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9日下午，沉睡在海底800余年的宋代古船“南海Ⅰ号”终于跨进了“新家”水晶宫。这项号称中国水下考古“天字第一号”的打捞工程，从1987年立项至今已历经整整二十个年头，对于中国水下考古领域来说，它的意义超乎想象，关于“南海Ⅰ号”的打捞原委，《文化大观园》曾有过详尽的报道，而今天我要说的，是整个新中国水下考古领域背后令人意想不到的功臣，他叫耿宝昌，人称“瓷圣”，还有人颇带几分侠气地称他为中国古陶瓷鉴定第一人。
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人迈克哈彻在中国南海海域偷偷打捞起一艘满载中国文物的清代沉船，随之而来的是1986年4月，那场令国人心碎的嘉士德中国文物专场拍卖会。当23.9万件中国文物齐刷刷亮相的时候，中国驻荷兰使馆的工作人员震惊了，他们急电国内，寻求解决办法。国家文物局知道事情已经无法制止，于是派出两名瓷器专家，带着3万美金，迅速赶往阿姆斯特丹，要求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将中国文物抢救回国。而耿宝昌正是其中之一。
耿宝昌：1984年呢他已经在南中海打捞一个船，一共15万件，他不声不响的等了一两年功夫啊，他拿到阿姆斯特丹拍卖了，换了很多钱，他就重新又制备这个打捞设备，仪器，等等，他又一次，86年又搞了一次，这回数量大，也是在南中海他没说定位，后来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啊，就是国家就派我跟冯先生嘛两个人去了阿姆斯特丹，那时候讲我们中国人在这个领域呢还没出现过，所以去了觉得好奇怪，说中国客人来了，特别优待我们，给了我们张一号牌，坐第一排座，就在阿姆斯特丹的那个最大的饭店，希尔顿，希尔顿然后呢看着满场的人挤的水泄不通，结果咱们坐第一排，贵宾。
在预定的日子里，拍卖会正式举行，整个拍卖厅人头攒动，座无虚席。看到这种情势，耿宝昌清楚地意识到，他身上的那3万美金，形同废纸。
耿宝昌：人家都是，完全是世界上的亿万富翁，都是这些人，都觉得我能买这么些东西很光荣，然后我了不得，是不是啊，最后一出口就是加十倍，我们咱们这谁都知道。
主持人：这是超出我们的预期。
耿宝昌：超出预期了，所以让你就不敢问津了，就讲只看着吧，所以就看了两三天，结果什么也没买，回来我们俩人就跟中央政治局写了报告，中央就批了，就是建立这个水上考古，就从我们两个人的建议开始，所以今天就有今天的南海一号。
今年86岁高龄的耿老，鹤发童颜，思维敏捷，十分健谈。说起多年前那段往事，他坦言，时至今日才能得以释怀。老先生投身文物行业70余年，经手过目的历代陶瓷精品数百万件，最得意的就是自己的双眼，那双“火眼金睛”使他在文博界享有“人间国宝”的美名。
主持人：有一种说法，说给一个那个古陶瓷的一个磁片给您一摸就能够知道是什么窑口。
耿宝昌：没那么神，反正也得看看是吧，反正一个瓷片再加上就是局部的了，看局部的釉面，或者颜色，画法，这得有个依据，最难的就是什么都没有。
主持人：一个白的。
耿宝昌：白的你也得认出它是个什么来，这个挺难了。
主持：这是比较难一点。
耿宝昌：所以讲如果要把单一的颜色你能弄明白了，那就你全部到位。所以我那老伴她比我小一岁，那人也相当聪明那种，她说你除了这破盘子烂碗，破罐子你什么都不懂，的确我不懂，打扑克不懂，打麻将不懂，打牌赢牌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就是糊涂到这程度，就这个东西这一看，到现在你说哪件东西在哪里，哪个怎么回事哪一回，我这86了，我一想就哪一个就是它。
主持人：清清楚楚，就像头脑里头有一个关于瓷器的一个图书馆似的。
耿宝昌：就是就是，我就说啊人就是，这就是天生的电脑。
主持人：什么什么东西的信息全在里头。
耿宝昌：你不往这里入啊你就不行，入进去你看见什么就马上“噌”就跟电流似的就出来，就得这样。
耿宝昌的“火眼金睛”是在文物店做学徒时练就的。早些年，耿家世代经营珠宝翠玉，祖父曾是北京颇有名气的翠玉专家，遗憾的是，到了父辈，家境日渐没落，15岁时，高小毕业的耿宝昌便到京城著名的“敦华斋”里做伙计，而这家古玩店的主人就是人称“宣德大王”的孙瀛洲。
