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送别两样情
——巢湖《数板山歌》和陕北《走西口》的审美比较
蔡善康
内容简介：本文以同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有代表性的陕北民歌《走西口》和巢湖民歌《数板山歌》为例，通过对它们生成流传的社会背景，以及歌曲的歌词和旋律的审美比较，对于同样是传统意义上的送别类情歌，却显示截然不同的格调和情怀的现象和原因进行了剖析。这种比较研究，对于传统民歌这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和发展，不无借鉴意义。
陕北民歌《走西口》最早大约形成于晚清光绪年间，是流传于我国北方陕西、山西两省之间的民间歌谣，它缘起于晚清山西陕西等地的民众，前往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草原的垦荒、经商等移民活动。它的早期形态是曲艺二人台表演《走西口》。作为陕北民歌中的代表性送别类情歌，上世纪50年代后期，被称为陕北民歌歌后的马子清，最早将它搬上北京舞台。而80年代后期，在著名歌手胡月的推动下，它开始频频出现在最顶级的舞台灯光下，它的旋律早已传遍大街小巷，为国人所耳熟能详，前几年甚至出现了以走西口为题的戏曲和电视剧。
几乎同时，南方的巢湖流域也流传着一首男女情人送别的情歌，名叫《数板山歌》。虽然这首歌的影响远不如《走西口》那么响亮和广远，但它也确实有着自己不平凡的传唱历史，或许有比《走西口》更早的资历。上世纪50年代初，《数板山歌》就在安徽省首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中登台亮相，受到音乐界的高度关注，原歌曲收编入《安徽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 民歌选集》，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并加以重点评注。1958年，著名歌唱家王昆就曾一字一句地向巢湖的农民歌手学唱这首歌。七十年代末，被誉为中国新民歌之母的歌唱家朱逢博，更是通过唱片，把这首巢湖情歌传到了海内外。，青年歌唱家斯兰，唱着这首歌走进了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
本文拟对同为汉族民歌，同为送别类情歌的这两首民歌的背景、形式、内容、语言以及音乐旋律等审美要素，进行一些横向的比较，旨在探寻民间歌曲传承发展的途径和手段。
王昆向胡吉英学唱《数板山歌》
一、从歌曲生成的社会背景看
《走西口》的生成地是地处黄土高原的晋陕地区。这里长期土地贫瘠，干旱少雨，民众生存的自然和环境条件十分恶劣。正如民间所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鱼米之利”“岁丰，亩不满斗”（当时之1斗仅为今之12.5斤）。据记载“清朝300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自然灾害就达100多次，平均3年一次，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死于这次灾荒的山西人超过300万”。
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很多晋陕民众远离故土，逃亡到口外谋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民谣充分说明“走西口”者多为自然灾害引起的饥民。延续了数百年的“走西口”移民潮，成就了绵延不绝、离愁别绪、哀思哀婉的一系列以“走西口"为题的西部民歌。
《走西口》的悲凉历史背景
而《数板山歌》的生成地是地处皖中丘陵地区的巢湖流域。这里气候温和湿润，水资源充沛，大片地区低洼沼泽，适合圩田水稻的普遍种植，双季稻也得到很好的推广。清中叶时，水稻产量已达到每亩3石，多的可达5石（1石为120斤）。此外，自明清以降，民族工商业的萌芽发展，加之巢湖流域河道众多，进一步促进了水上运输业的繁荣。巢湖流域所产稻米除供应本区外，还向外输出、形成了巢湖流域粮食市场的形成。所以，巢湖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生成的《数板山歌》，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巢湖流域民众当时较为充裕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活状况。
正是上述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民生背景,给两首民歌涂抹上浓重的审美底色。
二、从歌曲的歌词表达上看
歌词是歌曲的灵魂，特别是作为民歌的歌词，更是民众倾诉情感表达愿望的最直接最真实记录。从歌词上看，这两首民歌都在向人们吟唱着故事。
