也正是蜀文化的核心区；而盆地的东部，地形明显就要复杂的多了。如果说龙泉山脉在盆地的西侧，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那么在东部，与龙泉山脉形态和走势相类似的山体，就不止一条了。这些整体呈流苏状的山体，相对均匀的分布在大巴山和云贵高原之间，覆盖了整个四川盆地的东部，它们的地理学名称叫作“川东丘陵”（或者“川东山地”），而当年巴人活动的核心地区就是在“川东丘陵”和大巴山区。

相比于其他丘陵区，川东丘陵的结构是比较独特的，基本都是由北至南的，长条状山体，其中最西面的一条山地叫作“华蓥山”。从地理结构上来看，“华蓥山”是四川盆地腹地，平原区与山地区的分割线，而它的南端所指向的就是现在巴文化的地缘中心——重庆。对于重庆和“华蓥山”的地缘关系，我想大部分人是通过 “红岩”和江姐的故事知晓的。儿时一直感到扼腕的是，双枪老太婆“华蓥山游击队”行动晚了一步，没能救出渣子洞里的那些江姐和小萝卜头。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川西平原和川东丘陵分别是蜀、巴两国，或者说两种地缘文化活动的核心区。就“川东丘陵”的形态而言，更应该被称之为“川东山地”，更专业的名称则是“川东平行岭谷”。因为这些条状分布的山地，之间形成了很多条大落差的谷地，其相对落差甚至可以达到上千米。用丘陵来概括它的形态，的确有点委屈了。

相比于川东岭谷纵横的地理结构，川西平原可以说是标准的平原区，所谓“天府之国”的美誉，其实指的就是这块平原。而川东和川西之间的川中地区，主体则是被低矮丘陵所覆盖，属于二都之间的过渡区。也正是由于巴蜀文化所处的地理环境截然不同，造就了现在成都文化和重庆文化之间的差别。至于这期间的差别究竟在哪，那些对两地女生都有过接触的男士应该会有更直观的感受。

为什么川西平原能够诞生“蜀”文化，其实很好理解，农耕文明所最喜欢的地形，就是这种大平原地区。不过在上古时期，平原地区往往并不一定当然的就成为人口密集区。因为那些制造冲积平原的河流，并不会因为人类的到来，而当然的停止冲积的过程。如果没有人类的干扰，它们仍然会按照自己的轨迹，周期性的用洪水来对平原地区做一个平整工作。

纵观古今中外，无论是哪个民族，要想在平原地区创造文明，都需要有一定的治水能力。而成都平原之所以能够诞生蜀文化，并长期成为整个四川盆地的地缘中心，则是与蜀人的治水能力分不开的。只不过这笔功劳被长期记在秦人的头上罢了，至于这个中的缘由，在接下来的部分中都会一一解读的。

相比于蜀国的昌盛，巴国能够在先秦取得与蜀国对等的政治地位，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从地理形态上来看，川中的丘陵地带，应该比之川东的这些岭谷山地，更有条件孕育出新的地缘文化，最起码农业条件会更好些。到底巴国具有什么样的地缘优势，使得它能够在先秦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这里在解读完蜀国之后，也会揭晓答案的。

附：古蜀国地缘结构图

一般而言，每一个知名的地缘板块，都会有一个反映其地缘特色的词组，为我们所熟知。比如提到青藏高原，大家就会想到“世界屋脊”的高度；说起江南，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鱼米之乡”的场景。而今天我们所要解读的四川盆地，其地缘地缘特点则被传神的概括为“巴山蜀水”，短短四个字，巴、蜀之地的地缘特点便跃然于纸上。的确，在“蜀”的地缘文化中，水所发挥的作用是最大的；而“巴”这个族群，山地民族的特点也是非常明显的。不过这并不代表，山地对于蜀文化，河流对于巴文化就没有影响了，只不过是影响力大小罢了。

从河流的角度来看，整个四川盆地主要是由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也叫南江河，先秦时期叫“巴江”）五条南北向的河流，加一东西向从盆地南缘穿过的“长江”，共同覆盖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个“5+1”结构之间的关系：一是涪江、嘉陵江、渠江，三江注入长江之前，在切入川东岭谷之前先行合流了（合流的位置就是华蓥山的东南角，这个点也因此被命名为“合川”），也就是说三江可以归为同一水系；另一个问题是，从长度而言，那条贴着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直达青藏高原的“金沙江”，应该是长江的上游。但在二千多年前，先民们可没有技术和能力去探究谁才是长江的正源。在他们眼里，位于四川盆地西侧，发源于岷山之侧的“岷江”，才是长江之源。换句话说，“四渎”中的江水，是被认为从蜀地流出的。

对于“江水”这个概念的认定，有助于我们理解成都平原与江汉平原，乃至江东平原的地缘关系。在古人看来，能够共饮一江水的族群，应当有更为密切的地缘关系。更何况同在一条大江的上、中、下游，江水本身就能够成为彼此间的联系纽带。这点在三国故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蜀人所控制的川西平原，是由岷江和沱江两江冲积而成的。不过一般河流，其大块平原主要分部在与其它河流，或者海洋交汇处，这种两水交汇处往往会形成“三角洲”式的平原。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水流的运行方向不同，在相遇之后流速会变慢，河流中所带来的泥沙也就更容易沉积下来了。面观察岷江和沱江两水与长江相交处（宜宾和泸州），却并没有出现大块的平原区。相反，位于两江中流的川西地区，却成为了让人羡慕的“天府之国”。

要说川西之所以能够得到上天的青睐，最应该感谢的还是那条龙泉山。如果龙泉山座落在川东的话，也无非是为川东增加一条纵谷罢了。但它横亘在川西与川中之间，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就大的多了。

由于龙泉山的存在，整个成都平原其实可以被看作一个盆地区的。因此从地理学的角度看，成都平原有时也被叫作“成都盆地”的。在很久很久以前，成都盆地的形态比现在更象盆地（至于有多久，专业的地质学家会告诉你的，总之是人类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说它的海拔要比现在低的多，从川西高原流入四川盆地的河流，并没有象现在这脉络分明的在盆地中流淌，而是首先在成都盆地中形成一个湖泊。当然，这些流入成都盆地的河水，在经过最初的蓄水之后，再经流入的河水，还是会透过龙泉山脉的缝隙，漫流入川中丘陵地带的。也就是说，并不能说来自高原的河水，当年就没能滋养川中大地。

不过有了龙泉山在中间一拦，对于四川盆地中、西部的地理结构还是造成了重大影响。因为那些从川西高原，顺流而下的河流，所带来的大批泥沙甚至砾石，大部分都沉积到龙泉山以西的这个湖泊中了。随着湖底被逐渐淤高，川西的地理形态也逐渐由湖泊转为湿地，最张演变了沃野千里的平原。而从高原上下来的岷、沱两江，在龙泉山冲出一条水道后，能够留给川中的“干货”已经不多了。如果没有龙泉山的存在，四川盆地中、西部的地形应该会更趋于一至，并且在河流的两侧形成相对较宽的条状平原带。如果是那样的，蜀国的地缘中心究竟在哪，还就不好说了。

虽说依靠自然的力量，川西成为了四川盆地最有潜力的地区，但如果没有人类的改造，这种潜力并不会想当然的为人类所用的。说的再清楚点，大自然的力量，一般只是将湖泊或者山间岭谷，填充为湿地状态就止步不前了。如果不能有效的控制河流的走向，及分流洪水的话，这些淤积出来的平整土地，即使硬化了，也很容易在雨季到来时变身为沼泽的。因此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在华北平原，还是江汉、江东平原，都流传着先民治水的故事。而在人类还没有具备改造河流的能力之前，先民们会更喜欢生活在易于躲避水患的丘陵地区。

也许在环保主义者来，那些将湿地变身为农田的行为就是在破坏生态平衡，就是在犯罪。不过如果你把人类的生存放在第一位，并承认“人”是这个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环的话，就会感谢先民们所做的那些努力了。

长期以来，治理成都平原水患的功劳，被记在了秦人身上。之所以会有这种理解，很大程度是拜司马迁所赐。因为他在《史记》中记录了，由秦国任命的蜀郡太守——李冰，为成都平原打造了一套水利系统，而这套水利系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都江堰”。不过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的，史书中所记录的其实只能说是史官们所知道的事实，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历史。放在以打造“都江堰”工程为代表的，成都平原水利系统这件事上，秦人并非是最大贡献者，或者说“天府之国”的形成，并非源于秦人的到来。真正将成都平原变得沃野千里的，还是蜀地的先民们。

之所以说秦人不是成都平原的最初改造者，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秦人之所以要绕过秦巴山脉进入四川盆地，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川西地区有机会改造成为又一个渭河平原，而是因为蜀人已经在此成功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也就是说，蜀人已经掌握了在成都平原上生存的技巧，并成功的将成都平原变身为农耕区了；另一个原因则是，秦人本身并不是一个善于治水的族群，如果成都平原只是一个待开发地区，秦人并不会有信心，为成都平原设计出一整套水利系统。秦人的不善治水，后来甚至被韩国所利用。在公元前246年，韩国人密谋让一个叫“郑国”的水利专家，“帮助”秦国人改造关中地区的水利系统。这样做的目的则为了让秦国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国内，从而迟滞秦国的东进。不过最终的结果是，“郑国渠”修好了，韩国也被灭了。

事实上，秦人对成都平原的贡献，更多的只是蜀人治理成都平原工作的一个延续。就象不管哪个边缘民族入主中原后，都一样要将治理黄河作为头等大事处理一样。而就李冰的个人身份而言，很可能是蜀国遗民。即使的确是秦国派遣过来的官吏，为他出谋划策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应该是熟悉当地情况的蜀人。

由于蜀国长期偏安于西南，因此在正式的记录中，很少能够看到蜀国的资料。不过幸运的是，现在的我们，除了研究文史以外，还可以通过“考古”这种更为客观的方式，来窥探古人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说到成都平原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当然要属“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了。

三星堆所代表的蜀地文明，最远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也就是说，早在那个时期，蜀国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疏导成都平原的河流，将之逐步改造成为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了。

