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出文章系《河北学刊》第1期发表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三十年：热点透视与范式转型——黄霖、孙逊、大木康、大塚秀高中外汉学家四人谈》之一，余下三篇将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主持人语
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标志着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古代小说研究掀开了序幕。19“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以胡适有关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的系列考证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代表，更自觉地将古代小说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之后，郑振铎、胡怀琛、赵景深、谭正璧、阿英、马廉、孙楷第、叶德均、李辰冬等都在不同方面作出了贡献。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在反思求新过程中，从理论观念到思维方法，逐步完成了大转型。1984年前后，学术界掀起了引进国外理论与方法的热潮，心理学、原型批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接受美学、语义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模糊数学、阐释学、传播学、人类学等被广泛地引进，开阔了人们的文化视野，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一些学人也纷纷择取这些理论与方法来阐释中国的小说文本。在近30年中，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过去七八十年所不能比拟的，对此进行回顾与展望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9月，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与神奈川大学举办“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及时总结了80年代后期至今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热点及范式演变：在微观研究、基础研究基础上重启宏观研究，进行方法论意义的回归与再出发（即回归文本）；摒弃庸俗社会学研究方法，以文化视角看小说，以小说视角再反思文化；区分小说与非小说，文学与非文学，专业与非专业问题；今后，新材料的发现越来越难，但拥有新材料的共享机会越来越多，创新观点在未来就显得更为重要；中国文论多借鉴西方理论，中日双方学理资源极其丰富，但学科资源非常缺乏，中日应共同努力，寻找中西文论的契合点，进一步完善中国小说研究理论体系。我们邀请了四位中外汉学家各自从不同视角描述了这一范式新变，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在方法论上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具有里程碑意义。在这30年中，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团结与组织了日本学者，为推动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与传播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他们与中国学者密切交流，携手并进，共同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举世共睹。我们衷心祝福日本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越办越好，成绩越来越大，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越来越深广，以不断推进中国古代小说之研究。
——黄霖
孙逊教授
自208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在内的学术研究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机。从那以后直至当下，差不多也就三十多年时间吧，由于思想之解放、观念之转变与学术之开放，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新气象，其中新视阈的拓展最引人注目。这里仅就个人所知举隅如下。
一、小说文献学。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建立在扎实可靠的文献资料基础之上，小说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辈学者如鲁迅、胡适、孙揩第等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新时期三十年，无论是新资料的发掘与发现，还是书目的整理与编纂，以及大型资料的集成与出版，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前者如明崇祯本《型世言》、明刻海内孤本《五虎闹东京》、清乾隆文元堂翻刻明忠正堂本《全像显法降蛇海游记传》、清康熙刊本《人月圆》、清乾隆序抄本《新编闺阁完人传》、清初刻本《留人眼》《莽男子》等新的小说文本的发现；次者如江苏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大塚秀髙《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刘永文《晚清小说目录》等小说书目的编纂；后者如台湾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北京线装书局“孤本善本小说影印点校合刊《文言话本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清末时新小说丛刊”“朝鲜所刊中国珍本小说丛刊”等大型小说丛书的出版，都是近三十年来所做的功德无量的基础性工作。