《走西口》原出于陕北地区一个长篇说唱曲目，是一个青年妹子给出远门的情哥哥（抑或丈夫）吟唱的送别歌谣。后逐渐演变多段落的信天游民歌，虽各种版本在流传中多有变化，但其歌词基本维持其纯朴自然的口语化，没有动用浮华绚丽去刻意修饰。情人之间难分难舍的缠绵恋情却刻画的入木三分，一句比一句“剜心”。基本是沿着这样三个层次推进：从“小妹妹实在难留……”——面对天灾人祸的无可奈何，到“走路你走大路……”——牵肠挂肚的缠绵叮咛，最后到“盼你鸳鸯白了头……”——情深意切的劝告，充满委屈和担忧。全曲多有反复，一唱三叹，句句催人泪下，声声感人肺腑。
《走西口》的悲凉历史背景2
而《数板山歌》的故事性更强，有背景、有人物、有故事，人物鲜活生动，故事跌宕起伏。巢湖最北端的群山叠嶂之中有一条通江连海的河流，沿河的河汊码头十分繁忙。故事中，一艘满载大米运往苏杭的木船将要离开码头起航的时候，来了一位大姐，她是给自己看中的船工小情郎送行来了。不过她的送行方式特别，没有哭诉，也没有叮嘱，却是给小船郎“找茬”来了。你看：她借口上船“买米”，“脚踏船板手扳仓”，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模样，“你这个米倒还好/有两个稗子有两个糠/要簸簸/要敞敞/要拿斗/要凭行”，一串连珠炮似的“怨言”，弄的小船郎真有些招架不住了。其实大姐是“欲纵故擒”，企图“勾引”起船郎的注意，最后“抓把白米眼关郎”，她还是担心地“关注”着船郎的神情。相比那个忧心忡忡哭哭啼啼的陕北妹子，这位巢湖大姐的送行更多地具有喜剧色彩。因为小情郎当船工是个不错的营生，此去“苏杭”也是个好去处。
这两首民歌中人物称呼也值得关注，《走西口》中主角是“哥哥”和“妹妹”，当然，这是指情歌中常见的“阿哥”“阿妹”。而《数板山歌》中的主角却是“大姐”和“郎”。这细微的差别恰恰折射出两地的文化差异，相对于《走西口》中，哥哥虽不是吟唱的主体，但从妹妹对哥哥吟唱的万般依恋和担忧，我们完全可以掂量出他们在婚恋和家庭地位中的分量。而《数板山歌》却反映出在江淮流域以水稻耕作方式为主的经济活动中，女性在家庭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必然体现在婚恋和家庭关系上的支配地位，“大姐”“乖姐”成为巢湖流域的情歌中女性的典型称呼，在婚恋情感上，她们通常比男性更有发言权和主动权。
《数板山歌》首唱歌手胡吉英
三、从歌曲的音乐旋律上看
根据民歌生成和流传的一般规律，最能够体现地域特色的是劳动号子和山歌，《走西口》和《数板山歌》都是当地民间流行的山歌。《走西口》是陕北信天游的形式。信天游“又称"顺天游’"小曲子’， 在山西被称为"山曲’，在内蒙古则被叫作"爬山调’”。
信天游音乐旋律总体来说比较高亢嘹亮，节奏明快，用韵活泼，抒情色彩浓郁。而《走西口》的音乐旋律却有着比较突出的个性色彩，它广泛流传于我国西北地区，内容大同小异，但曲调多样，比如由丁朗父选编的《中国原生态民歌集》收录了流传在山西冀中、西北、集宁和张家口等地流传的各种曲调的《走西口》七首。
本文从当下普遍被认可的曲目中，选取了两个有代表性的谱例。
上世纪80年代后，一批音乐人分别对原生态《走西口》进行了二度创作，歌坛上出现了各种版本的《走西口》。谱例2是最早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胡月演唱曲谱，具有明显徵调色彩，在旋律的情感基调上，对宏观上悲怆的移民主题和微观上的男女缠绵分别的主题都把握的十分准确。旋律曲线始终徘徊在主音与属音之间。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民歌一般以传统的五声调式为主，没有偏音4(fa)，即使出现，一般也会放在弱拍上使用，而这首《走西口》多次在强拍上出现4（fa），而且7（xi）也反复出现，这两个偏音的使用，更加突显出妹妹送哥哥时悲泣的伤感之情，近似哭泣声，让人怜悯心疼，悲剧性色彩浓烈。谱例1是原生态的《走西口》旋律，具有明显的商调色彩。显然，谱例1和谱例2相比较，谱例1的旋律较平淡，情感节奏也比较缓和。经过二度创作的谱例2，在保持其悲剧风格的前提下的，则更具有较强烈的审美效果。
谱例1
谱例2
再看看巢湖的《数板山歌》，“数板山歌”是一种流传在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一带的山歌形式，它因吟唱中有一段类似数板节奏的旋律和唱词而得名，也称“斩板山歌”。巢湖《数板山歌》的曲调旋律一直比较稳定，只是在50年代大跃进期间，袭用原曲调填过一首反映积肥运动的新词，基本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下面谱例3是一首最早出现的《数板山歌》的曲谱，从它演出和发表的年代看，它是原汁原味的“素颜”民歌。80年代初，才有了新的改动（见谱例4）。“美颜”后的《数板山歌 》更名为《新打小船亮光光》，唱词的改动主要是“新打小船十八仓，船装白米下长江”改为“新打小船亮光光，船装白米下苏杭”，没有出现质的变化。此外，改编对衬词做了较多的删减。
《数板山歌》是具有浓郁羽调色彩的二段式歌曲。全曲由两个既有对比又有联系的乐段组成，前乐段唱词陈述夹有较多的衬词。后乐段是以稍快一点的“垛板”旋律和前乐段形成鲜明对比，乐句简短，类似数快板，速度加快，字紧腔密。结束句又回到自由舒展的音调上，再现抒唱型，形成前后呼应，具有浓郁的喜剧特色。