提起孙瀛洲先生，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对他知之甚少。如果他还活着，今年已是115岁。从给古玩店当伙计，到走上文博鉴赏的道路，无论搞收藏，还是做研究，孙先生都堪称典范。解放初，他曾经一个人将3000多件古董宝贝捐给了故宫，震惊文博界，其中，像明成化三秋杯这样的国家一级文物就有25件。此等贡献，收藏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敬佩。在从业的几十年里，他手把手地带徒弟，教知识，一个个把他们领进文物鉴定的门槛。而耿宝昌，正是他的高徒之一。
上世纪三十年代孙先生开的“敦华斋”是京城极负盛名的文物店。每年仅官窑精品库存就有上万件，这让耿宝昌大开眼界。起初跟师傅做学徒，干的都是体力活。但是为了尽快掌握鉴别瓷器的真本领，耿宝昌细心观察，留心师傅与客人之间的每一次谈话。一次他听得出神，给客人点烟时竟烧了自己的手指。
耿宝昌：就是手指头这儿缺一块。
主持人：缺掉一大块，那烧多长时间你自己都没感觉。
耿宝昌：你听我说，是两个老先生坐着对面，这摆着茶碗，我就在旁边这站着，那时候哪像现在这么随便，没有说坐着的时候，都得站着，那时候还不是一般情况，得长袍短褂你穿着，工作的时候你把那长袍穿着跟旁边规规矩矩站着，跟电视那一样，就跟这站着，老先生，都是抽旱烟，旱烟呢他自己装，咱不管装，他装好了你旁边跟着去点一下，这手上拿着一盒火柴，在旁边刚这么一点“噌”给人点着了，点这个呢这里着了，呼呼呼这里着了，着了也不敢扔啊，你扔了着了你知道烧着谁啊，你知道烧着谁啊，所以就。
主持人：就忍着。
耿宝昌：那可不，这就让它呼呼去吧，这就着了点，结果这儿就起了一块皮那么厚，等它干掉以后，就掉了。
主持：就缺一块。
耿宝昌：你看这缺半个。
主持：对对对
耿宝昌：还存在，其实也不要紧了现在也没事你看这不一样，两个不一样，缺半个。
主持人：也就是实际上就是在当时候的那么多的学徒中间的话，您可能也是最用心的一个。
耿宝昌：全心贯注吧。
耿宝昌的踏实和勤奋让孙瀛洲看到了古玩界的一棵好苗子，于是决定对他精心调教，努力栽培，很快，师傅便把管理库房的重任交给了他。多年后，成为瓷器鉴定大家的耿宝昌提起那段日子，曾经戏称，管理“敦华斋”每年上万件的官窑精品库存，好似上了一次古瓷鉴定领域的“哈佛大学”。
主持人：据说当时候这个敦华斋的库房里头的瓷器，都有两三万件？
耿宝昌：没有，反正长期是一万多件存在，长期一万多件。
主持人：那这个就相当的多了。
耿宝昌：是，反正现在比一个大博物馆不少。
耿宝昌：当时人家都过年了，到年底没了事情，大家都休息，逍遥自在在那坐着，咱经管这事情，就必须从头做起，左一遍右一遍至少是三遍，这当然这每年就一次就这样费时间很长。
主持人：但是对您来说得上是很好的上手机会了。
耿宝昌：当然是好事，后来就管这个事情了，就知道说是拿什么东西看，一说你就得知道东西是，他说的是什么，东西在哪个位置，当然就得拿来，不能说我这个找三天找不着那不行。
功夫不负有心人，天长日久，耳濡目染，耿宝昌对古瓷的鉴赏能力在不知不觉中有了突破性的提高。
主持人：那您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对陶瓷有一种悟性。
耿宝昌：就是说这个事啊，到今天我也解不开这个谜。
主持：也说不明白
耿宝昌：老师整天说，说这个不是讲怎么样的难事，就是一层窗户纸。
主持：捅没捅破的问题。
耿宝昌：你捅破了就明白了，这层窗户纸怎么捅呢自己不理解，但是想想后来自己明白了，自己怎么明白的不知道，糊里糊涂自己明白了，当时那时候老师也考，说不清哪个日子，就把大家招来把几个东西摆那里，说是讲，每个人跟答卷一样，一张纸，把它头头尾尾地写清楚，有的你没有，没有怎样悟进去，你就没底啊，你写什么，还有啊能写对了，老师就说傻小子还不错，就落个这个结果，所以就不知道怎么会的，莫名其妙，现在咱转过身来咱也讲也帮同志，有的同志讲一年之内讲，前前后后就问这一桩子事，半年以后还是问这桩子事，但第二年还问这事。
主持：还问这桩子事，他悟不进去。