观察“三星堆”的位置，我们会发现它是位于湔江以南，属于沱江流域范围。沱江在四川盆地诸河流中，是一条非常奇特的河流。它的奇特之处在于，龙泉山以东部分为三条支流，分别是湔江、石亭江、绵远河（这条最长，被认定为正源）。一般而言，河流的上游，在山地之中由几条支流汇集而成，是非常常见的。但在进入平原区，各自流淌一段距离之后，再合流为一股的情况就不多见了，这很大程度还是因为龙泉山脉的存在。在山脉之中，要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没有龙泉山的存在，三条河流也许会各自独流入江了。

沱江上游的这三条支流，在成都平原北部所形成的这种天然扇状河道，不仅让沱江水能滋养更多的土地，也有利于分洪。当然，蜀人要想在此生存，还会在这三条支流的基础上，再引导出更多的细小沟渠，以让沱江水覆盖再多的角落。

象沱江这种自己构筑水利网的情况并不多见，也正是因为改选沱江流域的难度，相对较小，古蜀人才最终选择先行进入成都平原的北部，并由此为我们留下了辉煌的“三星堆”遗址。相比于“善解人意”的沱江上游，位于成都平原南部的“岷江”，也就是被古人认定为是“江水”上游的这条江，情况就要“正常”的多。这个“正常”并非是说岷江的形态，更利于人类的生存，而是指它和绝大部分河流一样，从山地下来后就只有一条河道。并且和很多大江大河一样，流量很不稳定。

附：成都平原核心区水网示意图

在《古蜀国地缘结构示意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岷江与沱江上游南支——湔江之间，有一大片空白区，而成都市就是位于这个区域的中心位置。在尚未得到有效治理之前，岷江——湔江之间的这片区域，是一个旱涝不定的区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跟岷江的水量有很大关系。从现在的定位来看，岷江是长江上游第一大支流。而在绝大部分的古典时期，岷江都是以长江上游正源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无论是做主角，还是第一配角，岷江那巨大的水量都可见一斑。

当川西高原暴雨成灾时，岷江上游的水量暴涨，就会漫过河岸将整个成都地区变成一片泽国；而当川西高原进入少雨季节后，水量减少的岷江，又会老老实实的在河道中流淌，从成都平原的下方，穿越龙泉山去支援长江了。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在蜀人可以从两方面着手，来治理岷江的水患，并让岷江水为农业生产作出贡献。一是想办法拓宽、加深岷江的河道，并在它两岸筑堤（就象治理黄河一样），让它那巨大的水量，能够以固定的线路流入长江；另一方面，则可以从岷江两岸的河堤中，延线构筑分流点，引出水渠，以覆盖成都平原上的农田。想到这两个方案，并不需要特别的智商，因为这也是农耕民族治理水患的常见方法。只是这样做的话，固然有机会解决岷江的问题，但却没有理由让都江堰工程，成为世界水利史上的标志性工程。也就是说，当年的人们有着更为巧妙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都江堰的设计理念，大家只要稍加用心，就可以在网上找到相关资料。简单点说，广义的都江堰工程，是指的覆盖成都地区的，整套的水利系统。其基本设计理念就是在岷江水将从川西高原下来时，即开始分流。而分流出来的这部分江水，在切入成都平原核心区（岷江——湔江之间的区域）后，再行分流为四大干渠，即现在的：江安河、走马河、柏条河、蒲阳河，这四条干渠呈“伞”状均匀的覆盖了成都平原核心区（然后再从这四大干渠中引出无数支线，全面覆盖成都地区）。其中江安河、走马河在滋润了成都地区后，在岷江即将进入川中丘陵地带之前，向南又回流到岷江干流了。而柏条河、蒲阳河，则继续向东，与沱江上游水系会合，出龙泉山中的“金堂峡”进入川中地区。

从设计理念上来看，选择从高原、平原的交界处先分流出一条总渠（内江），然后再在平原地区分层次的多级分流是一个不错的想法，是很讨巧的想法，比之在岷江沿线开出多个引水口，然后再东向铺设水网要省力的多，也更容易控制。如果从施工难度的角度看，选择在岷江进入平原地区后，再行分流会容易的多，不过我们最终看到的都江堰工程，是选择在岷江进入平原之前即行分流，也就是说你必须开山，才可能获得引水口。这样做当然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这样辛苦在山地边缘开出的引水口，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结构稳定（平原地区的引水口，很容易被洪水冲得变形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都江堰引水工程的基本结构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变化，很大程度就是要感谢先人们这种迎难而上的做法。

附：都江堰结构示意图

从结构上看，在打通内江通道之时，离堆的作用相当于人字型结构的，内、外江的分水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当年是在平原地区分流的话，那么这个分水岭就会是土质的平原，而即缺乏高度，又缺乏硬度的分水岭，是无法稳定的承担分水的作用的。与其长期花费人力物力来加高、加固这个分水岭，倒不如在山发边缘进行分流，切割出一块天然的石头山体也承担这项千年任务。

一般认为切割离堆的工程，是在秦人到来后，由李冰来完成的。但实际上，这项工程应该是在秦人吞并巴蜀之前，就已经由蜀人完成了。不过李冰对都江堰工程所作出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整个都江堰工程之所以能够这么完美，是经过很多代人不断的努力才得以完善的，李冰不是开启这项工程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对工程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但他为都江堰工程所作出的贡献，却是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的关键。

李冰究竟为都江堰工程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我们后面会分析到。由于蜀国为我们留下来的资料甚少，再加上黄河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强势地位。因此蜀人在成都平原水患治理上，所作出的努力被长期忽视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之前，古蜀文化更多的被认为是华夏文明的附属文明）。实际上我们之前也已经说过，秦人之所以看中蜀国，就是因为发现了成都平原的农业潜力。也就是说，最起码在秦人到来之前，蜀人已经由靠天吃饭的“渔猎文化”阶段，步入“农耕文明”阶段了。将定居地点迁入纯粹的平原地区，更意味着蜀人已经拥有一定的治水能力了（否则会呆在边缘的丘陵之上）。当然，希望通过控制河流，而获得稳定的耕地，并不代表你马上就能够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做到这点。正如中原地区治理了几千年的黄河，依然还不能说就降服了这条喜怒无常的母亲河。

如果蜀人想开耕成都地区的土地，他们除了要思考如何规避洪水，还需要考虑如何从岷江之中引水，以让自己种下的庄稼有水可用。就水渠的开挖来说，工程量并不会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因为在岷江周期性的漫流成都平原的过程中，势必冲击出一些河道。而从逻辑上来看，深挖这些河道，并从当初洪水漫流而出的点上引水（可能是多点），会是蜀人所最先想到的。不过我们则才也说了，以岷江的水量而言，在平原地区开口做这种引水的事情，虽然能够保证农业用水，但却并不能保证引水工程结构的长期稳定。也无法保证成都地区不再受洪水的困扰。也正因为如此，蜀人才会想到开凿“离堆”，然后以离堆为起点，构筑成都地区的水利网。

蜀人开凿“离堆”的时间，应该是在古蜀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开明王朝”时期（约公元前666～前3）。在此之前，蜀国一共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四个王朝。也可以说，蜀地是由这四个不同属性的部族，分阶段所控制的。而据传说，“开明王朝”的建立，正是因为他的开创者“鳖灵”成功的治理了成都平原的水患，才能够接受了杜宇王朝的“禅让”的。这个传说与“大禹”从舜帝手中接过“帝”位的故事是何其相似，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怀疑它的真实性。

不过好在现在的考古发现，能够为古蜀国在成都平原的存在，提供有利的支持。根据历史记载，古蜀国在建国之后，先是在成都市南的双流县一带建都（现在双流比较知名的是国际机场），而后又向北迁移离岷江稍远的，现在的成都市境内。而在成都西郊发现的“金沙遗址”，足以证明这一带曾经是蜀人活动的中心。

其实如果我们认定，口口相传的传说，能够承载一定历史信息的话，那么对于蜀人治水，甚至开启都江堰工程，还有一个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可以为我们提供相关信息，这个神话人物就是“二郎神”。对于这个神话人物，经过《封神榜》以及《西游记》、《宝莲灯》的演绎，已经产生了很多无用的信息。而我们的关注点，当然不是在它是否有七十二变，或者是否与孙猴子、沉香有过那一段恩怨上。在关于二郎神的原始传说中，我们所能够剥离出的有效信息有三个：一是名字，二是长相，三是故事的发源地（也就是他的藉贯）。

关于二郎神的籍贯，明确的指向是灌江口，现在的都江堰市，之前的名字就是“灌县”，这个“灌”字的得名，则与引水工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在成都平原，关于二郎治水的传说已经最少有二千多年了，至今都江堰工程的边上，还有二郎庙。只不过由于历史上治水的功劳，都被寄于李冰名下，因此“二郎”也被想当然的认定为李冰的二儿子了（记得儿里看过一个电视局，就是描述李冰父子治水的）。

如果不是二郎神留传下来的形象，与成都平原的最新的考古发现，有着内在的联系。也许“二郎”仍然没有机会摆脱李冰的阴影。对于二郎神形象中最重要的特征，我想只要是看过西游记的人都会有深刻影响，那就是他的第三只眼。而如果从摆放的角度来看，这只眼与另两只眼并不相同，是一只呈立状的“纵目”。对于为什么二郎的形象中有一只“纵目”，这只纵目最初的形象应该如何，一直以来并没有深入的研究。直到三星堆出土了另一种形式的，超出我们想象的“纵目”形象，才忽然让人有云开雾散的感觉。虽然不能十分明确，古蜀人为什么会打造出立体“纵目”形象的神像（面具），但平面纵目的二郎神，与古蜀文化，以及因治理岷江水患而受享烟火之间，从逻辑上来看，是可能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的。至于说立体的纵目形象，为什么演变为平面的纵目，倒也很好解释。因为口口相传的东西，由工匠们刻画出来，往往因为没有见过实物而有着让人啼笑皆非的误差。我就不止一次的看过，在某件古代艺术品上，以一头正中还长着一只弯角的水牛，配上一轮明月，以喻意“犀牛望月”的传说。

