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面结合，详略有致
点面结合,详略有致,就是所列的论据既有“点”上的事实,又有“面”上的例子；点上的事实要详写细述，面上的例子点到即可。点上的事实是重点论据，不宜过多，一篇文章里，尤其是一个段落中，一般只有一两个，不能过多，多了，也就无所谓详略之分了；面上的例子是次要论据，可以也应该多一些，一般都表现为罗列性，但文字应以简略为主，不可详说细述。这样，在论述举例的时候，既有详写的点上的论据，又有略述的面上的论据，以点带面，以面衬点，点面结合，详略有致。这样运用论据，对论点的证明最为有力。这种方法，是从论据的剪裁角度提出来的，是用好论据的基本方法之一。
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一是文字简明扼要。它集中体现在“面”的论据上，可将许多人的事迹、许多事情的内容，或简缩，或合并，或点及，化繁为简，能够节省许多文字。二是重点突出。这集中体现在“点”的论据上，对于这种论据的叙述，可以不厌其烦，详写细说，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甚至细枝末节也不放过。由此可见，这种论据的运用，就是详与略的密切配合，来共同完成证明论点的任务。
这种方法的具体运用，就点与面的先后顺序来看，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先点后面，先详后略，先详用某一两个突出的人物，或者细述某一两件典型的事例，形式重点论据；然后，再概括简述，也可以点到为止，具有罗列归类的特点，至于罗列的频率，少则三五个，多则十几个，形成例群，对前面的重点论据起辅助和衬托作用。二是先面后点，先略后详，这种情况，与上面所述的运用顺序正好相反，但特点和意义是相同一致的。请看下面一段文字：
一切勤奋努力渴望事业成功的人，都是十分珍惜时间的。古人有“牛角挂书”、“映雪读书”“囊萤夜读”的美谈。今人惜时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李大钊说过，世间最宝贵的就是“今”。鲁迅是用别人喝咖啡的时间写作的。经常在旅途中读书读文件。苏联昆虫学专家柳比歇夫，每天晚上要把一天的活动，包括休息、读报、写信、看戏、谈话花去的时间，十分精确地记录下来。一月作一次小结，一年作总结。1963年是他最满意的一年，因为他创造了小时的最高工作记录。他出门散步，便背外语；遇到废话连篇的会议，就演算习题。真是分秒必争。
这个语段，除了第一句话是论点之外，其余文字都是论据，都是事实论据。先是三个古代论据，通过引用展示，点到为止，只用了一句话。接着，通过一个领起式句子，又列举了李大钊、鲁迅、等三个“今人惜时”的例子，一例一句，较前三个论据要稍详一些，但又高度概括。最后一个论据是以苏联昆虫学专家柳比歇夫十分珍惜时间为例，写他晚上的记录、定时总结、最高工作记录、散步开会习惯等，占去了语段的三分之二文字。可见，这个语段共用了七个论据，其中前六个都是“面”上的论据，简明扼要，最后一个是“点”上的论据，详实而具体。这样，先面后点，由略到详，密切配合，产生了很好的证明作用。
运用这种方法要注意两点：一是“面”上的论据要服从“点”上的论据制约，因为前者是次要的，后者是主要的，要根据“点”上的论据来选好“面”上的论据，不能貌合神离，影响“点”上的论据，进而影响论证力度。二是“点”上论据的叙述不可面面俱到，要把人或事物的主要内容和适合作为论据的方面入诸文中，不可叙述过多过详而偏离了议论主体。
二、古今并蓄，中外兼收
古今并蓄，中外兼收，就是在所用的论据中，既有古代的，又有现今的，既有中国的，又有外国的，这是从论据的广度上提出来的，是针对“面”上提出来的。由于论据多，范围广，涉面大，因而论证力度也就会自然加大，说服力也就会明显增强。这种情况，主要是指事实论据而言的，也就是说，运用的都是古今中外的名人名事，而不是指那些道理论据。至于这种论据在文中运用频率的多少，一般不大讲究，只要存有各自的代表即可，至少要各用一次。通过这些不同时代不同国度论据的运用，来增加论证的力度和效果。
这种方法的显著特点，一是涉及面宽，横向范围大，空间领域广阔，时间跨度久远。也就是说，文中出现的论据，空间可及几万里，时间可跨几千年，可以把我们带入更远的疆域和更久的过去，不仅扩展我们的知识视野，而且可以把论证的道理说透彻说清楚。可见，这样运用论据，其广度和宽度都是极为明显的。二是论据充分，说服力强。由于这种论据不仅涉及频率较高，而且具有各方面的代表性，因而在论证的时候，可起到十分有力的证明作用。
运用这种方法，就其剪裁来看，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详写细述，就是所用文字较多，叙述过程清楚，有一定的情节，涉及的人和事比较具体；二是比较简略精约，就是以概述为主，所用文字不多，没有过程和情节，甚至点到为止，具有罗列的特点。这两种情况，有时兼而用之，有时只用某一种，较多的是前者。请看下面一段文字：