耿宝昌：就是啊，他也知道，他比谁也不少知道，但是他就是入不了门，所以讲这个是讲说呢人呢要做这个得灵犀一点通。
主持：对。
当了的学徒后，1945年，年仅24岁的耿宝昌在位于今天琉璃厂荣宝斋的地方开了自己的文物店——振华斋，那时的他虽然年纪轻，但在圈子里的名气却很大，他牢记师傅的教诲，做瓷器鉴定绝不能把眼睛看穷了，于是只看最精美、最珍贵的，名气也随之越来越大。解放后，故宫的文物拯救工作日益展开，1956年，孙瀛州受聘到故宫工作，很快，他向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吴仲超举荐了自己的得意门生——34岁的耿宝昌。
1956年，耿宝昌在师傅孙瀛洲的介绍下来到了故宫博物院，成为故宫古器物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耿宝昌：旧中国时代，故宫是一个，当然历经了又是敌伪啊，又日本，又国民党，那过去都是讲不像今天，到处都是，故宫里到处都是脏的不得了，堆的这个垃圾，这儿在清理，所以讲那个时候，就都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五几年的时候，基本上都重大整理，大清理。
当时故宫收藏了100多万件文物，其中珍贵瓷器就有30多万件，每件瓷器耿宝昌都曾亲手鉴别，分类，不但了如指掌，而且感情深厚。虽然此前他也接触过大量的文物，但故宫藏品之丰富仍然让他叹为观止，大开眼界。对瓷器的造诣也因此越发精进了。
历史的脚步迈进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的中国已经与世界隔绝了很多年，1971年乒乓球第一次打开了隔绝长达的中美外交大门，第二年，尼克松访华，震动了全世界，此次行程中故宫丰富的藏品给美国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此启发，中国决定通过文物继续加强与西方国家的交流。此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故宫筹备了一次中国出土文物展览。耿宝昌只身护送500件国宝出国展出，那次鲜为人知而又惊心动魄的“文物外交”，耿宝昌至今记忆犹新。
1973年，经过两年紧张筹备的中国出土文物展即将开幕。按照计划，耿宝昌将押载500多件珍贵文物，只身一人飞往展览的第一站——法国巴黎。飞机上的参展文物件件价值连城，这让耿宝昌一路上忐忑不安，脑袋里一直回响着临行前，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话：“人在物在。”几个小时后，当飞机在阿联酋的迪拜机场中转加油时，耿宝昌遭遇了人生中最意想不到的惊心动魄——阿联酋机场发生了世界上第一起劫机事件。
耿宝昌：到了那已经是夜晚了，那我当时第一次出国，然后呢也觉得特别新鲜，我这好一看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机场也是为了保安周围全是，好像是警察还是军队，反正都拿着枪围着这飞机。那么这个飞机是英国来的英国来的专机，什么都没有就装这一部分东西跟我，那么他英国使馆有一个文化参赞他也随机回去，就这么两个人，他说等下咱们下飞机，我说不去不去不去，因为出去的时候有交代，那万一出了事你怎么办呢，是吧。
在机舱内等了一个小时，飞机终于再度起飞，耿宝昌带着500多件国宝，在经历一场虚惊之后，安全抵达了巴黎戴高乐机场。这次展出历时四个月，参观人数高达36万人次，带给巴黎人的震撼不言而喻。然而在法国枫丹白露博物馆，耿宝昌却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耿宝昌：当时咱第一次出去，那时候一看全是我们中国的东西，连我到日本也去过，一看全是中国东西，那真是，比我们国内东西多得多了，全是给人都拿走了，那就是一种那真是，身上出汗，就是这怎么搞的呢，那种感情，尤其他们写的清清楚楚这个东西是哪个地方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哪个村的，感触很大。
