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月29日 14: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汉籍外译：另一个视角
郭聪 周晓寒
说起中译外，不少人认为应该由外国人来完成。此说在某种意义上不是没有道理，由外语是本族语的人士翻译中文著作，译入语言会更地道鲜活，尤其在文学方面。然而，在非文学文献方面，中国人的外译应该说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同。如果我们放眼中国早期翻译史会发现，那些引领“东学西渐”的翻译家都曾尝试外译中国小说。类似于杨宪益娶戴乃迭，他们有的也娶洋媳妇，而他们所处的国际环境更糟一些，彼时的中国没有国际地位可言，那个时代的华人形象不佳。因而这些翻译家的形象值得探究。
黄加略——第一个法译
中国小说的文化使者
黄加略，生于清朝前半期，福建莆田人士，法语翻译，曾留学于法国，后定居于此，娶巴黎姑娘玛丽·克劳德·蕾妮（MarieClaude Regnier）为妻。彼时正值法国汉学热，黄加略将中国经典文学作品译为法文，引进法国，因此获得“法国皇家文库中文翻译家”称号。此外，他倾注心血完成《汉语语法》和《汉法字典》的编写，为中国文化在法国的传播作出卓越贡献。
黄加略少年丧父，被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李斐理培养长大，通晓中文和拉丁文。后来，他辗转来到法国，定居于此，以教授法国人汉语为活。黄加略曾担任国王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官，负责信函和中国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此外，他还受法国皇家文库之邀编写《汉语语法》和《汉法字典》。
在翻译方面，黄加略曾尝试翻译《玉娇梨》，第一次将中国小说引进法国。然而，他在翻译完前三回后，受其学生以该书情节平淡无味，非法国人之爱所劝阻，停译于此。尽管如此，其首译之举独具开创性，打开了中国小说法译的大门，是法国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资料。
17，法国皇家文库邀请黄加略编写《汉语语法》。该书内容包括序言和正文两部分。其中，正文又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集中于口语语法，涵盖汉语语法论稿、汉语语义、汉语起源、汉语官话和方言等十余题。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了中国的基本情况，内容广泛。该书较早涉及跨文化交际、语用翻译与语言本体的研究范畴，具有高度的实用价值，满足了法国人了解中国的愿望。
除《汉语语法》外，黄加略还编撰了《汉法字典》，努力完成了一份两千字的汉译法词汇表，按照汉字的214个部首顺序排列，所选单词实用而日常。但是，字典最终并未全部完成，只编到“水部”。字典的手稿由两部分组成，收录了《海篇心境》和《字汇》《正字通》。按部首编写，大大提高了法国人利用字典的功效。
彼时的法国正值“中国热”，黄加略因其留学生身份，吸引不少法国学者围绕其身边，双方共同探讨中国文化。其中，孟德斯鸠最为著名。黄加略经常同他讨论中国的政治、宗教、文学等问题，帮助孟德斯鸠了解中国，构建中国文化体系。黄加略同孟德斯鸠的谈话深刻影响了孟德斯鸠的创作，后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引用他们的谈话内容。
陈季同——中法文化使者
陈季同，福建侯官人，号“三乘槎客”，在近代中欧文化关系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集翻译家、西文作家、诗人与文化使者为一身，他不仅将西学带到中国，更将中国文学名著和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西方。
陈季同毕业于堂艺局学堂，附属于福州船政局。毕业时，他因学习优秀被船政局录取，后到英法两国参观学习。此后历任中国驻法、德、意公使参赞。他还曾代理驻法公使，常年在法国巴黎工作生活，出入欧洲大都市上流社会。他在国外广泛交游，了解西方文化，具备良好的语言功底，精通法文，通晓英、德和拉丁文。除此，他国学修养深厚，有着坚实的翻译功底。彼时的法国对中国偏见极深，为了让西方人更好地认识中国，他将中国古典文学译介到欧洲，并用法文写作小说，向欧洲介绍中国社会情况，大力宣传中国文化。
西方的生活经历让陈季同认识到中国闭关锁国的恶果，在观察中国与世界的时候，他始终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眼光。他曾告诫曾朴说，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就要大规模翻译，不仅要译介他国的名作，还要译介我国的优秀作品。这种世界观使得他不断进行文化的输出与输入。