其中新材料的发现经过百年来的陆续调查和著录，古代小说文本大局基本已已，未来想要成规模地发现新作品，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而且其重要性也不可能像当年《金瓶梅词话》、《红楼梦》甲戌本等那样带来研究格局的突破；但大量建立在亲身访书和目验基础上的书目的编纂，以及诸多珍稀小说版本的影印出版，都为小说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
在小说新版本的调查和发掘上，日本学者成绩较大，其中关于“三言二拍”、《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书均有新的推进，代表性学者有金文京、大塚秀髙、矶部彰、中川谕、上原究一等。中国学者在《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及古代文言小说版本方面也有显著推进，代表学者有刘世德、程毅中、萧相恺、潘建国、陈国军、罗宁、郑志良等。韩国方面有崔溶澈、朴在渊等。致力于小说文献学研究的学者也不乏其人，这里仅就老、中、青三代各举数位。老一辈学者可以程毅中、刘世德两位先生为代表，程先生在校勘整理《宋元小说话本集》、《清平山堂话本校注》中，将校勘整理与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体现了他扎实的文献功底和独特的研究心得；刘先生所写的有关《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的考证文章，以不同版本的仔细研读为基础，从一个细小的角度切入，层层推导，步步为营，使读者不由得不跟着他的逻辑思路走，刘先生的这套考证方法我戏称为“刘氏考证法”。中青年代表则可推李剑国和潘建国“二国”，前一“国”在唐前志怪、唐五代志怪传奇和宋代传奇的整理研究上下了很大功夫；后一“国”在明清小说新材料的发掘和版本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果。在他们身上，集中反映了近三十年来小说文献学所取得的新进展。
二、小说与宗教。近三十年小说研究除文献一大块外，文化学视阈也是一个新起门类。其中小说与宗教是小说文化学的一个重要支脉。说到宗教，立即想到儒、佛、道，其中儒学是否宗教还有不同看法，因此，主流宗教主要仅就佛、道二教而言。以前研究小说也关注和宗教的关系，近三十年的进展主要表现为：（一）深入到了宗教与小说内容和文体形式的深层关系，提出了一些新的命题，如唐代佛道“论议”与古代争奇小说、唐代佛教“俗讲”“转变”伎艺与宋元说话、唐传奇中的“仙妓合流”现象、古代小说的“情僧”传统、佛道“转世”“谪世”观念与古代小说结构等等。（二）更注重包括小说在内的宗教文学史的梳理，分别就佛教文学史、道教文学史和整个宗教文学史编纂作了有益尝试。
除去主流宗教，近三十年小说研究还深入到了民间宗教层面，包括小说与白莲教、弥勒教、三一教、八卦教和各种会道门的关系，这是以往小说与宗教研究所忽略的。在这方面，我本人及万晴川教授作过一些粗浅的探讨。此外，外来宗教如古代景教、明清两代天主教和基督教与小说的关系也日益受到学术界关注，其中包括中国古代小说中所包含的外来宗教元素，以及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汉文小说写作（详见后文有关部分）等等。
三、小说与城市。这是近年来小说研究一个比较新的视角，主要研究小说与城市的关系，包括城市如何促进小说的发展和转型，以及小说又如何反映城市的发展轨迹和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较早涉及这方面研究的为刘勇强先生，他主要关注“西湖小说”方面的研究。由于上海师范大学建有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先发优势。葛永海的《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是较早探讨小说与城市关系的博士论文（出版时改名为《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论文所揭示的我国古代小说所反映出来的城市图景的演进，正与我国古代城市的实际发展轨迹相吻合。这篇论文又引发了后续的五篇博士论文：《长安与洛阳：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汴京与临安：两宋文学中的双城记》、《扬州与苏州：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南京与北京：明清小说中抹不去的京都之恋》、《广州与上海：近代小说中的商业都会》，构成了一套“中国古代文学双城书系”。而在此其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两篇论文《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则反映了这套书系的基本理论思考。在这前后，有关文学和城市关系的研究蔚然成风，而且不只限于小说，还辐射到诗词文，尤其是词的领域，以后慢慢演变发展为文学地理学研究，以及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