法国展览结束后，耿宝昌又动身飞往美国华盛顿。在那里，中国的稀世珍宝再次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次国家精心安排的展出，令西方人强烈地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震撼。眼见着美国人看到珍宝时的惊讶表情，耿宝昌感慨万千。
耿宝昌：你想你几十年新中国跟世界各国都没有联系，互相都不了解，是不是啊，人家对中国觉得神秘，咱对人家也觉得是神秘的，那么就像咱这个展览似的，新中国第一桩事情，出去，最早的这是。
故宫博物院东南角的南三所，曾经是紫禁城里皇子居住读书的地方，如今，古器物部的办公室就在这里，从1956年到故宫至今，86岁的耿宝昌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半个世纪。在这50多年里，耿宝昌阅宝无数，博览天下最精美的瓷器，也因此奠定了他在古陶瓷鉴定领域的地位。
主持人：中国人是一直在过去历史在十九世纪西方出现瓷器之前可以说在世界上只有唯有中国是有真正的瓷的，是吧，也就是说瓷是中国古代的一大发明，而且甚至有人说这就是过去，世界古代的高科技，你比如我们到世界各大博物馆去看到的都是陶器，也做得极其的精美，比我们中国的陶器做得还要精美，但是它就始终没有进到瓷，这是什么原因呢？
耿宝昌：主要是讲这个瓷土，瓷土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就是火与土的结合，那么瓷是由于中国有这个瓷土，现在它西方世界很长时间找不到这个原材料，所以就它出现的晚。
用泥土，矿石与火创造出稀世珍宝，古代中国人经历了上千年的探索。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国便出现了“原始青瓷”。古人在陶器的表面，粗浅的涂上了一层青釉进行烧造，使之与陶有所区分。直到东汉时期，才出现了真正的“青瓷”。此后又烧制出了白瓷，白瓷的发展虽然比青瓷晚，但到了唐代，二者已呈现齐头并进之势，号称南青北白。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类玉类冰，北方著名的邢窑白瓷则类银类雪。
主持人：中国人除了刚才说到的由于资源，由于当时我们比较早的发明了一些能够烧到高温的这样一些窑灶，各种各样的技术合到一起然后我们发明了这个瓷器，还有一个原因是不是跟文化也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们中国的瓷器有一个方向，就是历朝历代都在力求把瓷器做得跟玉一样的那种感觉，那么这可能是和中国是一个玉的国家有关系，玉文化源远流长，然后影响到了中国对瓷器的这样一种技术的一种水平的要求，就是说一定要做出一种像玉一样的感觉的东西，这样慢慢慢慢使瓷器也朝着这个方向，和这有关系吗？
耿宝昌：也有关系，当然这是一个方面，当时这个中国的瓷器烧造都跟皇家有关系，历代皇家都是很重视这个，当然民间也是大量的。不管青瓷白瓷都是这样，青的像青玉，白的像白玉，后来清代就写上字叫玩玉，就那个字在那个瓷器底下。
主持人：底下有时候有玩玉款。
耿宝昌：玩玉，这个瓷器就跟玉是一样，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唐朝末年，河北的定窑一改唐代白瓷素淡的风格，以刻花印花的装饰手法来美化器物，将白瓷的烧造推向了新的高峰。优秀的白瓷工艺使得定窑在宋代挤身五大名窑之列。也正是这宋代的五大名窑，引领了中国瓷器业名窑叠起的第一个发展高潮。
耿宝昌：五大名窑在中国陶瓷史上来讲啊，实际上在宋代是辉煌时期，都是这五个窑，汝、官、哥、定、钧都是为皇家来烧造，所以这个就是在中国陶瓷史上宋代部分是很名贵的。
相传宋徽宗曾经做过一个梦，梦到雨过天晴后天空的颜色，非常喜欢，于是，他吩咐汝窑工匠烧成了这种淡青色的瓷器。钧窑瓷器以红蓝相间的钧红釉闻名于世，而著名的官窑瓷器，则是以粉青釉色为最大特点，造型典雅古朴。哥窑釉面布满开片，这种俗称“金丝铁线”的独特纹路是哥窑瓷器呈现出的独一无二的美。