古往今来，有作为有成就的人无不摒弃平庸的青春，珍惜这黄金时代，因而能在青少年时期就崭露头角，作出光辉的成就。唐朝李世民18岁当了统帅。周恩来同志19岁时，高吟“大江歌罢掉头东”的诗句东渡日本寻求革命真理。李大钊27岁担任《晨报》主笔，为宣传马列主义和反帝爱国思想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爱因斯坦26岁创立了“光量子学说”和“狭义相对论”，35岁建立了“广义相对论”。
这段文字除了首句都是论据，都是事实论据，都比较概括。这里，既有古代论据，如李世民，又有现代论据，如周恩来李大钊，还有外国论据，如爱因斯坦，从人物身份来看，既有政治家，如前三个人，又有科学家，如爱因斯坦。这样，古今兼收，中外并蓄，构成排比之势。不拖泥带水，不四面开花，起到了“事实胜于雄辩”的论证作用，很有说服力。
运用这种方法要注意两点，一是要详略有致。就是对所用事例的叙述，既要有简略点及的，又要有详细具体的，这样，才可以避免摆设论据的呆板和简单的现象，防止变成论据的堆垒和事例的简单相加，如果都用详述，或者都是简括，没有什么变化，那就会产生沉闷枯燥之感，也会影响论证力度。二是要疏密相间。就是在运用论据时，既有几个论据紧紧相随的，接二连三，并列合用，构成密度较紧的格局，又有在论据之间偶尔用上一两句分析评论的文字，形成过渡，产生间隙疏密之感。这样，疏密相间，松紧有致，会使论证生动活泼，意趣盎然。
三、取之课本，为我所用
取之课本，为我所用，就是从中学课本中拾取论据，来为我议论所用。这种方法，是从论据的取向和范围角度提出来的。这里所说的课本，包括从初中到高中各年级各学科的教科书，当然，主要是指语文课本。这是因为，中学语文课本中涉及的古今中外的人和事浩如烟海，可以俯拾皆是，不仅有事实论据，还有很多道理论据。而且，这些论据都是十分典型的，都是众所周知的，可以这么说，不论写一篇什么内容，什么倾向的议论文，都能够在课本中找到论据，其广泛性和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一是效果显著。因为课本论据人所共知，又是典型确凿的，阅卷教师也好，社会读者也好，只要一看课本论据，他们就会产生浓厚的兴趣，印象也就自然加深了，议论所产生的效果也就不言而喻了。二是取之快捷，运用方便。因为课本中的论据都是成品或半成品式的，无须多大精力加工，拿来就能用；即使需要适当加工，也是极为容易的，这主要是人们对它们极为熟悉之故，可以大大降低运用论据的难度，节省时间，迅速成文。可见，课本论据对于我们写议论文，其积极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这种论据的具体运用，就其角度来看，既可以是道理论据，也可以是事实论据；就其剪裁来看，既可以是详细复述，也可以简略交代，就其出处来看，可以是出自正式课文之中，也可以见于注解、提示、附录和单元训练之中。请看下面一段文字：
生活对于我们这些年青人，不过是刚刚开始，然而历史，却给我们留下了无数人的真正的生活。那些至今仍为人们所赞颂的人，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从史可法梅花岭上以身殉国，到谭嗣同北京街口慷慨就义；从林觉民的《与妻书》到鲁迅的《呐喊》，哪一位没有那令人钦佩的真正的生活？哪一位没有那献身祖国的可歌可泣的生活？
这段文字出自习作《什么是真正的生活》，所用论据都来自中学语文课本。段中先后涉及六位名人：屈原出自郭沫若的《屈原》、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以及他本人的《涉江》；岳飞的事迹出自陶铸的《崇高的理想》；史可法的英烈出自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谭嗣同的例子见于梁启超的《谭嗣同》；林觉民的《与妻书》是高二册28课；鲁迅的《呐喊》见于作者本人的《〈呐喊〉自序》。这些论据在语段中接连运用，都是确确实实的，有爱国诗人，有民族英雄，有改革闯将，有革命旗手，他们不为一已之私利，为民族和国家利益敢于献出自已的一切。不难看出，这些人物和论据都来自于高中语文课本，读来更使人感到亲切，更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
运用这种方法要注意两点：一是要做有心人，不仅写作搜集论据时要面向课本，而且在平时学习和阅读时，也要做这方面的有心人，多留心课本中各种各样的人和事，至少要有这种意识，平时注意了，战时也就不会捉襟见肘了，如果将课本中的人和事分门别类梳成辫子，用时不仅会随心顺手多了，而且会产生源源不断、各取所需的效果。二是课本中文学作品所及的人和事要慎用，最好不用，因为那里的人和事大都是虚构的，用之会影响可信度和论证力度。
四、关注社会，留心周围