上述有关二郎神的推论，只是从文化传承的关系上，对古蜀人开启都江堰工程所作的猜想，并无法作为直接证据，写出来也只是让提供一个角度罢了。

我们还是把视线比二郎神身上转回到都江堰工程的结构上。要说都江堰这个名字，并不由古蜀人或者秦人命名的，大概到了宋代“都江堰”才成为这项伟大工程的标签，中间曾经换过好几次名字（先秦叫过“湔堋”）。从名字的变迁也可以看出，都江堰工程一直处在被使用状态。

当年古蜀国的“开明王朝”开凿了离堆，打通了成都平原的引水口（名叫“宝瓶口”）的确为都江堰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都江堰工程如果只是开了个山口引水，那也成不了治水的经典案例了。事实上蜀人在开凿离堆后，虽然能够为成都平原的核心区（成都地区）提供安全的灌溉用水，并在一定程度上分流洪水。但还不能完全的解决问题。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原因有二：一是岷江和任何一条河流一样，水量存在周期性的变化，也就是说，蜀人可以计算出自己的用水量，但却无法让岷江水按照蜀人的需要，稳定的引入那些分布在成都平原的干渠之中；另一个原因则是，尽管蜀人在打通宝瓶口时，很可能离堆与江水以东的山体之间，本来就有个有一定深度的豁口，并因此而减轻了不少的工程量（甚至因为这个豁口的存在，而激发了蜀人由此开凿引水口的灵感）。但以当时的工程技术条件，蜀人所开凿的宝瓶口，其河床高度还是会高于外江天然河道的河床高度。这样的话，如果岷江处于枯水期的话，那么能够被引入成都地区的水就会变得很少，不足以满足农业生活用水；而如果岷江出现洪水的话，那么宝瓶口的高河床（相对），也还是不足以分流掉足够的洪水。要知道，岷江能够长期被定为长江的上游，其水量在四川盆地诸河流中是无出其右的（否则这个荣誉就可能归其他河流了）。更为致命的是，四川盆地的整体构造，并非遵循一般规律下的，西高东低，即山地——丘陵——平原，三段逐级下降的模式，而是由山地（还是青藏高原的边缘山地）直接降到川西平原，然后再是川中的丘陵地区。这种地理构造形成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简单分析过了。至于再专业的地质学方面的知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接着研究。对于我们来说，需要知道的是，这种由第一级直接过渡到第三级的地进结构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从高原流下来的岷江等于是从天而降的进入了川西平原（离堆的海拔要比成都高 273米），如果是在枯水期，岷江水尚能在河道中老老实实的流淌。但丰水期的场景，大家就可以在脑海中想象一下，在二楼拿着高压水龙头对着操场喷涌时的样子，跟那情形差不多。

所以说单靠打通一个宝瓶口，虽然能够为成都平原解决一定灌溉用水，和分流一定的洪水，但还是无法让成都平原安享太平。用现在水利专家经常用的一句话总结，也就是将成都平原的搞抗洪水能力，由“N年一遇”提升到“NN年一遇”。至于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则要等到秦人的到来和李冰这个“治水专家”的出现了。

无论历史上都江堰工程的名字怎么变迁，这项伟大工程所突出的工程重点都是在一个“堰”字上（“堋”也是“堰”的意思）。而这“堰”字，字面的解释就是“挡水的堤坝”。用堤坝来治水，是历代治水工程中运用范围最广的技术。象华北平原的魏、赵、齐、燕等国，沿黄河等河流沿岸筑堤以防水患就是最常见在形式；而在长江下游，吴越两国也经常通过在海边或者湖边的滩涂地外围构筑堤坝（当地称之为“塘”），然后将其中的积水排出，加速土地的硬化来获取耕地。不过李冰和古蜀人对于“堰”的使用却是独树一帜的，因为这个“堰”即不是用来档住洪水，也不是用来造田的，而是用来调解内外江水量的。

刚才说到宝瓶口的河床要高于外江的天然河床。如果要想调解进入内江引水干渠的水量，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双方的高度差或者宽度差，如果宝瓶口的宽度或者高度有所增加，那么引水量自然会增加，只不过依当年的技术条件，能在山体上打开一个缺口，已是千难万难了，再想进一步是基本没有可能性的。既然将宝瓶口再挖深挖宽的难度太大，那么就只有逆向思维，将外江口的河床垫高或者宽度缩窄。一旦外江口的河床被垫高，那么流入内江的水量也必定会增加。这种垫高，并不需要是永久性的，因为岷江水在不同季节的水量是不同的，如果要保证流入成都地区的水量保证稳定，那么外江口的河床高度也要有相应的变化。这个问题如果放在现在，是很好解决的，现有技术让我们可以在外江口修筑一道多水道的水阐，然后通过控制水阐的高度或者数量，来控制内、外江水的分配量。事实上现在的都江堰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不过在古典时期，要想在这样的大河上面建造可控的水阐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李冰和古蜀人想到了一个非常讨巧的办法来解决内水江水分配的问题。那就是通过在外江口投放石块等填充物，垫高外江口的河床，也就是在离堆的西侧筑一道“堰”，以达到增加宝瓶口引水量的目的。这样做也并非没有难度，难度之一就是你需要掌握岷江水流的规律，以调解不同季节，“堰”的高度；另一个难点就是用什么样的材料来构筑这道“堰”，如果仅仅是向江中抛入石块泥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石块如果太小，丢进去会马上被水冲走；而大型石块，即使能够搬动，也很难凑齐足够的数量。

解决前一个问题，主要依靠的是经验积累，也就是通过观测纪录岷江的流量规律，以及成都地区的用水量，来设计“堰”在不同时期的高度。这点，在李冰到来之时，相信与岷江打过N年交道的蜀人，已经能够提供相对准确的资料了，而在后世之中，这些水文资料也在不断的修正之中。

经常会有朋友问，为什么中华文明那么注重历史传承。其实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农业需要。因此作为依附土地程度最深的民族，我们需要最大限度的掌握能够影响土地收入的环境资料。而这些资料所包含的节气、水文、天象等数据，需要通过长时期的，不间断记录才能够获得。由此而产生的记录历史的习惯，和以氏族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的传承关系，才得以有持续的生命力。换句话说，对于中国人来说，自己实实在在的先人，所能够为我们做的，远比那些虚无飘渺的“神”更务实。而将继续这种传承关系，不仅能够让了孙持续享有这种积累所带来的好处，更可以满足自己自己的精神需要。因为每一个这样做的中国人，其实都是在把自己修炼成一个，最低限度可以享受子孙祭祀的“神”（所以中国人更习惯于求祖宗保佑自己）。

相比于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则更多的需要依靠当地的资源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其实和现在用来临时筑坝的方法很象。现在如果哪个大坝出现缺口的话，就会用麻袋或者编织袋装上泥沙石块，来堵口。而在当时，“麻”一类的材料还是很珍贵的，做成袋子来筑堰实在有些奢侈，更何况以岷江的流量和流速，做个口袋装泥沙，丢进去也很难沉下去。

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利用当地所盛产的竹子，编成大型竹笼，然后将石块装入，再投入外江口筑堰。这样做的好处一是材料易得；二是可以任意改变每一方筑堰材料的体积和质量，即能够让竹笼沉下去，又不至于大到无法搬运。还有一个好处则是，当进入枯水期后，需要降低“堰”的高度，以加大引水量时，有竹笼包裹的石块，也更方便从堰体上剥离，然后顺江而下冲入长江中。

用竹笼包裹石块筑堰，然后控制引水量，无疑是都江堰工程的精髓所在。这个讨巧的方法，再结合岷江水量的规律，足可以让整个都江堰引水工程，成为一个半自动的工程。即每年通过有限的几次调解堰体高度的工作，来使得成都平原从此不用为农业、生活用水而发愁。

不过要想使得都江堰工程成为一个千年工程，并且使得维护工程的强度，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还是需要对上述方案做出细节上的改善的。其中有的，是在李冰的主导之下做到的；而有的，则是在后世的使用过程中被发现，并被修正的。

对于李冰来说，既然已经有了筑堰调解水量的方案，在解决完施工材料的问题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考虑，那就是施工地点的问题。按道理来说，这本来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即使离堆成为了内、外江的分水岭，那么离堆西侧的外江河道，也当然应该成为筑堰的地点了。只是当我们观察离堆与外汇西岸的距离时，就会了现这段江面其实是很宽的（目测距离为2500米左右）。要想在如此宽的河道中周期性的筑堰，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不过上天还是很关照李冰的，我们暂时无法知道开明王朝在开凿宝瓶口时，岷江之中是否有沙州岛屿，但在李冰到来之后，在离堆的北侧，河道中央已经沉积出了一块竹叶状的沙洲，鉴于离堆的存在，岷江水道在此有所收缩，并由此而淤积下部分沙石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这条竹叶状的沙洲却让筑堰的工程量，大大减少了。因为沙洲的存在，离堆以北的岷江河道已经被分割成为两部分了。而沙洲的北端，与岷江西岸的距离要远低于离堆与江岸的距离。换句话说，筑堰的地点被选在了沙洲北端的外江河道中。而这条沙洲则在事实上取代了离堆，成为了内外江的分水岭。

由于这条竹叶状的沙洲，看起来也很象一条“鱼”的形状，因此它北端筑堰的地点（东起点）被称之为“鱼嘴”。而对于后世的维修工程而言，加固沙洲的边缘，使其的形态不至发生变化也成为了重要的工程。这种用卵石加固边缘的行为，最终也让这条沙洲得到了“金则堤” 的名称。

有了金刚堤和筑堰的技巧，李冰已经足以让成都平原获得均衡的用水了。根据计算，结合成都地区的用水量，这项工程在一般的丰水期，最低可以分流掉40%的岷江水量。除了保证成都地区的农业用水以外，也极大的减轻了岷江下游河道的压力，避免了水患的频繁发生。