陈季同身怀爱国情怀，希望将中国古典文化推介到欧洲。为此，他编译《中国故事集》，选取了《聊斋志异》中的二十六篇，向西方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个性、内心生活和愿望。该译本出版后，广受读者喜爱，多次再版。而后被引入英国，同样受到英语读者的喜爱。总而言之，陈季同卓有成效地把富有魅力的中国风俗和中国文学介绍给法国。
1897年，陈季同在《求是》报担任主笔翻译，以“三乘槎客”为笔名，译介西学，宣传维新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此外，他还翻译了不少法兰西文学名著，包括雨果的《九十三年》以及剧本，莫里哀的《夫人学堂》和左拉的《南丹与奈依夫人》，是我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
除翻译外国著名文学作品，陈季同也大力将中国文化和中国戏剧引入西方，为此，他创作了许多法文作品，包括《中国人自画像》（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emes）、《中国戏剧》（Le Theatre des Chinois）、《中国人的快乐》（Les Plaisirs en Chine）等。他的作品体现深厚的民族尊严感，文风幽默、文笔诚实轻敏，价值高、意义深，深受法国人民的追捧和喜爱。
辜鸿铭——中西文化传递的使者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字鸿铭，号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后以字行。他生活背景复杂：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他成绩优异，通晓英、德、法、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精通西方文化。1880年，辜鸿铭学有所成后回到马来西亚，任职于新加坡英国海峡殖民政府辅政司。而后遇见马建忠，并在他的劝说下，立志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因此，他辞去在新加坡的职位，回到老家槟榔屿，剃发蓄辫，苦读中国典籍，学习中国文化。
回国后，辜鸿铭应邀加入张之洞幕府，负责洋文案书写，深受张之洞的器重。在张之洞处，辜鸿铭真正开始系统学习中国文化，最终成为一代儒学大师。辜鸿铭在外留学，先后游历英、法、德、意、奥等国，对西方文明了解颇深。除此，他广泛拜读莎士比亚、歌德、爱默生、阿诺德等人的作品，对他们的思想有着深刻的见解。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虽然生活在国家的苦难阴影之下，但是在西方鼓吹优质物质生活时，他依旧认为文明社会的评判标准是人文的建设。中国的人文建设主要体现在儒教上，因此，他主张翻译中国经典著作，并以传播真正的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给最为普通的英国读者为己任，旨在向西方传递中国文化，改变他们对中国的成见。
辜鸿铭在翻译的过程中引用了诸多西方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的话语，以便更好地让西方人认识东西方思想的共通之处。他译文的特点是语言活、文化比照大胆，因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这与他对英文的掌握炉火纯青、学贯中西有关。虽然辜鸿铭的英译文不是没有争议，但是其可读性与不少外国汉学家相比，多数人会认为略胜一筹，在传神效果上有时令人折服。
辜鸿铭一直都在努力传播中国文化，他笔耕不辍，创作了丰富的英文作品，包括《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牛津运动故事》（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等，努力将中国的古典文化带到西方世界，让西方人了解、尊重中国文化。此外，辜鸿铭还经常在英文刊物上发表文章，批判西方，弘扬“周孔之道”。
辜鸿铭作为中西文化传递的使者，一直致力于将中国优秀文化传播到西方。他翻译的文学作品，打破了中英文之间既有的语言文化障碍，更加便于西方读者理解接受。辜鸿铭以自己深厚的语言功底和执着的精神，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林文庆——学贯中西的双语人才