谱例3
谱例4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如下结论：
1、民歌既是千百年来人民大众在生存、繁衍、奋斗、追求的命运历程中发自内心的诉求和呐喊，也是在特定自然、历史、经济的社会背景下折射出的一个个民俗事象和一幅幅生活场景，它既是一种精神传递，也是一种物质观照。走西口，近两百年前的那场震撼人心的移民运动，除了尘封典籍中偶尔翻检的鸿爪雪泥，早已随着历史的云烟渐行渐远。难能可贵的是《走西口》，它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幅鲜活、生动、感人的生活画卷。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民歌是人类唯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从这个意义上说，相比一般的歌曲，它们的内容更真实、形象更生动、内涵也更丰富，历史和文化价值也更厚重、更珍贵。这也正是《走西口》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为国家级非遗的巢湖民歌（首批目录）和陕北民歌（二批目录）。作为两首具有代表性的汉族情歌，在表达男女情人分别的共同主题下，却演绎出格调截然不同的两种情怀，这也恰恰说明，特定的自然、历史、经济的社会基础，才是包括民歌在内，所有精神之花生长和绽放的唯一土壤。
《走西口》首唱歌手马子清
2、通过对《走西口》《数板山歌》同中辩异的审美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两首歌分别体现了我国传统美学概念的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数板山歌》歌词泼辣流畅，幽默且不失含蓄。舒展与明快交织的羽调式旋律，透出的一种乐观自信的阳刚气息。而《走西口》歌词篇幅短小朴实无华，无悲戚之词，却有震撼之力。充满徵调色彩的旋律高亢委婉，回旋不断，如泣如诉的哀怨和悲伤，但它又有别于西方美学概念的“悲剧”之美中，难逃命运之扼的无奈,它的悲哀里并未失去对命运的顶撞和抗争。这或许正是黄土黄水孕育的精神底色。
《数板山歌》和《走西口》各自呈现的审美特色，并非偶尔独立的个案，和《走西口》类似的还有陕北民歌《三十里铺》《兰花花》《五哥放羊》等，而和《数板山歌》类似的巢湖民歌也还有《刘姐姐》《送晚茶》《打茼蒿》《十条手巾》，正是它们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环境下，折射出汉民族两种风格迥异，但却是相得益彰的人文情怀。它们都是汉族民歌艺苑中两株姿彩艳丽的花朵，同样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厚此薄彼地看待它们。
胡月把《走西口》唱红大江南北
3、从《走西口》《数板山歌》在当代纵向的传承流变轨迹中，我们不难看出，上世纪80年代后期，胡月演唱的《走西口》（谱例2），面对众多版本的原始《走西口》曲目，对原词内容进行了文学性的提炼和升华。更值得称道的是它取长补短，对音乐旋律进行了较大的创新发展，一改原曲的沉闷压抑的风格，音域跨度扩大为12个音阶，旋律起伏跳跃的幅度加大，高亢而不失悲壮。4（fa）和7（xi）两个偏音的反复使用，强化了悲壮的抒情色彩。歌词得到了丰富和升华，歌手的演唱方法上也大胆吸收了流行的时尚元素，拉近了和青年一代受众的距离。应该说，在探寻传统民歌与现代时尚融合方面，《走西口》不失为一个成功的典范。
而《数板山歌》的原始旋律就显得较为丰富和饱满，因此它的流变发展反而相对迟缓下来，仅局限于“微调”。歌词也依旧是原来的一段结束，没有进行必要的“扩容”，内容基本保持不变，没有注入新的情趣和观念，原歌词中反映的生活场景与现代人相距甚远，年轻一代对它的陌生感也越来越强。而在旋律创新这个关键环节上，总体趋于保守的态势，除对原始曲（谱例3）作了节奏方面的规整，对前乐段的节奏进行了适当的拉伸，用相对自由舒展的乐句结构，强化了与后乐段明快节奏的对比外，没有出现令人耳目一新的旋律和乐句。自80年代初录制成唱片发行海内外之后，便销声匿迹，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和青睐。而《走西口》却在80年代后期，裹挟着一阵西北风行走天下，而名声鹊起，至今不衰。这种状况的鲜明对比，对于我们应该在传承与创新之间寻求怎样的平衡，传统文化如何学会和现代文明交融，如何真正实现“让民歌这一中国文化精粹以新鲜亮丽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启迪。
朱逢博的《数板山歌》唱片发行海内外
斯兰把《数板山歌》唱进悉尼歌剧院
本文作者：蔡善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 安徽省音乐家协会会员 巢湖民歌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