不过，虽然李冰的治水工程，加上之前离堆的开凿，已经足以让成都地区安保百年（级数）的太平，并由此而支撑秦国的统一大业。但都江堰工程能够一直使用到现在，后世的蜀人，还需要再对这项工程作出改进。因为当里打开一扇窗时，进来的不仅有清风和阳光，还有可能有让人讨厌的蚊子和苍蝇。对于都江堰引水工程而言，这些讨厌的蚊蝇就是随河而来的泥沙（甚至石块）。

虽然那些从高原之上顺流而下的泥沙，在人类尚未出现之前，对成都平原的形成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在都江堰的实际施工当中，提供了“金刚堤”这样的天然分水岭和支撑点。但当成都平原的地质状况已经调整到最适合人类生存的状态时，这些泥沙再随着内江而来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尽管比之那条以含沙量巨大而著称的母亲河“黄河”而言，岷江所含的泥沙量算小的了，只是凡事经不住积累，如果任由泥沙通过宝瓶口进入成都平原，那么李冰和秦人固然不会遇到大问题，但后来居住在成都平原的人们，终有一天需要正视这个问题的。也正因为此，都江堰工程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飞沙堰”诞生了。

相比于岷江干流（外江）而言，通过宝瓶口分流入成都地区的江水，流速则上小的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有效的过滤掉水中的沙石，久而久之势必会垫高河床，造成新的灾难。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定期对河道作清淤工作就很有必要了。不过相比于绝大部分的引水工程，都江堰工程则找到了个更加巧妙的方法，来分流大部分顺水而下的沙石，以减轻引水干渠的维护工作，这个方法就是在金刚堤的下半部，离堆的北端，西南方向切开了一个缺口（切口的下方成为了独立的沙洲，被重新命名为“人字堤“）。而这个缺口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分流掉内江之中的沙石。

当内江水从金刚堤的东侧，倾泄而下时，相当于被离堆这块硬骨头二次分流了。其中成都平原所需要的农业用水，通过宝瓶口流入了那些干渠之中；而那些无用的沙石泥土，则通过金刚堤与人字堤之间的缺口，送回到了外江之中（外江的流量流速，足以将他们送到长江里去）。这件事看起来非常奇妙，所利用的就是离心力作用。至于这个离心力是怎么作用的，想信在物理学方面有所善长的朋友，能够给出专业的答案。简单的说，内江的弧度和离堆对内江水流的阻挡，都促使江水在这个新分水岭面前，有了一个顺时针的旋转，并把江水所夹带的那些私货从缺口处甩了出去。

当然，由于金刚提与人字堤之间的这个缺口，宽度要大于宝瓶口，因此它在分流掉水中杂质的同时，也会损失掉大部分的内江水。这对于急需农业用水的成都地区来说，无异于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把孩子也一并倒掉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本来也是要耗费一番心思的，不过有了在鱼嘴筑堰的经验，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要想控制离堆两侧的水流，还是要靠“堰”，即在金刚堤和人字堤中间，也用竹笼装着石块筑一道低于水平面的“堰”。而这道堰的高度，同样也是可以人工调解的，丰水期放的低点，枯水期垫得高些，对内江水量的调解也直到辅助作用。至于那些沙石，倒也不必担心，由于这个位置的旋流速度足够快，它们相当于是贴着水面飞到外江去的，因此这项新的工程被形象的称之为“飞沙堰”。

有了分水鱼嘴、宝瓶口、飞沙堰，再加上成都平原上那些均匀分布的水网。成都地区由此安享了二千多年，天府之国的美誉。而在通过都江堰工程，覆盖岷江——湔江之间的成都平原核心区后，蜀人对于川西平原南水两端的水网建设也在同时进行之中。在鱼嘴的西侧，后来依照同样的原理，又修建了一个小鱼嘴，以分流出一部分岷江水，与川西平原南部的河流，共同打造江右地区（岷江以西地区）的灌溉系统；而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水系，也与两条岷江引水干渠对接，互相调解水量。这事实上，也让整个川西平原的水利灌溉网联成了一片，并共同享有了“天府之国”的美誉。

整个都江堰水利工程，并非是在先秦全部完成的，但李冰和古蜀人为成都平原的引水工程，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使得后来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只需要作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就可以了。

虽然都江堰工程，对于川西平原的开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究其根本，川西平原能够成为四川盆地的核心农业区，它本身的地理构造还是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有着平整而又肥沃的土地（都是当年做泻湖时带来的好处），加上岷、沱两江充沛的水量，纵有再好的构思，也很难让成都平原变成天府之国。也就是说，只要岷江水还能够保持现有的流量，成都人民应该还是能继续安享他们的太平日子的。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有人要想把整个青藏高原独立出去，成都人民应该要第一个提出反对的（想想雅鲁藏布江的水坝）。

不过上帝在打造地球的模样时，并不是对每一个地理单元都那么厚爱的。有时候一个地理单元的条件太好了，与之相邻的地理单元往往就没那么幸运了。成都平原上的居民，固然能够凭借对河流的改造，让自己过上小康生活。但位于成都平原西边缘那些山地之中的居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从大的地理构造上来看，这些山地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东边缘，鉴于它们目前在行政上被划归四川所有，因此也可以单独被标注为“川西高原”。如果我们顺着岷、沱两江上溯到川西高原，就会发现沿着成都平原西侧，有三个曾经让所有中国人，为之牵挂的地名：汶川、茂县、北川。假使我们只是看平面地图，一定会发现，这三个县离成都、德阳、绵阳这些川西平原之上的城市很近，近到让人觉得他们也应该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而当通过我们前面的分析，再看看地形图，相信大家就能够深刻理解，当年救援工作的无奈，也能够明白，为什么占据优势地位的汉族，能够容忍那些残存下来的羌人在这里聚居。

对比于川西高原，川中丘陵的地势要显得平坦的多了，不过与川西平原，依靠沱、岷两江而过着顺风顺水的生活有所不同，川中地区并没有从沱江以及岷江之中得到太多的帮助。因为这两条穿越了川西平原的河流，在进入川中地区后（主要是沱江），会发现周围的地势突然变高了。虽然下游的地势变得更高了，但奔流而下的江水还是是遵循水往低处流的定律，否则它们也流不进长江。最终的结果就是，沱、岷两江的下游河道，往往与两岸的地势，有数十米的落差。换句话说，在人类可以用电能将水大幅度的扬高之前，在整个古典时期，岷、沱两江的干流并无法为那些丘陵之间的土地，提供农业用水。

虽然川中丘陵地区，无法象川西平原那样，依靠岷、沱两江打造密集的农田灌溉系统，不过那些相间于丘陵之间的小块平原，乃至这些丘陵本身，也还是能够依靠其他的小型河流来开发的。对比于渭河平原北部的陕北、陇东高原，川中地区的农业条件就要强的多了。因此蜀人在开发川西平原后，很自然的开始越过龙泉山向东渗透了。那些与岷、沱两江一水相连的区域，自然是优先扩张的区域。不过岷、沱两江及其支流所覆盖的区域，并非是四川盆地的全部。川中丘陵的东半部，以及川东地区则是由涪江、嘉陵江、巴江（渠江）所共同组成的“嘉陵江水系”所覆盖的。如果没有其他实力对等的地缘力量出现，已经开发出川西平原农业潜力的蜀人，应该有机会成为整个四川盆地的主人的。只是这种理想状态并没有出现，因为在大巴山和川东那些平行岭谷之间，生产方式奇特的巴人也已经开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同样将扩张的目光伸向了川中地区。由此巴、蜀两国的地缘博弈，不可避免的在川中地区展开了。

第四十八回 巴山蜀水

如果从盆地的构造来看，四川盆地的整体形状应该是比较完美的。比起黄土高原上那些条状盆地，四川盆地有着近乎完美的轮廓。象这种接近于标准圆的地理单元，理论上的地缘中心应该是位于它的圆心位置附近，并且以此为中心均匀的向外围辐射它的地缘影响力。

在四川盆地以外的人看来，整个四川盆地也的确象是属于一个共同的文化圈，而这个文化圈给我们最深的印象应该就是“麻辣”了。不过正如山东内部其实是可以分离出“齐”、“鲁”；江东可以有“吴”、“越”这样的亚文化圈一样，四川盆地内部也是有两种实力相当的地缘文化并存的。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情况，是因为整个四川盆地的地缘中心，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位于盆地中心，而是在东西两侧各形成了一个地缘中心。如果按照现有的行政区划来看，这两个地缘中心就是成都和重庆；而如果从地缘的角度来划分，这两个位于四川盆地的亚文化圈就是位于川西的“蜀”，和位于川东的“巴”。至于为什么同一个盆地内部，会有两种地缘文化产生，当然还是跟它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

附：四川盆地地缘结构

在先秦和之后的历史中，陇西高原都是以渭河平原外围防御者的面目出现的，为了关中的安全，渭河平原甚至要经常性的向陇右地区输血。对于陇西高原的地缘潜力，秦人心里面比谁的清楚。如果想将它打造成为另一个渭河平原，无异于天方夜谭。

秦人之所以重新目光投向陇西高原，是因为通过陇右高原可以绕过秦岭，而通过陇西高原，贴着秦岭的西沿向南一直走的话，可以到达一个比关中盆地（渭河平原）体量还要大的盆地——四川盆地。并不是说没一个盆地型的地理单元，都能够提供大片的耕地，并适合人类大规模的生存。不过秦人将思考是否要向四川盆地扩张时，倒并不会为这点而担心。因为在他们还生活在陇西高原时，就已经知道在四川盆地的西部，存在一个富庶的神话般的国度——蜀国。

实际上横亘在渭河平原和四川盆地之间的障碍，除了秦岭之外还有一条“大巴山脉”。穿越这条山脉的难度，并不会比穿越秦岭低多少。不过秦人既然已经选择了，西出陇山，绕道陇西高原，再南进四川盆地的路径，倒也不用横穿大巴山脉了。因为大巴山脉基本与四秦岭平行，从陇东高原出发的秦人，即可以绕开秦岭的主脉，也可绕开大巴山脉的主脉。