林文庆，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龙海。他有多重身份，既是企业家、社会改革家，也是慈善家和教育家。此外，他还是一位医学博士，曾担任过立法议员和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他语言造诣高，通晓英语、马来语、汉语等多种语言，对闽地、粤地方言更是深谙于心。他曾翻译过屈原的《离骚》，受到新加坡前总理的高度赞誉，称其为“学贯中西的双语人才”。
林文庆成就之丰，广为人赞颂。在政治方面，林文庆曾三度当选“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的华籍议员，后加入新加坡英国立法会。他是“海峡英籍华人工会”的创立人之一，曾两次担任主席席位；他是“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领袖，后成为孙中山的内务部卫生司长，身兼数职，是孙中山的重要帮手；他还是外交部顾问，曾获得大不列颠帝国勋章。
在经济方面，林文庆是新马华人金融业的先驱，曾参与创办“和丰银行”和“华侨银行”，后又与人合资创建“华侨保险公司”。他还将巴西的橡胶引进南洋，尝试种植并取得极大的成功，橡胶园获得巨大收益。
在教育方面，为推广汉语、传播中国文化，林文庆开设华人女校、华语学校和华语训练班，鼓励华侨说普通话。19，他放弃在新加坡的事业来到厦门大学，担任第二任校长。为了给厦门大学募捐，他特地来到南洋，每天五点起床，准备募捐之事。从上任到后来去职，林文庆当了厦门大学校长，奠定了厦门大学的百年根基。
在医学方面，林文庆因医术高超，被称为“新加坡第一人”。他成绩优秀，是东南亚第一位获得英女王奖学金的中国人，曾就读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他先后获得了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内科荣誉博士和外科硕士学位，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而后在剑桥大学潜心研究病理学。1893年，他回到新加坡继续行医，因为其医术奇高，人们尊称他为“在世华佗”。他还曾经与陈若锦合建“海峡英联邦州政府医院”。
在文学方面，林文庆是唯一能用英语讲解儒家文化的学者，被人们称为“新加坡哲贤”。他用英文撰写了《孔教大纲》。1930年，他担任英文期刊《民族期刊》的主编，著有《东方生活的悲剧》《新的中国》等作品。
在翻译方面，为了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国粹，他将《离骚》翻译成了英文，让世界人民可以诵读。《离骚》之英译将诗歌翻译和典籍翻译结合在一起，其难度可想而知，对译者的要求之高，也难以估量。然而，即使困难重重，林文庆依旧以一己之力完成翻译，不仅向西方读者介绍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也为中国文学与文化西传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就是林文庆，一位成长在南洋椰风蕉雨中的翻译家，他从政、从商、从事教育文化，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赫的成绩，在历史的变迁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2下一页尾页跳转到：中国古代法典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和翻译：以《唐律疏议》和《大明律》为例
王丽娜 龚茁
朝鲜半岛自三国时代就开始接受中国的律令，其传统法制受到中国法典多方面的影响，且这种倾向一直持续下来。《唐律疏议》和《大明律》是朝鲜进行法律移植的代表性对象。《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是中华法系的象征，也是东亚最早的成文法之一，在中外法制史上享有盛誉，可以与古罗马查士丁尼的《国法大全》相媲美。朝鲜半岛在高丽朝时期就模仿借鉴《唐律疏议》，并在案例中适用。张春海指出，唐律是朝鲜前期文化转型过程中用以解决新移植而来的外来法制与本国固有制度之间矛盾与冲突的重要资源。朝鲜朝时期则直接采用《大明律》作为一般刑法，并奉其为母法。自朝鲜王朝的建立者李成桂在即位诏书中表明采用《大明律》之后，《大明律》几乎被完全接受。由于语言、文化、宗教、风俗、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差异，《大明律》的传入给朝鲜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屈文生和熊德米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是表现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元素，亦是深化和丰富中国古典典籍文化外译内涵的重要举措。《唐律疏议》和《大明律》在韩国的影响与翻译，自然也是我国法律翻译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古代朝鲜半岛对《唐律疏议》