耿宝昌：那么讲民间嘛也是讲各地普遍开花，但是民窑基本都是大同小异，北方河北山西山东呢基本上都是一个类型的，白的，白底黑花，南方就是青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说在那个历史时期，就说这个陶瓷工艺是相当发达的。
宋代是一个瓷的时代，正当举世闻名的五大名窑在青瓷与白瓷之间争奇斗艳的时候，昌江南岸的一座小镇悄然苏醒，这就是著名的景德镇。很快，这里生产的特色青白瓷迅速得到了皇家的恩宠，景德镇也因此深受皇家礼遇。然而到了南宋中后期，景德镇的制瓷原料在连续开采了二百年后面临严重的资源枯竭，经过无数次探索，元代初年，景德镇人在距离小镇四十五公里的高岭村发现了一种特殊的黏土，工匠们将它与瓷石一起烧造，竟然意外的烧制出了大型瓷器。此后，历经几代人的努力，景德镇逐渐成为了中国制瓷业的中心。
耿宝昌：那么中国就是讲南方北方盛产这个高岭土，有这个资源，有这个人，聪明的这个艺人，那么也有这个技术，也掌握了这个火候，所以在有些文人也介入，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发展，发展到今天。在青白瓷的烧造工艺基础上，景德镇人出人意料地创造出了一种令今日藏家既爱又恨的稀有瓷器——青花瓷，它一改元代以前，瓷器装饰的单调技法，迅速开拓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这种宁静，素雅、白底蓝彩的精美瓷器，神奇的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晕散效果，青花经过火焰的煅烧而永不褪色，在那一时期，这种令人迷醉的青花瓷器，连同茶叶、丝绸一起，构成了欧洲人对中国最完美的垂青和想象。
西方人对中国瓷器的向往和迷惑，已历经了几个世纪，相传200年前，瑞典王国有个地位显赫的贵族，因酷爱中国陶瓷，不惜重金派遣专人来华订制。为了显示自己高贵的地位，他严格地按照贵族等级的标准预先绘制了成套的图案，要求中国工匠必须依照他的图案进行烧制。那时的航运并不发达，历经几个月的海上漂泊，专员们抵达中国，不料身上携带的制瓷图案也被海水浸湿，周围渗出一圈淡淡的水痕。中国工匠接到图案后，由于无法核实水痕是否出于作者的本意，只好忠实原作，把水痕也当作图案的组成部分烧制在瓷器上。瓷器运回瑞典后，贵族起初很不高兴，但是，在认真拿成品跟原稿进行核对后，他不得不震惊于中国工匠高超的技艺。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御窑厂”在景德镇正式设立，专为皇家提供瓷器。此后的许多年里，在皇家气魄的烘托和宠爱下，景德镇将瓷器一路带到明清的鼎盛时代。在那里烧制的釉里红、永宣青花、成化斗彩、万历五彩等等都成了后来难寻的稀世珍品。而此时的中国瓷器正在孕育着又一个重大突破，工匠们将制瓷工艺与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术结合在起来，到了清代，这种工艺达到了极致。
耿宝昌：清代官窑，就是清三代，就是康雍乾三代，确实在陶瓷方面艺术发挥真是精美极了，就跟纸画一样，那就纸画是在纸上这是在瓷面上，所以表达出来把那历史时期的艺术表达得淋漓尽致。
康熙时期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期的粉彩、珐琅彩都是当时闻名中外的精品。中国的瓷器工艺水平在清朝康雍乾时期达到了鼎盛。而此时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破解了中国瓷器的烧制方法，18世纪中叶，欧洲人研制出了瓷器，欧洲瓷器业迅速发展。此后，中国瓷器出口逐渐减少，中国的制瓷业也盛极而衰，每况愈下。宣统三年（19）清朝灭亡，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古陶瓷发展史，至此落下帷幕。而那些跨越千年的瓷器珍品，也在历史的动荡中纷纷散落。
耿宝昌：在那个历史阶段呢，除非像大学教授，当时的讲满清王朝的遗老遗少，这些所谓的政客，这些有钱有闲，他也有这个学识，平常人没有，没有说谁收藏了。
主持人：没有所谓的全民收藏热。