从战略的角度看，能够绕过秦、巴山脉，固然是件可喜的事，但也不能高兴的太早。因为在秦巴山脉的西侧，就是青藏高原东延出来的山地，之间并没有给秦人留出一条宽阔平坦的战略通道。也就是说，如果秦人要进入四川盆地，还是不得不在山地的缝隙中寻找出路。而即使是秦人有办法打通这些“蜀道”，当他们进入四川盆地后也会发现，他们的对手并非只有“蜀国”。在这个体量庞大的盆地中，最起码还有一个和蜀国具有同等影响力的国家——巴国。而四川盆地这两个竞争者之间的恩怨，其实在秦人立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即使是在二千多年后的今天，巴、蜀之间爱恨交加的地缘关系依然没有改变。在重庆获得直辖市的身份后，巴蜀之间的地缘文化差甚至从官方层面再一次得到了确认。

要想了解巴、蜀两种地缘文化的前世今生，我们还是要从四川盆地的地理结构着手。

在切割地缘块之时，山地的作用往往是最大的，然后才是水。就象齐鲁的分割线是泰沂山脉，越文化之所以与吴文化之间有区别，是因为杭州湾以南，主体为浙闽丘陵，其地貌与太湖流域存在明显差别。巴蜀之间的文化差，也正是由于所在位置的山地密度不同而形成的。

如果从四川盆地的整体构造来看，这个盆地是被一系列的高大山脉所包围。北面是与秦岭属于同一级别的大巴山脉（内部又可分为米仓山和大巴山两块）；西、南两面则与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对接。至于东面，大巴山脉和云贵高原延伸出来的那些山地，所形成的大片条状山地，不仅有效的合围了四川盆地。还让这一地区当近代史上成为了著名的，盛产土匪的区域。

相比于盆地边缘的这些高大山脉，四川盆地内部的山地丘陵，无论从密度和高度上来说，都要小的多。但这些分布在盆地之中的山地丘陵，已经足以让四川盆地产生出各具特点的地缘文化了。

从空中俯视整个四川盆地，我们会发现盆地东、西两侧的地形有明显的区别。整个盆地的中、西部基本属于大平原地区，其间错落的分布着一些丘陵。其间最为明显的一处山地，就是呈南北走向的“龙泉山脉”，这条细长的山体，将四川盆地的平原地区，将盆地西端的平原从整个平原区切割出来。而这块位于盆地西侧，被龙泉山脉切割出来的地缘单元，被称之为“川西平原”，由于它的地缘中心是成都，因此也被称之为“成都平原”。当年也正是蜀文化的核心区；而盆地的东部，地形明显就要复杂的多了。如果说龙泉山脉在盆地的西侧，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那么在东部，与龙泉山脉形态和走势相类似的山体，就不止一条了。这些整体呈流苏状的山体，相对均匀的分布在大巴山和云贵高原之间，覆盖了整个四川盆地的东部，它们的地理学名称叫作“川东丘陵”（或者“川东山地”），而当年巴人活动的核心地区就是在“川东丘陵”和大巴山区。

相比于其他丘陵区，川东丘陵的结构是比较独特的，基本都是由北至南的，长条状山体，其中最西面的一条山地叫作“华蓥山”。从地理结构上来看，“华蓥山”是四川盆地腹地，平原区与山地区的分割线，而它的南端所指向的就是现在巴文化的地缘中心——重庆。对于重庆和“华蓥山”的地缘关系，我想大部分人是通过 “红岩”和江姐的故事知晓的。儿时一直感到扼腕的是，双枪老太婆“华蓥山游击队”行动晚了一步，没能救出渣子洞里的那些江姐和小萝卜头。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川西平原和川东丘陵分别是蜀、巴两国，或者说两种地缘文化活动的核心区。就“川东丘陵”的形态而言，更应该被称之为“川东山地”，更专业的名称则是“川东平行岭谷”。因为这些条状分布的山地，之间形成了很多条大落差的谷地，其相对落差甚至可以达到上千米。用丘陵来概括它的形态，的确有点委屈了。

相比于川东岭谷纵横的地理结构，川西平原可以说是标准的平原区，所谓“天府之国”的美誉，其实指的就是这块平原。而川东和川西之间的川中地区，主体则是被低矮丘陵所覆盖，属于二都之间的过渡区。也正是由于巴蜀文化所处的地理环境截然不同，造就了现在成都文化和重庆文化之间的差别。至于这期间的差别究竟在哪，那些对两地女生都有过接触的男士应该会有更直观的感受。

为什么川西平原能够诞生“蜀”文化，其实很好理解，农耕文明所最喜欢的地形，就是这种大平原地区。不过在上古时期，平原地区往往并不一定当然的就成为人口密集区。因为那些制造冲积平原的河流，并不会因为人类的到来，而当然的停止冲积的过程。如果没有人类的干扰，它们仍然会按照自己的轨迹，周期性的用洪水来对平原地区做一个平整工作。

纵观古今中外，无论是哪个民族，要想在平原地区创造文明，都需要有一定的治水能力。而成都平原之所以能够诞生蜀文化，并长期成为整个四川盆地的地缘中心，则是与蜀人的治水能力分不开的。只不过这笔功劳被长期记在秦人的头上罢了，至于这个中的缘由，在接下来的部分中都会一一解读的。

相比于蜀国的昌盛，巴国能够在先秦取得与蜀国对等的政治地位，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从地理形态上来看，川中的丘陵地带，应该比之川东的这些岭谷山地，更有条件孕育出新的地缘文化，最起码农业条件会更好些。到底巴国具有什么样的地缘优势，使得它能够在先秦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这里在解读完蜀国之后，也会揭晓答案的。

附：古蜀国地缘结构图

一般而言，每一个知名的地缘板块，都会有一个反映其地缘特色的词组，为我们所熟知。比如提到青藏高原，大家就会想到“世界屋脊”的高度；说起江南，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鱼米之乡”的场景。而今天我们所要解读的四川盆地，其地缘地缘特点则被传神的概括为“巴山蜀水”，短短四个字，巴、蜀之地的地缘特点便跃然于纸上。的确，在“蜀”的地缘文化中，水所发挥的作用是最大的；而“巴”这个族群，山地民族的特点也是非常明显的。不过这并不代表，山地对于蜀文化，河流对于巴文化就没有影响了，只不过是影响力大小罢了。

从河流的角度来看，整个四川盆地主要是由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也叫南江河，先秦时期叫“巴江”）五条南北向的河流，加一东西向从盆地南缘穿过的“长江”，共同覆盖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个“5+1”结构之间的关系：一是涪江、嘉陵江、渠江，三江注入长江之前，在切入川东岭谷之前先行合流了（合流的位置就是华蓥山的东南角，这个点也因此被命名为“合川”），也就是说三江可以归为同一水系；另一个问题是，从长度而言，那条贴着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直达青藏高原的“金沙江”，应该是长江的上游。但在二千多年前，先民们可没有技术和能力去探究谁才是长江的正源。在他们眼里，位于四川盆地西侧，发源于岷山之侧的“岷江”，才是长江之源。换句话说，“四渎”中的江水，是被认为从蜀地流出的。

对于“江水”这个概念的认定，有助于我们理解成都平原与江汉平原，乃至江东平原的地缘关系。在古人看来，能够共饮一江水的族群，应当有更为密切的地缘关系。更何况同在一条大江的上、中、下游，江水本身就能够成为彼此间的联系纽带。这点在三国故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蜀人所控制的川西平原，是由岷江和沱江两江冲积而成的。不过一般河流，其大块平原主要分部在与其它河流，或者海洋交汇处，这种两水交汇处往往会形成“三角洲”式的平原。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水流的运行方向不同，在相遇之后流速会变慢，河流中所带来的泥沙也就更容易沉积下来了。面观察岷江和沱江两水与长江相交处（宜宾和泸州），却并没有出现大块的平原区。相反，位于两江中流的川西地区，却成为了让人羡慕的“天府之国”。

要说川西之所以能够得到上天的青睐，最应该感谢的还是那条龙泉山。如果龙泉山座落在川东的话，也无非是为川东增加一条纵谷罢了。但它横亘在川西与川中之间，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就大的多了。

由于龙泉山的存在，整个成都平原其实可以被看作一个盆地区的。因此从地理学的角度看，成都平原有时也被叫作“成都盆地”的。在很久很久以前，成都盆地的形态比现在更象盆地（至于有多久，专业的地质学家会告诉你的，总之是人类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说它的海拔要比现在低的多，从川西高原流入四川盆地的河流，并没有象现在这脉络分明的在盆地中流淌，而是首先在成都盆地中形成一个湖泊。当然，这些流入成都盆地的河水，在经过最初的蓄水之后，再经流入的河水，还是会透过龙泉山脉的缝隙，漫流入川中丘陵地带的。也就是说，并不能说来自高原的河水，当年就没能滋养川中大地。

不过有了龙泉山在中间一拦，对于四川盆地中、西部的地理结构还是造成了重大影响。因为那些从川西高原，顺流而下的河流，所带来的大批泥沙甚至砾石，大部分都沉积到龙泉山以西的这个湖泊中了。随着湖底被逐渐淤高，川西的地理形态也逐渐由湖泊转为湿地，最张演变了沃野千里的平原。而从高原上下来的岷、沱两江，在龙泉山冲出一条水道后，能够留给川中的“干货”已经不多了。如果没有龙泉山的存在，四川盆地中、西部的地形应该会更趋于一至，并且在河流的两侧形成相对较宽的条状平原带。如果是那样的，蜀国的地缘中心究竟在哪，还就不好说了。

虽说依靠自然的力量，川西成为了四川盆地最有潜力的地区，但如果没有人类的改造，这种潜力并不会想当然的为人类所用的。说的再清楚点，大自然的力量，一般只是将湖泊或者山间岭谷，填充为湿地状态就止步不前了。如果不能有效的控制河流的走向，及分流洪水的话，这些淤积出来的平整土地，即使硬化了，也很容易在雨季到来时变身为沼泽的。因此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在华北平原，还是江汉、江东平原，都流传着先民治水的故事。而在人类还没有具备改造河流的能力之前，先民们会更喜欢生活在易于躲避水患的丘陵地区。