关注社会，留心周围，就是把搜集和寻找论据的目光对准社会，扫视周围，就是面向现实生活实际。现实生活是作家创作的源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我们写作议论文索取论据的源泉。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各种人物、各种事物、各种现象、各种事情，都可以成为我们证明论点的论据。还有社会上的新闻人物，某个地方及至某个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留心处处皆学问，留心处处有论据，只要注意做这方面的有心人，写议论文是不愁找不到论据的。这种方法，主要靠作者的主观能动性，还要善于归纳积累，加工提炼，因为我们所获得的，多是零散的纯自然的原材料，是不能直接运用的。
这种方法的显著特点，一是现实性强，由于这种论据来自于社会，来自于身边，来自于现实，生活气息浓，针对性强，社会意义显著，因而读者熟悉，人们的印象深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二是说服力强，这种论据与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联系最紧，甚至论据中的人就是自已的亲友，就是班级的同学，运用得好，不仅具有真实性，而且会大大增强说服力和可信度。
这种方法的具体运用，就其范围和取向来看，大致有两种情况：
一是来自于社会，主要是指当时社会上发生的大事，被人们传颂的英模人物，乃至国际上出现的轰动新闻。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可以是中国的，也可以是外国的，可以点到为止，也可以详细叙述。这种情况，取材内容比较广，论据范围比较宽，但叙述的文字不宜空乏，要具体实在。请看下面这段文字：
大家都知道著名体操运动员李宁的赫赫战绩，他在奥运会上以三块金牌、一块银牌的优异成绩掀起了美国的“李宁热”，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人们羡慕他的成功，可成功的背后，却是遍体的伤痕和苦练。
这段文字，选自习作《自古雄才多磨难》，在文中起事实论据的作用，其主要内容是李宁在奥运会上获得“三枚金牌、一块银牌”。这件事情，在当时世界体坛上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和影响，每一个中国人都是知道的，以此为论据，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很强的论证力度。
二是来自于周围，主要是指作者身边出现的人物和发生的事情。这种情况，涉及对象最多，内容最丰富最具体，可以是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也可以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可以是学校、家庭中发生的，也可以是社会上发生的；可以是正面的人和事，也可以是反面人和事。总之，只要注意，我们生活中能作为论据的人和事比比皆是，取之不尽。例如：
据我所知，这位朋友整日埋头于课本，电视及“闲书”是极少看的。我问他：“你就没有枯燥的时候？”朋友答曰：“我非圣人，枯燥之时免不了，但我得顾及今后的高考、深造呀！”我默然。在家长及老师眼里，他可算是“求上”之典型，是个成绩优秀、学习刻苦的好青年，可他又如苦行增一般。
这段文字选自习作《求乐与求上》，虽然是从正面来论述朋友的”求上“精神，然而方法不可取，如“苦行僧”一般。这个事例，就取之于身边，“我”也进入其中，令人可信，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运用这种方法要注意一点，就是对所见所闻得来的材料要进行一定的加工整理，因为它们都是感性的东西，通过自已的理性认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适当剪裁,并确定适合于作为论据的方面和角度,把它变成论据成品。这样,可以防止论据的粗制滥造。
五、正反对比，鲜明深刻
正反对比，鲜明深刻，就是文章或段落中所用的论据，既有正面的，又有反面的，对比鲜明，深刻有力，是列举论据的常用方法之一。这种方法包括的范围很广，既可以是几个道理论据之间的对比，如正面引用与反面引用同时出现；也可以是事实论据之间的对比，如正面例子与反面例子一并用来。至于正反对比的顺序，一般不大讲究，可以先正后反，也可以先反后正；至于所用文字的详略，也不那么呆板，可以是正面论据详实一些，反面比较简略，也可以反之。可见，这种方法，是从运用论据的角度上提出来的，只要有正反内容即可。
这种方法的显著特点，一是对比鲜明。由于所用的论据一正一反，一好一坏，一优一劣，一正确一错误，因而给人的印象是十分鲜明的。众所周知，在有关段落中若出现某一种倾向的论据，其效果还并不明显，若加进一个与之相反的论据，其鲜明的程度会顿然清晰起来，效果也就产生了。二是论证深刻。由于所列论据在内容和观点上是相反的，但证明的观点只有一个，也就是说，证明的角度至少有两个，通过一正一反两种论据的共同作用，其深刻程度和证明力度，显然要胜人一筹。