四、小说评点学。小说评点是老一辈学者早已关注的问题，尤其是《红楼梦》脂评，成为建立“新红学”的主要支撑点之一，但他们多是从探讨作者的家世生平着眼，对其作为小说评点的思想艺术价值较少涉及。《水浒传》的金圣叹评点也多有论及，但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多持批评的立场和态度。新时期以来，小说评点研究蔚然成为大国。1980年，我在《红楼梦学刊》发表了《脂评思想艺术价值浅探》一文，1981年，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红楼梦脂评初探》一书，对脂评作为小说批评的美学价值作了初步的探讨。同年，还在《文学遗产》发表了《我国古典小说评点派的传统美学观》，尝试由脂评拓展至整个古典小说评点。在此前后，对《水浒传》的李卓吾、金圣叹评点，《金瓶梅》的张竹坡评点，《三国演义》的毛宗岗评点，以及《儒林外史》的卧闲草堂本评点，黄小田和张文虎评点等等，都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其中研究金圣叹评点的张国光、毛宗岗评点的沈伯俊、张竹坡评点的吴敢、黄小田和张文虎评点的李汉秋，都是这方面研究的著名学者。其他还有《西游记》诸家评本、《金瓶梅》文龙评本、《红楼梦》三家评本和哈斯宝评本、《聊斋志异》四家合评本等，做这方面研究的青年学者和博士硕士更是数量众多。在小说评点学研究中，进行整体研究的有两位代表性人物：一是叶朗先生，他于1982年出版了《中国小说美学》一书，在当时影响很大；一是谭帆教授，他在2001年出版《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一书，至今仍是古代小说研究方向博士硕士生的重要参考书。
五、小说与图像。小说与图像的关系，前辈学者如郑振铎等人都曾论及，但他们主要是从版画史角度切入，把小说插图研究依附于古代版画研究。进入新时期以来，小说插图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1993年，我本人于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上发表过一篇题为《<红楼梦>绣像：文学和绘画的结缘》的论文，可能是国内较早涉及小说图像研究的文章。国外学者则有美国的何谷理教授，他于2090年代出版了专著《中华帝国晚期插图本小说阅读》，一些掌握英语的青年学子当年曾受惠于他。近三十年来，小说图像不仅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而且还具体细分出三个研究维度：一是传播功能，二是叙事功能，三是批评功能。2000年，宋莉华博士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了《插图和明清小说的传播》长文，较早从传播的视角论述了插图和小说传播之间的关系。，我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上发表了《图像传播：经典文学向大众文学的辐射》一文，明确提出了“图像传播”的命题。在此前后，随着小说叙事学研究的兴起，从叙事学角度研究图像的论文日渐增多，如陈平原先生于发表的《晚清教会读物的图像叙事》、陆涛于发表的《图像与叙事——关于古代小说插图的叙事学考察》，都明确提出了“图像叙事”的概念。随着小说评点研究的深入，又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小说插图的“批评功能”，毛杰博士发表在去年《文学遗产》上的论文《试论中国古代小说插图的批评功能》就代表了这方面的努力，程国赋的《论明代通俗小说插图的功用》则从多方面论述了小说插图的功用。小说图像学从古代版画研究的附庸，到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并细分出传播、叙事、批评等多个研究维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小说图像研究的日趋深入和成熟。
六、小说与出版。以往我们的小说研究往往只重视作家和作品，而忽略了出版环节。其实出版是作为精神生产的小说创作非常重要的物质因素，却被我们误认为是一种商业行为而置于研究视野之外。国外较早关注小说生产物质文化因素的学者是美国的何谷理教授，他于2080、90年代先后发表《章回小说发展中涉及到的经济技术因素》、《文学文本的印刷与传播》等论文，可谓小说领域开物质文化研究风气之先的学者。国内在这方面起步较早的是陈大康教授，他于2000年出版的《明代小说史》率先提出了“熊大木模式”，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本是“负责传播环节的书坊主越位，成为创作的主体”，从而使“通俗小说以商品的身分进入流通渠道并获得成功”。
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果的中青年学者有潘建国和程国赋两位，这又构成了另一对“二国”。前者主要就近代小说与出版的关系进行探讨，先后于、发表了《清末上海地区书局与晚清小说》、《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等论文；后者于出版了《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明代书坊和小说的关系，此外他还发表了《明代坊刻小说稿源研究》、《明代小说读者与通俗小说刊刻之关系阐析》等论文。经过诸多学者的耕耘，小说与出版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七、域外汉文小说整体研究。从2080年代开始，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明德、王三庆、陈益源，法国学者陈庆浩等人和当地国学者一起，先后整理出版了《韩国汉文小说全集》（1980年）、《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二辑，1987年）、《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虽然限于当时条件搜罗不太齐全，多有遗漏，但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自2002年开始，上海师范大学加盟这一国际与两岸合作项目，并作为主要工作基地，进一步加强了和当地国学者的联系。，上海古籍出版社最先推出了由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的《越南汉文小说集成》，为目前所出越南汉文小说最为完备的一种。该书为陈庆浩、孙逊主编的“域外汉文小说大系”中的一种，今后陆续出版的还有《韩国汉文小说集成》、《日本汉文小说集成》和《传教士汉文小说集成》，一俟全部文本整理出版完毕，中国古典小说和域外汉文小说的整体研究或许就具备了某种可能和条件。