也许在环保主义者来，那些将湿地变身为农田的行为就是在破坏生态平衡，就是在犯罪。不过如果你把人类的生存放在第一位，并承认“人”是这个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环的话，就会感谢先民们所做的那些努力了。

长期以来，治理成都平原水患的功劳，被记在了秦人身上。之所以会有这种理解，很大程度是拜司马迁所赐。因为他在《史记》中记录了，由秦国任命的蜀郡太守——李冰，为成都平原打造了一套水利系统，而这套水利系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都江堰”。不过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的，史书中所记录的其实只能说是史官们所知道的事实，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历史。放在以打造“都江堰”工程为代表的，成都平原水利系统这件事上，秦人并非是最大贡献者，或者说“天府之国”的形成，并非源于秦人的到来。真正将成都平原变得沃野千里的，还是蜀地的先民们。

之所以说秦人不是成都平原的最初改造者，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秦人之所以要绕过秦巴山脉进入四川盆地，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川西地区有机会改造成为又一个渭河平原，而是因为蜀人已经在此成功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也就是说，蜀人已经掌握了在成都平原上生存的技巧，并成功的将成都平原变身为农耕区了；另一个原因则是，秦人本身并不是一个善于治水的族群，如果成都平原只是一个待开发地区，秦人并不会有信心，为成都平原设计出一整套水利系统。秦人的不善治水，后来甚至被韩国所利用。在公元前246年，韩国人密谋让一个叫“郑国”的水利专家，“帮助”秦国人改造关中地区的水利系统。这样做的目的则为了让秦国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国内，从而迟滞秦国的东进。不过最终的结果是，“郑国渠”修好了，韩国也被灭了。

事实上，秦人对成都平原的贡献，更多的只是蜀人治理成都平原工作的一个延续。就象不管哪个边缘民族入主中原后，都一样要将治理黄河作为头等大事处理一样。而就李冰的个人身份而言，很可能是蜀国遗民。即使的确是秦国派遣过来的官吏，为他出谋划策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应该是熟悉当地情况的蜀人。

由于蜀国长期偏安于西南，因此在正式的记录中，很少能够看到蜀国的资料。不过幸运的是，现在的我们，除了研究文史以外，还可以通过“考古”这种更为客观的方式，来窥探古人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说到成都平原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当然要属“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了。

三星堆所代表的蜀地文明，最远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也就是说，早在那个时期，蜀国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疏导成都平原的河流，将之逐步改造成为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了。

观察“三星堆”的位置，我们会发现它是位于湔江以南，属于沱江流域范围。沱江在四川盆地诸河流中，是一条非常奇特的河流。它的奇特之处在于，龙泉山以东部分为三条支流，分别是湔江、石亭江、绵远河（这条最长，被认定为正源）。一般而言，河流的上游，在山地之中由几条支流汇集而成，是非常常见的。但在进入平原区，各自流淌一段距离之后，再合流为一股的情况就不多见了，这很大程度还是因为龙泉山脉的存在。在山脉之中，要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没有龙泉山的存在，三条河流也许会各自独流入江了。

沱江上游的这三条支流，在成都平原北部所形成的这种天然扇状河道，不仅让沱江水能滋养更多的土地，也有利于分洪。当然，蜀人要想在此生存，还会在这三条支流的基础上，再引导出更多的细小沟渠，以让沱江水覆盖再多的角落。

象沱江这种自己构筑水利网的情况并不多见，也正是因为改选沱江流域的难度，相对较小，古蜀人才最终选择先行进入成都平原的北部，并由此为我们留下了辉煌的“三星堆”遗址。相比于“善解人意”的沱江上游，位于成都平原南部的“岷江”，也就是被古人认定为是“江水”上游的这条江，情况就要“正常”的多。这个“正常”并非是说岷江的形态，更利于人类的生存，而是指它和绝大部分河流一样，从山地下来后就只有一条河道。并且和很多大江大河一样，流量很不稳定。

附：成都平原核心区水网示意图

在《古蜀国地缘结构示意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岷江与沱江上游南支——湔江之间，有一大片空白区，而成都市就是位于这个区域的中心位置。在尚未得到有效治理之前，岷江——湔江之间的这片区域，是一个旱涝不定的区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跟岷江的水量有很大关系。从现在的定位来看，岷江是长江上游第一大支流。而在绝大部分的古典时期，岷江都是以长江上游正源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无论是做主角，还是第一配角，岷江那巨大的水量都可见一斑。

当川西高原暴雨成灾时，岷江上游的水量暴涨，就会漫过河岸将整个成都地区变成一片泽国；而当川西高原进入少雨季节后，水量减少的岷江，又会老老实实的在河道中流淌，从成都平原的下方，穿越龙泉山去支援长江了。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在蜀人可以从两方面着手，来治理岷江的水患，并让岷江水为农业生产作出贡献。一是想办法拓宽、加深岷江的河道，并在它两岸筑堤（就象治理黄河一样），让它那巨大的水量，能够以固定的线路流入长江；另一方面，则可以从岷江两岸的河堤中，延线构筑分流点，引出水渠，以覆盖成都平原上的农田。想到这两个方案，并不需要特别的智商，因为这也是农耕民族治理水患的常见方法。只是这样做的话，固然有机会解决岷江的问题，但却没有理由让都江堰工程，成为世界水利史上的标志性工程。也就是说，当年的人们有着更为巧妙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都江堰的设计理念，大家只要稍加用心，就可以在网上找到相关资料。简单点说，广义的都江堰工程，是指的覆盖成都地区的，整套的水利系统。其基本设计理念就是在岷江水将从川西高原下来时，即开始分流。而分流出来的这部分江水，在切入成都平原核心区（岷江——湔江之间的区域）后，再行分流为四大干渠，即现在的：江安河、走马河、柏条河、蒲阳河，这四条干渠呈“伞”状均匀的覆盖了成都平原核心区（然后再从这四大干渠中引出无数支线，全面覆盖成都地区）。其中江安河、走马河在滋润了成都地区后，在岷江即将进入川中丘陵地带之前，向南又回流到岷江干流了。而柏条河、蒲阳河，则继续向东，与沱江上游水系会合，出龙泉山中的“金堂峡”进入川中地区。

从设计理念上来看，选择从高原、平原的交界处先分流出一条总渠（内江），然后再在平原地区分层次的多级分流是一个不错的想法，是很讨巧的想法，比之在岷江沿线开出多个引水口，然后再东向铺设水网要省力的多，也更容易控制。如果从施工难度的角度看，选择在岷江进入平原地区后，再行分流会容易的多，不过我们最终看到的都江堰工程，是选择在岷江进入平原之前即行分流，也就是说你必须开山，才可能获得引水口。这样做当然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这样辛苦在山地边缘开出的引水口，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结构稳定（平原地区的引水口，很容易被洪水冲得变形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都江堰引水工程的基本结构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变化，很大程度就是要感谢先人们这种迎难而上的做法。

附：都江堰结构示意图

从结构上看，在打通内江通道之时，离堆的作用相当于人字型结构的，内、外江的分水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当年是在平原地区分流的话，那么这个分水岭就会是土质的平原，而即缺乏高度，又缺乏硬度的分水岭，是无法稳定的承担分水的作用的。与其长期花费人力物力来加高、加固这个分水岭，倒不如在山发边缘进行分流，切割出一块天然的石头山体也承担这项千年任务。

一般认为切割离堆的工程，是在秦人到来后，由李冰来完成的。但实际上，这项工程应该是在秦人吞并巴蜀之前，就已经由蜀人完成了。不过李冰对都江堰工程所作出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整个都江堰工程之所以能够这么完美，是经过很多代人不断的努力才得以完善的，李冰不是开启这项工程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对工程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但他为都江堰工程所作出的贡献，却是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的关键。

李冰究竟为都江堰工程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我们后面会分析到。由于蜀国为我们留下来的资料甚少，再加上黄河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强势地位。因此蜀人在成都平原水患治理上，所作出的努力被长期忽视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之前，古蜀文化更多的被认为是华夏文明的附属文明）。实际上我们之前也已经说过，秦人之所以看中蜀国，就是因为发现了成都平原的农业潜力。也就是说，最起码在秦人到来之前，蜀人已经由靠天吃饭的“渔猎文化”阶段，步入“农耕文明”阶段了。将定居地点迁入纯粹的平原地区，更意味着蜀人已经拥有一定的治水能力了（否则会呆在边缘的丘陵之上）。当然，希望通过控制河流，而获得稳定的耕地，并不代表你马上就能够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做到这点。正如中原地区治理了几千年的黄河，依然还不能说就降服了这条喜怒无常的母亲河。

如果蜀人想开耕成都地区的土地，他们除了要思考如何规避洪水，还需要考虑如何从岷江之中引水，以让自己种下的庄稼有水可用。就水渠的开挖来说，工程量并不会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因为在岷江周期性的漫流成都平原的过程中，势必冲击出一些河道。而从逻辑上来看，深挖这些河道，并从当初洪水漫流而出的点上引水（可能是多点），会是蜀人所最先想到的。不过我们则才也说了，以岷江的水量而言，在平原地区开口做这种引水的事情，虽然能够保证农业用水，但却并不能保证引水工程结构的长期稳定。也无法保证成都地区不再受洪水的困扰。也正因为如此，蜀人才会想到开凿“离堆”，然后以离堆为起点，构筑成都地区的水利网。

蜀人开凿“离堆”的时间，应该是在古蜀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开明王朝”时期（约公元前666～前3）。在此之前，蜀国一共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四个王朝。也可以说，蜀地是由这四个不同属性的部族，分阶段所控制的。而据传说，“开明王朝”的建立，正是因为他的开创者“鳖灵”成功的治理了成都平原的水患，才能够接受了杜宇王朝的“禅让”的。这个传说与“大禹”从舜帝手中接过“帝”位的故事是何其相似，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怀疑它的真实性。

