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木堡之变到夺门之变之前,孙太后是否想过要让朱祁镇复位?在这篇文章,笔者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在明朝,一国之君的废立并不是一个女流之辈可以左右的,即便贵为皇太后,在无任何特殊情况之下都不可以也不可能做出动摇国本的行止,太祖高皇帝曾在《皇明祖训》里严格规定过“后宫不得干政”,并要求大明后世子孙必须严格遵守。
所以说,如果不是关系到江山的稳固社稷的安危,后宫是不可能参与朝政的,更不用说主持朝政了。
但是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被俘,也先裹挟明英宗包围京师企图逼迫朝廷投降,假如当时朝廷迫于无奈而投降,那么立国还不到百年的明朝就算是亡了。
国家存亡这种大事,朝臣不敢擅自主张,所以他们只能请孙太后出山。毕竟皇帝北狩,太子未立,如此种种既是国事也是朱家的家事,他们急需一个身份地位较高的皇室宗亲出来主持大局,孙太后无疑就是最佳人选。
大臣们选择让孙太后出面稳定局势其实也是迫不得已的,当时张太皇太后早已作古多年,符合条件的就只剩下孙太后了。
要知道,自宣宗驾崩之后,孙太后在朝中一直都没有什么影响力,当时有张太皇太后统管后宫,更有三杨如此强大的内阁辅政,孙太后想插手也是不可能。所以英宗早期尚能励精图治,但是随着张太皇太后和三杨的陆续去世,孙太后根本震慑不住王振,最终导致王振专权。
通过这些也能看出,孙太后不管是从威望上讲还是从能力上来看,其实都不足以裁决皇帝的废立。
当初,瓦剌裹挟明英宗围攻北京,大臣请孙太后出山也是无奈之举,只能将孙太后推到了风口浪尖。
孙太后虽然贵为太后,但她也有常人所具有的“人性”,笔者谈历史,除了遵从史书的记载之外,也习惯辅之以“人性”,毕竟每个人所作出的任何行为决定都是以“人性”为出发点,而“人性”就是每个人的“私欲”,孙太后当然也有她的私欲。
孙太后的私欲就在于她的亲生儿子明英宗朱祁镇身上,我们不妨从这方面着手去试想一下当时孙太后的心理。
当时的局势是,朱祁镇被俘,生命危在旦夕,瓦剌人想要以他的命来换取北京城,可是大臣们并不想用江山来换取一个被俘皇帝的性命,皇帝没了可以再换,但江山没了,换回了皇帝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他们一致决定另立新君,可是另立新君是需要得到皇室同意的,即便他们已经决定好了,但如果没有得到皇室的同意,他们的一切行为就等同于谋逆。
因此他们必须让孙太后承认他们所决定的一切,以此来为自己正名,取得行为上的合法性。而孙太后内心其实是拒绝的,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平安归来,可是朝臣们的逼迫和现实狠狠地打击了她,她意识到儿子的皇位注定不保,但是她又不甘心自家的皇位落入“他人”之手,所以在向大臣们妥协的同时,她又极力的争取,令大臣们也做出了退让,最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那就是:
孙太后同意朱祁钰为帝,为朱祁钰的皇位正名,但必须立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将来皇帝驾崩后,皇位还要再传回朱祁镇一脉。
这就是“人性”,就是孙太后的私心。
在孙太后与大臣们互相妥协之后,朱祁钰临危受命,登基为帝,他重用于谦等大臣击退了瓦剌,保住了大明江山,在位期间,选贤任能,朝政相比于英宗朝为之一新,如此来看,朱祁钰也算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帝王。
但还是那句话,朱祁钰也是有私心的,他的私心就是在皇位稳定之后,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当太子,所以在景泰三年(1452年),他废了朱见深太子之位而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此举招致了部分大臣的不满,因为朱祁钰破坏了当初的约定,可是从法统上讲,朱祁钰这么做也并无不妥。
可是这么一来,孙太后被彻底激怒了,本来孙太后对朱祁钰登基一事就耿耿于怀,但如果日后孙子能继承大统,她也可以勉为其难的接受。不过朱祁钰废掉朱见深就等同于击破了孙太后最后的希望,因此孙太后决心维护她儿子及孙子的利益。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石亨,徐有贞等人密谋拥立朱祁镇复位,行动之前,他们密告孙太后,孙太后想都不想便同意了,这便是“夺门之变”。
所以我们最后来看,其实从土木堡之变到夺门之变之前,孙太后就一直希望朱祁镇复位,如果朱祁镇复位不成,退而求其次孙子能继位也可以,只是出于个人的能力威望,祖训的限制以及时局的复杂多变,她无法以一己之力保证之后的事情都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进行。所以最终孙太后还是选择了勾结石亨,徐有贞等奸佞发动政变,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私心,助英宗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