和《大明律》的移植与借鉴
我国和朝鲜半岛很早就有了较为频繁的文化交往。三国时期（新罗、百济、高句丽），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新罗影响至大。真德女王三年（649），新罗就根据唐朝的法制改订新罗的官制、礼仪和法律，不仅仿效唐朝的尚书省设立执事省管理国政，地方也改置州郡县，并改用唐历、唐年号，着唐衣冠，效仿唐礼俗，设读书出身科等。至高丽王朝（918）统治时期，其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基本上也是沿袭唐朝。朝鲜历史学家有“高丽刑法所遵用者，李唐焉”的结论。《高丽·刑法志》记载：“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高丽律》不仅在立法体例上与唐律相同，而且在内容上也是仿照唐律。研究显示，在婚姻解除制度上，《高丽律》与唐律有很大相似之处。例如，朝鲜的义绝制度与《唐律疏议》的义绝制度比较雷同。《高丽史·刑法志》记载，“妻妾有犯下列诸项而夫不离异者，处笞一百，并离异：一、谋害和殴打夫者；二、殴骂夫之期亲以上尊长及外父母者；三、与袒免以上亲通奸者”。与唐律相比，朝鲜义绝制度的范围相对小，处罚也略轻。
139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李成桂改国号为朝鲜，在即位诏书中称“自今京外刑决官，凡公私罪犯必核《大明律》”。朝鲜王朝著名的政治家郑道传在其所著《朝鲜经国典》中也说：“其议刑断狱以辅其治者，一以《大明律》为据。”这表明，《大明律》彼时已成为朝鲜王朝有效的通行法律。据韩国学者考证，朝鲜在适用《大明律》的同时，在具体的定罪量刑等问题上也将唐律作为参考对象。其实，朝鲜在建立之初，也开始着手编撰《经国六典》等法令，后又陆续编写了《经济六典》《续六典》等。《经国六典·刑典》完全以《大明律》为依据，规定“又其他各典所规定之法条有侵犯者，即适用该法规，法典所未规定之犯罪始用《大明律》”。1471年，朝鲜王朝的根本大法《经国大典》正式实施，这是朝鲜半岛第一部具备完整体系的综合法典，代表了当时朝鲜半岛法文化的成就。自《经国大典》起，朝鲜具备了较完备的封建典章制度。而《经国大典》刑典律条首页规定“用大明律”，将《大明律》直接适用于朝鲜社会。
据统计，高丽末期至朝鲜初期，朝鲜半岛从中国引入的法典多达17种，包括《唐律疏议》《唐六典》《无冤录》《大明律》《大明律讲解》等。纵观朝鲜半岛法制史，高丽末朝初是一个转折点，彼时朝鲜半岛已从个别移植中国法律条文转向全盘接受中国法制思想，中国的法典已经超越了参考书的价值，成为韩国法制思想的源头。韩国学者曾提出“经国大典体制”这一术语来描述朝鲜朝统治时期的国家体制，这一体制以《经国大典》为躯干，《国朝五礼仪》与《大明律》为两翼。
1905年，朝鲜半岛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被迫接受西方法系，颁布《刑法大全》共六百八十条，体例虽抄自日本，而其中仍有参酌《唐律》《明律》的地方。直至19，朝鲜总督府颁布制令第14号《朝鲜刑事令》，自此朝鲜半岛完全依据《日本刑法》行事。从整个朝鲜半岛15世纪至19世纪500年的历史考量，《大明律》可以称得上是朝鲜半岛的法。
古代朝鲜半岛对《唐律疏议》
和《大明律》的翻译
法律移植必须先将外国法律翻译成本国的文字。但是，朝鲜半岛自古至1446年朝鲜世宗大王正式颁布《训民正音》之前，有本民族语言却并无本国文字，所以一直沿用中国文字标记，官方文书也一律用汉字书写，因此对《唐律疏议》文本并无翻译问题可言。朝鲜移植的《大明律》同样以汉字书写，加之法律用语晦涩难懂，官吏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错误地理解法律条文造成判决不公正。因此，朝鲜初期在试图把《大明律》作为一般刑律时，要面对翻译问题。在郑道传的建议下，政丞赵浚令检校中枢院高士窘、金祗把洪武二十二年（1389）第三次修正颁布的《大明律》译成了吏读文的《大明律直解》，1395年，《大明律直解》在朝鲜发行。所谓吏读文，在广义上指乡札、吏札、口诀，在狭义上指的就是吏札。吏札是借用汉字的音和意标记朝鲜语，按朝鲜语语序读解文章，同时在每个词后添加朝鲜语词尾。例如《大明律》中《奴婢殴家长》：（汉文）凡奴碑殴家长者皆斩，杀者皆凌迟处死，过失杀者绞，伤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吏读文）凡奴婢亦家長犯打為在乙良並只斬齊。致殺為在乙良並只車裂死齊。失錯殺害為在乙良絞死齊。有傷為在乙良仗壹百遠流齊。使用吏读方法翻译中国文献可以说是朝鲜半岛汉文翻译的开端。而庞大的《大明律直解》则是吏读的代表作品。