和文本的整理出版同步，相关研究也正在逐步展开。早期，韩国学者、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和延边大学学者用力最勤，著述甚多。上海师范大学加盟以后，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先后出版了《韩国汉文小说研究》、《越南汉文小说研究》、《日本汉文小说研究》等专著，并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其中重要的有：孙逊的《日本汉文小说<谭海>论略》、《朝鲜“倭乱”小说的历史蕴涵与当代价值》，赵维国的《朝鲜汉文小说<林将军传>成书、版本考述>》，孙虎堂的《稀见日本汉文小说五种述略》，李奎的《越南潘佩珠所著<万里逋逃记>研究》，孙萌的《从“胡乱”小说看古代朝鲜对儒家“华夷观”的接受与发展》等。如果说东亚各国的汉文小说整理与研究是“从周边看中国”的一次具体实践，那么传教士汉文小说的整理和研究则是对中西文学文化融合的一个典型范本个案解剖。这方面情况详见以下介绍。可以预见，上述全部文本的整理和出版，必将对中国古典小说和域外汉文小说整体研究产生一个有力推动。
八、中国古典小说西传研究。这是近年来一个新的学术热点。本来，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在研究“西学东渐”大背景下，以林纾为代表的翻译小说研究蔚然成为风气，相关的博士硕士论文数量相当可观。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实施，在“中学西传”背景下，中国古典小说的西译开始受到关注。外语出身的年青学者虽然有着较好的外语条件，但缺乏文献的基础和训练，这一使命就自然落到了年青的、外语基础较好的古典小说研究者身上。有关中国文化西传研究较早的有张西平、周宁等教授，他们的研究大多关注中国文化宏观层面，很少落到中国古典小说这一具体文学样式。从事中国古典小说西传研究的主要是外语较好的古典小说研究的青年学者，这里略举数例：这方面起步较早的有宋丽娟博士，她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于《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中学西传”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翻译（1735—1911）——以英语世界为中心》一文，此后又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先后发表了《西人所编中国古典小说书目及其学术史意义》、《中国古典小说早期西译的版本处理及其校勘学价值》、《中西小说翻译的双向比较及其文化蕴涵》等十余篇论文。此外，还有孙轶旻博士的专著《近代上海英文出版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跨文化传播（1867——1941）》，施晔教授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研究”，都涉及到这方面问题。据我所知，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燕和一些年青学者也正在埋头从事这方面研究，并取得了不俗成绩。
19世纪传教士小说可谓是中国古典小说西传的特殊产物。传教士们学习和模仿中国古典小说的形式，通过“以儒释耶”、“儒耶互释”来达到传教目的，因而，对19世纪传教士小说的研究既可纳入宗教文学研究范畴，也可纳入中国古典小说西传研究范围。最早关注这一研究对象的是美国著名汉学家韩南教授，他于2000年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发表了题为《中国十九世纪的传教士小说》。宋莉华博士在英国访学期间受其启发，随即全身心投入到这一领域，她从开始在《文学评论》发表《十九世纪传教士汉文小说的文化解读》一文，后陆续发表了近二十篇论文，又于和先后出版了《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和《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儿童文学的译介》两本专著，成为这一领域国内外有影响的专家。该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传教士如何模仿和运用中国古典小说形式，通过“以儒释耶”、“儒耶互释”来为传教目的服务，而且还会从中发现他们创作的汉文小说又是如何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现代转型提供启迪和借鉴。
要而言之，近三十多年，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最为辉煌的时期。虽然这期间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学风和文风等各方面的问题，但取得的进步和进展是有目共睹的。本文只是就自己熟悉和接触到的一隅作一大致介绍，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本文为上海市高峰学科“中国语言文学”成果，曾在日本神奈川大学主办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大会发言）
孙逊（1944-），江苏丹阳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和域外汉文小说研究，代表作有《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