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与写意
梅墨生
––
中国传统花鸟画有两大表现传统: 制作与写意。赵估、边景昭乃是前者,陈淳、徐渭乃是后者,此显然可见者。然其中,写中有制者,如周之冕、如林良、吕纪;亦有制中有写者,如赵昌、如钱选。逮于近代,则制写两途日渐分张,制则巧丽日彰,写则胡涂而乱,两不相涉,于是味道浅薄,一览无余矣。
昔沈铨之制,工而谨细。南田之写,多显斯文。至嘉道咸而金石学兴、碑版风起,乃有赵撝叔之援金石意气入于花卉画中,继之者如蒲华、虚谷、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生翁、石鲁、潘天寿、李苦禅等莫不间径于斯途。该派用写法而意为之,以写意归,中不乏写中作派,但终归于写。而陈之佛、于非闇、谢稚柳、田世光、邓白等或借鉴于日本画法,或参以工艺美术之意,渐以制作见长。此类画作,表里均以设计制作出,形势色调之美显然,而意趣渐单调,勿庸讳言者。岭南一脉,虽曾有二居兼写制之长而秀出南国,然其余波,则后继者新法叠出而古意已失。视岭南四家以新鲜生动则可,若求之以古意骨法则不堪为法脉。此或宾虹夫子与粤人交深而寡言其艺之由来。
若近世之花鸟,写意一派始终占上风。海派与京派、吴派与齐派,先后南北相望,同气相求,一脉而传,辉煌已近百年。盛极而衰,迄今已不见真写意矣! 写意之一味写——其弊在于作手之内空乏而徒存形貌。而使写意堕入胡涂乱抹恶途者,正因作手徒有写法而乏经营斟酌之“作”意。于是,尺幅愈来愈大,笔头愈来愈粗,颜色愈来愈艳,形象愈来愈烂,傻大粗艳而妄称写意之作充斥。如所谓“碑学乘帖学之坏”一样,工巧制作一派花鸟亦乘写意花鸟一派之坏而蜂起,于是竟显繁缛、极尽工巧密丽之能事,制作之风已使花鸟画天趣尽失。图案化、形式化、材料化、样式化,所谓工细之极、制作风盛,满目皆工,触目皆细,写意精神已无寄身之地。此时尚花鸟画之不耐观、无足观处。此或亦制作派之大坏矣。
检点现代花鸟画坛,若言其画法之工而写,当推齐白石之工虫;若言其画法之写而工,当推潘天寿之花鸟。所谓笔笔如写,起承转合,提按顿挫,求之于白石老人工虫,多得工写之妙。观者必细审其工虫原作,斯知我言之不差。而潘天寿先生之花鸟,多题曰“制”,雕琢推敲之意而已,至于表现手法,则兼工带写,以写为主,放笔如戏,而精谨不失,是“真放在精微”也。
若上述齐、潘二家,皆亲传或私淑吴昌硕。缶翁以扛鼎之笔,作文人之画,大概形似,而洋溢乎气,则写而不作,直抒胸臆,乃真写意,与八大、徐渭同块垒,实开山性人物。缶翁亡而写意晦。我曾于京城藏家处见当年傅抱石信札中大骂吴昌硕“粗恶”,平心以论,乃傅氏成见偏狭。论及真写意,而能直泻胸臆者,必言及黄宾虹之花鸟。黄先生之花鸟不事雕琢,而天趣盎然,烂漫淋漓,气格不在齐、潘之下。所憾精力不专于此,未能尽其致,偶见妙品而已。其不制作性,纯出自然,有难以言喻之美。
言写意一派,写中擅作者,当推潘天寿外之徐生翁。徐氏作品,凤毛麟角,花卉尤鲜见。我曾于杭城藏家处见其画红梅一幅,其纵横排鼻之势至今难忘,便缶翁、白石、天寿诸家见之,抑或不免敛衽。然其笔笔如写,却尽从刻意中来,三思难下笔,千锤成一线,可云极矣,亦云少也。所惜画名不显,一生乡里,未广知于世。
我于郭味蕖,别有关注。其所作花蔬,除备田园气息外,寓作意于写意之中,殊为难得。于写意中兼制作,兼两派而以写用之,不失独到。
若张大千之花鸟,俏而清丽,工写兼融,法于元明,又非金石、书法一派,又非制作一派,亦足观赏。此外,王雪涛之写意,早年清润空灵,偏于写实,为写中能工之佳手,惜晚年腻滞而略俗艳。
石鲁偏于奇,而法出于写,无造作,花鸟偶有清奇之构。陈子庄出于吴昌硕、齐白石,而飘逸过于吴、齐,是真写手,惜花鸟画未入宋、元、明古法,气格不俗,而理法难称完备。
李苦禅以不世之笔性,大笔淋漓,落落凛凛,是写而不作之大家,继齐、潘后而凌王、郭之上。
如上所述,现代之花鸟画,多在八大、缶翁一脉笼罩下,未有人能出入宋元格局,致使制作一派意味轻淡,江河日下。愈工愈失,,愈细愈枯矣。
综之,制与写之作均有妙手佳构。贵在制而能精,作而有写,法虽工细而意臻空灵简约,如赵信《斑鸿图》《腊梅山禽图》之为经典,,其写意为真髓也。而意笔一路,贵在写字,写而泻,泻抒有制,收放自如,貌虽粗放而内含精谨神理,如八大山人《河上花图卷》之为代表,其写之至而工之至也。
以此视今日之花鸟画作,则匠气、工艺化、江湖气、日本味、画谱气,皆不足深玩焉。
原载《中国花鸟画》5月刊
梅墨生|号觉公。斋号为一如堂。书画家、诗人、学者、太极拳家。1960年生于河北。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文化部国家艺术科研课题项目评审专家,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杭州黄宾虹学术研究会名誉会长,《20世纪美术作品国家档案》艺术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学院、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中国书法院、厦门大学、台湾艺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研究员。
· E N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