1397年（洪武三十年），明朝颁布第四版《大明律》。朝鲜向明朝请求要一份修改后的《大明律》，但明惠帝以“仪从本俗，法守旧章”为由予以拒绝。因此，第四版《大明律》至朝鲜太宗朝（1411）始传入朝鲜，而翻译工作在世宗朝（1431）才得以展开。当时朝鲜的知申事安崇善、左代言金宗端等曾建议，《大明律》博大精深，内涵复杂，语义难以理解，错用其律文不可避免，应参照《唐律疏议》或《议刑易览》等进行翻译。在翻译《大明律》时，朝鲜学者陆续参考了明朝刊发的《大明律》注释书 《大明律讲解》和《大明律附例》等，同时考虑到中朝两国社会风俗习惯存在诸多差异，如明朝的官制、官名、亲族呼称等都与朝鲜不尽相同，一一翻译适用不切实际，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朝鲜的具体情况，对其语言表达以及具体规范等都作了修正和调整，因而《大明律直解》并非《大明律》原文直译。何勤华将这项翻译工作总结为：将中国明律注释书改头换面一下，作为官吏和民众学习、执行的依据。
大韩民国时期
对中国封建法典的翻译及研究
1948年8月和9月，依据北纬38度线，朝鲜半岛南北先后成立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韩国最早是通过阅读《万国公法》等汉译法学著作了解西方法制的，虽然这些英美法著作对韩国法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适用判例法困难重重，使得韩国不得不重新寻求新的法律模板，谋取从儒教礼治到近代法治的转变。在成功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的同时，韩国仍没有停止对中国古代封建法典的翻译和研究工作。1962年和1964年，韩国法制处分别出版发行了《唐律疏议》和《大明律直解》现代韩语版。之后，在1988年韩国法制处又出版了《唐律疏议：名例编·卫禁编》。
1964年，《大明律直解》现代韩语版出版后，随着韩国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为了进一步深化研究，对《大明律》及《大明律直解》重新译注的呼声越来越高。20世纪90年代，韩国加大了对中国法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唐律疏议》的翻译上。其中，金铎敏和任大熙编写了《译注唐律疏议·名例》，于1994年由韩国法制研究院出版；1997年和1998年，由任大熙、金铎敏主编的《译注唐律疏议·各则》分上下两册由韩国法制研究院出版。另外，金铎敏的《中国古代刑法·唐帝国的刑法总则》和任大熙的《中国古代刑法·唐帝国的刑法各论》也先后出版。—，韩国历史研究会对《大明律》进行了两轮讲读。据韩国学者研究发现，《大明律直解》刻本在韩国现存30余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晚松文库本。，韩国古典翻译院针对此本召集大批历史学家、法学家及国语学家进行重新阅读、讨论，并由德成女子大学、延世大学、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儒道会汉文研修院、启明大学等多所高校翻译，历经6年于完成了《大明律直解》译书4卷及校勘标点书1卷。这是至今为止韩国国内最完整的《大明律直解》译本，不仅比较修正了各种刻本，而且在《大明律直解》原本上加注了逗号、句号等标点，使其更加易于理解。
朝鲜半岛的法制史与中国法典律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尤其是唐律和明律对朝鲜半岛法制思想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法典的移植与翻译也伴随着韩国本国文字的诞生发展不断变迁，从最初的借用汉字吏读到中世韩国语，直至现代韩国语。中国古代法典及其翻译至今仍是韩国历史学、法学、语言学等领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研究资源。
（本文系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法治中国核心术语外译研究”（20NDJC112YB）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