不过好在现在的考古发现，能够为古蜀国在成都平原的存在，提供有利的支持。根据历史记载，古蜀国在建国之后，先是在成都市南的双流县一带建都（现在双流比较知名的是国际机场），而后又向北迁移离岷江稍远的，现在的成都市境内。而在成都西郊发现的“金沙遗址”，足以证明这一带曾经是蜀人活动的中心。

其实如果我们认定，口口相传的传说，能够承载一定历史信息的话，那么对于蜀人治水，甚至开启都江堰工程，还有一个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可以为我们提供相关信息，这个神话人物就是“二郎神”。对于这个神话人物，经过《封神榜》以及《西游记》、《宝莲灯》的演绎，已经产生了很多无用的信息。而我们的关注点，当然不是在它是否有七十二变，或者是否与孙猴子、沉香有过那一段恩怨上。在关于二郎神的原始传说中，我们所能够剥离出的有效信息有三个：一是名字，二是长相，三是故事的发源地（也就是他的藉贯）。

关于二郎神的籍贯，明确的指向是灌江口，现在的都江堰市，之前的名字就是“灌县”，这个“灌”字的得名，则与引水工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在成都平原，关于二郎治水的传说已经最少有二千多年了，至今都江堰工程的边上，还有二郎庙。只不过由于历史上治水的功劳，都被寄于李冰名下，因此“二郎”也被想当然的认定为李冰的二儿子了（记得儿里看过一个电视局，就是描述李冰父子治水的）。

如果不是二郎神留传下来的形象，与成都平原的最新的考古发现，有着内在的联系。也许“二郎”仍然没有机会摆脱李冰的阴影。对于二郎神形象中最重要的特征，我想只要是看过西游记的人都会有深刻影响，那就是他的第三只眼。而如果从摆放的角度来看，这只眼与另两只眼并不相同，是一只呈立状的“纵目”。对于为什么二郎的形象中有一只“纵目”，这只纵目最初的形象应该如何，一直以来并没有深入的研究。直到三星堆出土了另一种形式的，超出我们想象的“纵目”形象，才忽然让人有云开雾散的感觉。虽然不能十分明确，古蜀人为什么会打造出立体“纵目”形象的神像（面具），但平面纵目的二郎神，与古蜀文化，以及因治理岷江水患而受享烟火之间，从逻辑上来看，是可能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的。至于说立体的纵目形象，为什么演变为平面的纵目，倒也很好解释。因为口口相传的东西，由工匠们刻画出来，往往因为没有见过实物而有着让人啼笑皆非的误差。我就不止一次的看过，在某件古代艺术品上，以一头正中还长着一只弯角的水牛，配上一轮明月，以喻意“犀牛望月”的传说。

上述有关二郎神的推论，只是从文化传承的关系上，对古蜀人开启都江堰工程所作的猜想，并无法作为直接证据，写出来也只是让提供一个角度罢了。

我们还是把视线比二郎神身上转回到都江堰工程的结构上。要说都江堰这个名字，并不由古蜀人或者秦人命名的，大概到了宋代“都江堰”才成为这项伟大工程的标签，中间曾经换过好几次名字（先秦叫过“湔堋”）。从名字的变迁也可以看出，都江堰工程一直处在被使用状态。

当年古蜀国的“开明王朝”开凿了离堆，打通了成都平原的引水口（名叫“宝瓶口”）的确为都江堰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都江堰工程如果只是开了个山口引水，那也成不了治水的经典案例了。事实上蜀人在开凿离堆后，虽然能够为成都平原的核心区（成都地区）提供安全的灌溉用水，并在一定程度上分流洪水。但还不能完全的解决问题。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原因有二：一是岷江和任何一条河流一样，水量存在周期性的变化，也就是说，蜀人可以计算出自己的用水量，但却无法让岷江水按照蜀人的需要，稳定的引入那些分布在成都平原的干渠之中；另一个原因则是，尽管蜀人在打通宝瓶口时，很可能离堆与江水以东的山体之间，本来就有个有一定深度的豁口，并因此而减轻了不少的工程量（甚至因为这个豁口的存在，而激发了蜀人由此开凿引水口的灵感）。但以当时的工程技术条件，蜀人所开凿的宝瓶口，其河床高度还是会高于外江天然河道的河床高度。这样的话，如果岷江处于枯水期的话，那么能够被引入成都地区的水就会变得很少，不足以满足农业生活用水；而如果岷江出现洪水的话，那么宝瓶口的高河床（相对），也还是不足以分流掉足够的洪水。要知道，岷江能够长期被定为长江的上游，其水量在四川盆地诸河流中是无出其右的（否则这个荣誉就可能归其他河流了）。更为致命的是，四川盆地的整体构造，并非遵循一般规律下的，西高东低，即山地——丘陵——平原，三段逐级下降的模式，而是由山地（还是青藏高原的边缘山地）直接降到川西平原，然后再是川中的丘陵地区。这种地理构造形成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简单分析过了。至于再专业的地质学方面的知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接着研究。对于我们来说，需要知道的是，这种由第一级直接过渡到第三级的地进结构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从高原流下来的岷江等于是从天而降的进入了川西平原（离堆的海拔要比成都高 273米），如果是在枯水期，岷江水尚能在河道中老老实实的流淌。但丰水期的场景，大家就可以在脑海中想象一下，在二楼拿着高压水龙头对着操场喷涌时的样子，跟那情形差不多。

所以说单靠打通一个宝瓶口，虽然能够为成都平原解决一定灌溉用水，和分流一定的洪水，但还是无法让成都平原安享太平。用现在水利专家经常用的一句话总结，也就是将成都平原的搞抗洪水能力，由“N年一遇”提升到“NN年一遇”。至于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则要等到秦人的到来和李冰这个“治水专家”的出现了。

无论历史上都江堰工程的名字怎么变迁，这项伟大工程所突出的工程重点都是在一个“堰”字上（“堋”也是“堰”的意思）。而这“堰”字，字面的解释就是“挡水的堤坝”。用堤坝来治水，是历代治水工程中运用范围最广的技术。象华北平原的魏、赵、齐、燕等国，沿黄河等河流沿岸筑堤以防水患就是最常见在形式；而在长江下游，吴越两国也经常通过在海边或者湖边的滩涂地外围构筑堤坝（当地称之为“塘”），然后将其中的积水排出，加速土地的硬化来获取耕地。不过李冰和古蜀人对于“堰”的使用却是独树一帜的，因为这个“堰”即不是用来档住洪水，也不是用来造田的，而是用来调解内外江水量的。

刚才说到宝瓶口的河床要高于外江的天然河床。如果要想调解进入内江引水干渠的水量，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双方的高度差或者宽度差，如果宝瓶口的宽度或者高度有所增加，那么引水量自然会增加，只不过依当年的技术条件，能在山体上打开一个缺口，已是千难万难了，再想进一步是基本没有可能性的。既然将宝瓶口再挖深挖宽的难度太大，那么就只有逆向思维，将外江口的河床垫高或者宽度缩窄。一旦外江口的河床被垫高，那么流入内江的水量也必定会增加。这种垫高，并不需要是永久性的，因为岷江水在不同季节的水量是不同的，如果要保证流入成都地区的水量保证稳定，那么外江口的河床高度也要有相应的变化。这个问题如果放在现在，是很好解决的，现有技术让我们可以在外江口修筑一道多水道的水阐，然后通过控制水阐的高度或者数量，来控制内、外江水的分配量。事实上现在的都江堰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不过在古典时期，要想在这样的大河上面建造可控的水阐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李冰和古蜀人想到了一个非常讨巧的办法来解决内水江水分配的问题。那就是通过在外江口投放石块等填充物，垫高外江口的河床，也就是在离堆的西侧筑一道“堰”，以达到增加宝瓶口引水量的目的。这样做也并非没有难度，难度之一就是你需要掌握岷江水流的规律，以调解不同季节，“堰”的高度；另一个难点就是用什么样的材料来构筑这道“堰”，如果仅仅是向江中抛入石块泥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石块如果太小，丢进去会马上被水冲走；而大型石块，即使能够搬动，也很难凑齐足够的数量。

解决前一个问题，主要依靠的是经验积累，也就是通过观测纪录岷江的流量规律，以及成都地区的用水量，来设计“堰”在不同时期的高度。这点，在李冰到来之时，相信与岷江打过N年交道的蜀人，已经能够提供相对准确的资料了，而在后世之中，这些水文资料也在不断的修正之中。

经常会有朋友问，为什么中华文明那么注重历史传承。其实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农业需要。因此作为依附土地程度最深的民族，我们需要最大限度的掌握能够影响土地收入的环境资料。而这些资料所包含的节气、水文、天象等数据，需要通过长时期的，不间断记录才能够获得。由此而产生的记录历史的习惯，和以氏族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的传承关系，才得以有持续的生命力。换句话说，对于中国人来说，自己实实在在的先人，所能够为我们做的，远比那些虚无飘渺的“神”更务实。而将继续这种传承关系，不仅能够让了孙持续享有这种积累所带来的好处，更可以满足自己自己的精神需要。因为每一个这样做的中国人，其实都是在把自己修炼成一个，最低限度可以享受子孙祭祀的“神”（所以中国人更习惯于求祖宗保佑自己）。

相比于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则更多的需要依靠当地的资源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其实和现在用来临时筑坝的方法很象。现在如果哪个大坝出现缺口的话，就会用麻袋或者编织袋装上泥沙石块，来堵口。而在当时，“麻”一类的材料还是很珍贵的，做成袋子来筑堰实在有些奢侈，更何况以岷江的流量和流速，做个口袋装泥沙，丢进去也很难沉下去。

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利用当地所盛产的竹子，编成大型竹笼，然后将石块装入，再投入外江口筑堰。这样做的好处一是材料易得；二是可以任意改变每一方筑堰材料的体积和质量，即能够让竹笼沉下去，又不至于大到无法搬运。还有一个好处则是，当进入枯水期后，需要降低“堰”的高度，以加大引水量时，有竹笼包裹的石块，也更方便从堰体上剥离，然后顺江而下冲入长江中。