这种方法的具体运用，就其频率和顺序来说，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各用一次，即一次正面论据，一次反面论据，可以是道理，也可以是事实。由于运用频率低，总体篇幅一般不长，多适用于某一个自然节中。二是各用多次，即多次运用正面论据和反面论据。至于顺序，可以正反交错出现，形成由正到反再正再反的格局，也可以正反集中运用，先都是正面论据，后都是反面论据，或者反之。由于运用频率较高，涉及篇幅较长，因而多适用于整体篇章之中。例如，下面这段文字：
我们可以从儒家和道家的兴衰，来看看“为”的重要作用。道家的开山鼻祖老聃十分崇尚“小国寡民“，其骨子里就包含有”无为“的思想；而庄周比起老子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极力主张顺应自然而无视人的作用。老庄的消极思想给此后的道家弟子打下了深刻烙印。结果，除了清高、超脱之外，道家一无所成。儒家则不然，从孔子开始就大力宣扬“有为”，他巡游各国，积极要求参政，而后又大办私学，广收门徒，宣讲教义。其后的孟子亦对此加以继承和发展，到了董仲舒时，更是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终于使儒家思想被封建统治阶级接受并奉为经典。而道家却只有隐居山门，借道消愁的份了。
这段文字只用了两个论据，一是道家的“无为”思想，从老子到庄子，有过程有发展；二是儒家的“有为”思想，从孔子到孟子到董仲舒，脉络清晰，经过分明。这两个论据，前者是反面的，提倡“无为而治”，结果一事无成；后者是正面的，提倡“有为”，“求参政，办私学”，影响日渐扩大，被奉为经典。可见，习作者站在历史高度，从儒家和道家的兴衰史来评定其“有为”与“无为”的长短优劣，先反后正，以反为主，对比鲜明，论证十分深刻有力。
运用这种方法要注意两点：一是在列举正反论据进行对比时，要么在道理论据之间进行，要么在事实论据之间进行，一般情况下，二者不宜混用，因为它们不属于同一类型，即使用于一起，对比也不和谐，证明效果显然不够理想。二是在运用事实论据时，要有详略之分，要么正面论据详实，要么反面论据详尽，不宜平分秋色，这样，会大大增强论证的深度和力度。
六、假想设譬，灵活多变
假想设譬，灵活多变，就是通过假设联想和设例取譬的方式来列举论据，形式多，内容丰富，自由灵活，变化多姿，可以增加论证的色彩，提高议论效果。假想，就是假设想象，含有虚构成分，因而来得方便自然，可以随时嵌入；取譬，就是假设比方，是一种喻化事物的方法，可使之形象具体，产生较好的论证效果。这种方法，文字有详有略，位置无拘无束，运用是很方便的。
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一是得来容易。由于这种论据是作者临时编拟的，可根据论点需要和论证角度，适当设制一些为“我”所用的事例，或假设，或想象，或譬如，或造话，以丰富论据的形式，增加议论的力度。二是生动活泼，多彩多姿。由于这种方法涉及论据多，论据形式多，如果在某一篇段中同时运用，不仅对证明论点产生积极的意义，而且会增加议论特色，增强文章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这种方法的运用，就其频率来说，如果是用假设方式，文字虽然不长，但出现的次数较多，假设复句、假设句群都可以，它是在有关论据中的自然运用，通过假设，增加说理的内容和过程；如果是造话，往往是通过引用来实现的，常用的格式是“有人说”，可作为段首论据提出问题，也可以用于段中作辅助论据；如果是想象取譬，文字一般较为详实，甚至编拟一个故事，有情节，有过程，生动有趣，意味深长，这种情况，多是文中的主要论据。例如：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已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这段文字选自鲁迅的杂文《拿来主义》，整段文字几乎都是论据，都是从反面列出的，但它是通过设譬的方式摆出来的，其标志是开头的“譬如罢”；其中还运用了假设的方式，其标志是“如果”。文中用祖上得来的一所大宅子来比喻文化遗产非常贴切；下面的分头用喻都是服从于这一总喻的：以“徘徊不敢走进门”的“孱头”来比喻懦弱无能、害怕继承、拒绝借鉴的逃跑主义者，以“勃然大怒……清白”的“昏蛋”来比喻割断历史盲目排斥和虚无主义者和貌似彻底革命的”左“派幼稚病患者；以“羡慕旧宅子”“接受一切”“欣欣然地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的“废物”比喻崇洋媚外，主张“全盘西化‘的投降主义者。这些譬如，既有举例的功能，又有假设取喻的意义，准确形象，生动活泼，很好地证明了中心论点
运用这种方法要注意两点:一是由于这种论据主观意识强,不能胡编乱造,要符合实情,要适应论点之需,不可有随意性,不能夸张,不能将所列的论据编成天方夜谭,这样就会失去可信度,影响论证效果。二是这种方法很少用于道理论据,因为道理论据多是名人名言,不能把自已的话强加于某某名人,这就破坏了道理论据的严密性,同样有损于说服力,甚至会造成难以换回的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