耿宝昌：跟老百姓没有关系，跟老百姓没关，老百姓只能够奔生活，是不是啊，没有关系，所以就是这样，那么西方人来，就是讲就是英美法各国建立博物馆就这个历史时期就来中国大量收购，反正有什么东西就店铺里也是卖他们，再就是有些外国人在北京建立了洋行，洋行也就是讲进行在社会上收集，收集了运到西方世界。
主持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西方的一些公家的私人的博物馆里头看到的东西也都这个时候出去的。
耿宝昌：都是那个历史阶段走的，就是光绪三十六年以后，什么东西都是没有真的了，假的也上来了，就开始了。
近些年，随着中国古瓷价格的迅速上升，民间瓷器收藏的热情空前高涨。7月，在英国嘉士德拍卖会上，一件元代青花“鬼谷下山”以2.3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创造了亚洲艺术品拍卖的天价。人们的欲望在滋长，经济利益的推动让大量赝品充斥市场，文物界鱼龙混杂、真伪难辨。
主持人：这个古玩行里头自古以来他就有做赝品的，有做假的东西的。
耿宝昌：这从宋代就开始，从宋代就开始，不管是什么青铜器，书画，瓷器，都仿前朝的，当然书画就模仿人家的，是这样的早就有。
主持人：好像这个行里头还有个规矩，这个行里头你碰上假东西以后打眼了以后走眼了你还得忍着，还不能说是去跟人闹啊，去退货啊什么，是有这个规矩吗？
耿宝昌：这个分情况，有的那个讲是自己牌子硬自己打了眼了吃哑巴亏，那当然那个骗了他的主也就，也不好意思讲，讲你以后人品不好，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就行了，哑巴吃亏都是就那样了，有的呢可以说这保证你可以退，有意识的，那就不说了，无意识的他说我也打了眼，我也受骗来的，可以两者互相磋商，但是也有的可以管退，永远管退，因为这个东西它有时候没有固定价位，是不是啊，但是没有一般的话，那时候还是比较有信用的，没有互相骗的，谁骗了谁了，那将来这个行当里就没他了，就看不见他了，他就在这里头。
主持人：给扫地出门，无立足之地了。
耿宝昌：就这里头他不能存在的，没信用。
从事瓷器研究与鉴定七十多年，耿宝昌却谦虚地自称“只是有些认识”。谈及对瓷器的鉴别，他说就像读书，读得多了，自然知道其中的深意。前耿宝昌退休了，但是他每天上午仍然坚持要去故宫转一转，他说，人要温故而知新，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做这一行需要知识，更需要实践。
主持人：您现在还在写书吗？
耿宝昌：还在写书，就这个明清这个在改版，还有其他的很多项目，一大堆。
主持人：您身体还非常的好。
耿宝昌：不行了不行了，已经今年86岁了，光是有心无力了这是。
主持人：那头脑非常清楚，思维逻辑非常非常地清晰。
耿宝昌：也不行了。
主持人：而且耳聪目明的。您现在好像眼神，您一直说您眼神1.5，是真的1.5吗？
耿宝昌：我两个都是1.5，就老伴一走了以后这个是1.5,这个是1.2了。
主持人：这个也是个奇迹啊。
耿宝昌：去年，两年前还都是1.5的，所以到了医院了大夫就说你怎么搞的老爷老头，你跟我们说说，我说我没什么奇怪，我跟着大家一样。
主持人：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就是瓷器养目。
耿宝昌：有可能有可能。它可能有辐射。
主持人：因为全世界都没有一个人有您这福分，可以看上百万件瓷器呢，而且一看看了六十多年。
耿宝昌：这倒的确，在这个领域混了这么久。
主持人：所以咱们这期节目还给大家一个信息就是想养你的眼睛，使你的眼睛好，多看中国的古瓷器。
耿老一生热衷古陶瓷，但却在前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像他的师傅一样，把自己收藏的22件文物全部捐献给了故宫，从此个人不再收藏。近些年他更是谢绝鉴定，他说，他怕麻烦，更怕人家让他看的不是东西的好坏，而是白花花的银子，他一生清心寡欲，年轻时体弱，以为自己只能活到30岁，没料想如今86了，身体依然健朗.对于这一生所获得的一切，无论是工作、爱好、还是家庭，他很知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