用竹笼包裹石块筑堰，然后控制引水量，无疑是都江堰工程的精髓所在。这个讨巧的方法，再结合岷江水量的规律，足可以让整个都江堰引水工程，成为一个半自动的工程。即每年通过有限的几次调解堰体高度的工作，来使得成都平原从此不用为农业、生活用水而发愁。

不过要想使得都江堰工程成为一个千年工程，并且使得维护工程的强度，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还是需要对上述方案做出细节上的改善的。其中有的，是在李冰的主导之下做到的；而有的，则是在后世的使用过程中被发现，并被修正的。

对于李冰来说，既然已经有了筑堰调解水量的方案，在解决完施工材料的问题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考虑，那就是施工地点的问题。按道理来说，这本来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即使离堆成为了内、外江的分水岭，那么离堆西侧的外江河道，也当然应该成为筑堰的地点了。只是当我们观察离堆与外汇西岸的距离时，就会了现这段江面其实是很宽的（目测距离为2500米左右）。要想在如此宽的河道中周期性的筑堰，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不过上天还是很关照李冰的，我们暂时无法知道开明王朝在开凿宝瓶口时，岷江之中是否有沙州岛屿，但在李冰到来之后，在离堆的北侧，河道中央已经沉积出了一块竹叶状的沙洲，鉴于离堆的存在，岷江水道在此有所收缩，并由此而淤积下部分沙石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这条竹叶状的沙洲却让筑堰的工程量，大大减少了。因为沙洲的存在，离堆以北的岷江河道已经被分割成为两部分了。而沙洲的北端，与岷江西岸的距离要远低于离堆与江岸的距离。换句话说，筑堰的地点被选在了沙洲北端的外江河道中。而这条沙洲则在事实上取代了离堆，成为了内外江的分水岭。

由于这条竹叶状的沙洲，看起来也很象一条“鱼”的形状，因此它北端筑堰的地点（东起点）被称之为“鱼嘴”。而对于后世的维修工程而言，加固沙洲的边缘，使其的形态不至发生变化也成为了重要的工程。这种用卵石加固边缘的行为，最终也让这条沙洲得到了“金则堤” 的名称。

有了金刚堤和筑堰的技巧，李冰已经足以让成都平原获得均衡的用水了。根据计算，结合成都地区的用水量，这项工程在一般的丰水期，最低可以分流掉40%的岷江水量。除了保证成都地区的农业用水以外，也极大的减轻了岷江下游河道的压力，避免了水患的频繁发生。

不过，虽然李冰的治水工程，加上之前离堆的开凿，已经足以让成都地区安保百年（级数）的太平，并由此而支撑秦国的统一大业。但都江堰工程能够一直使用到现在，后世的蜀人，还需要再对这项工程作出改进。因为当里打开一扇窗时，进来的不仅有清风和阳光，还有可能有让人讨厌的蚊子和苍蝇。对于都江堰引水工程而言，这些讨厌的蚊蝇就是随河而来的泥沙（甚至石块）。

虽然那些从高原之上顺流而下的泥沙，在人类尚未出现之前，对成都平原的形成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在都江堰的实际施工当中，提供了“金刚堤”这样的天然分水岭和支撑点。但当成都平原的地质状况已经调整到最适合人类生存的状态时，这些泥沙再随着内江而来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尽管比之那条以含沙量巨大而著称的母亲河“黄河”而言，岷江所含的泥沙量算小的了，只是凡事经不住积累，如果任由泥沙通过宝瓶口进入成都平原，那么李冰和秦人固然不会遇到大问题，但后来居住在成都平原的人们，终有一天需要正视这个问题的。也正因为此，都江堰工程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飞沙堰”诞生了。

相比于岷江干流（外江）而言，通过宝瓶口分流入成都地区的江水，流速则上小的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有效的过滤掉水中的沙石，久而久之势必会垫高河床，造成新的灾难。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定期对河道作清淤工作就很有必要了。不过相比于绝大部分的引水工程，都江堰工程则找到了个更加巧妙的方法，来分流大部分顺水而下的沙石，以减轻引水干渠的维护工作，这个方法就是在金刚堤的下半部，离堆的北端，西南方向切开了一个缺口（切口的下方成为了独立的沙洲，被重新命名为“人字堤“）。而这个缺口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分流掉内江之中的沙石。

当内江水从金刚堤的东侧，倾泄而下时，相当于被离堆这块硬骨头二次分流了。其中成都平原所需要的农业用水，通过宝瓶口流入了那些干渠之中；而那些无用的沙石泥土，则通过金刚堤与人字堤之间的缺口，送回到了外江之中（外江的流量流速，足以将他们送到长江里去）。这件事看起来非常奇妙，所利用的就是离心力作用。至于这个离心力是怎么作用的，想信在物理学方面有所善长的朋友，能够给出专业的答案。简单的说，内江的弧度和离堆对内江水流的阻挡，都促使江水在这个新分水岭面前，有了一个顺时针的旋转，并把江水所夹带的那些私货从缺口处甩了出去。

当然，由于金刚提与人字堤之间的这个缺口，宽度要大于宝瓶口，因此它在分流掉水中杂质的同时，也会损失掉大部分的内江水。这对于急需农业用水的成都地区来说，无异于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把孩子也一并倒掉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本来也是要耗费一番心思的，不过有了在鱼嘴筑堰的经验，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要想控制离堆两侧的水流，还是要靠“堰”，即在金刚堤和人字堤中间，也用竹笼装着石块筑一道低于水平面的“堰”。而这道堰的高度，同样也是可以人工调解的，丰水期放的低点，枯水期垫得高些，对内江水量的调解也直到辅助作用。至于那些沙石，倒也不必担心，由于这个位置的旋流速度足够快，它们相当于是贴着水面飞到外江去的，因此这项新的工程被形象的称之为“飞沙堰”。

有了分水鱼嘴、宝瓶口、飞沙堰，再加上成都平原上那些均匀分布的水网。成都地区由此安享了二千多年，天府之国的美誉。而在通过都江堰工程，覆盖岷江——湔江之间的成都平原核心区后，蜀人对于川西平原南水两端的水网建设也在同时进行之中。在鱼嘴的西侧，后来依照同样的原理，又修建了一个小鱼嘴，以分流出一部分岷江水，与川西平原南部的河流，共同打造江右地区（岷江以西地区）的灌溉系统；而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水系，也与两条岷江引水干渠对接，互相调解水量。这事实上，也让整个川西平原的水利灌溉网联成了一片，并共同享有了“天府之国”的美誉。

整个都江堰水利工程，并非是在先秦全部完成的，但李冰和古蜀人为成都平原的引水工程，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使得后来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只需要作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就可以了。

虽然都江堰工程，对于川西平原的开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究其根本，川西平原能够成为四川盆地的核心农业区，它本身的地理构造还是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有着平整而又肥沃的土地（都是当年做泻湖时带来的好处），加上岷、沱两江充沛的水量，纵有再好的构思，也很难让成都平原变成天府之国。也就是说，只要岷江水还能够保持现有的流量，成都人民应该还是能继续安享他们的太平日子的。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有人要想把整个青藏高原独立出去，成都人民应该要第一个提出反对的（想想雅鲁藏布江的水坝）。

不过上帝在打造地球的模样时，并不是对每一个地理单元都那么厚爱的。有时候一个地理单元的条件太好了，与之相邻的地理单元往往就没那么幸运了。成都平原上的居民，固然能够凭借对河流的改造，让自己过上小康生活。但位于成都平原西边缘那些山地之中的居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从大的地理构造上来看，这些山地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东边缘，鉴于它们目前在行政上被划归四川所有，因此也可以单独被标注为“川西高原”。如果我们顺着岷、沱两江上溯到川西高原，就会发现沿着成都平原西侧，有三个曾经让所有中国人，为之牵挂的地名：汶川、茂县、北川。假使我们只是看平面地图，一定会发现，这三个县离成都、德阳、绵阳这些川西平原之上的城市很近，近到让人觉得他们也应该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而当通过我们前面的分析，再看看地形图，相信大家就能够深刻理解，当年救援工作的无奈，也能够明白，为什么占据优势地位的汉族，能够容忍那些残存下来的羌人在这里聚居。

对比于川西高原，川中丘陵的地势要显得平坦的多了，不过与川西平原，依靠沱、岷两江而过着顺风顺水的生活有所不同，川中地区并没有从沱江以及岷江之中得到太多的帮助。因为这两条穿越了川西平原的河流，在进入川中地区后（主要是沱江），会发现周围的地势突然变高了。虽然下游的地势变得更高了，但奔流而下的江水还是是遵循水往低处流的定律，否则它们也流不进长江。最终的结果就是，沱、岷两江的下游河道，往往与两岸的地势，有数十米的落差。换句话说，在人类可以用电能将水大幅度的扬高之前，在整个古典时期，岷、沱两江的干流并无法为那些丘陵之间的土地，提供农业用水。

虽然川中丘陵地区，无法象川西平原那样，依靠岷、沱两江打造密集的农田灌溉系统，不过那些相间于丘陵之间的小块平原，乃至这些丘陵本身，也还是能够依靠其他的小型河流来开发的。对比于渭河平原北部的陕北、陇东高原，川中地区的农业条件就要强的多了。因此蜀人在开发川西平原后，很自然的开始越过龙泉山向东渗透了。那些与岷、沱两江一水相连的区域，自然是优先扩张的区域。不过岷、沱两江及其支流所覆盖的区域，并非是四川盆地的全部。川中丘陵的东半部，以及川东地区则是由涪江、嘉陵江、巴江（渠江）所共同组成的“嘉陵江水系”所覆盖的。如果没有其他实力对等的地缘力量出现，已经开发出川西平原农业潜力的蜀人，应该有机会成为整个四川盆地的主人的。只是这种理想状态并没有出现，因为在大巴山和川东那些平行岭谷之间，生产方式奇特的巴人也已经开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同样将扩张的目光伸向了川中地区。由此巴、蜀两国的地缘博弈，不可避免的在川中地区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