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去年8月，《科学》（Science）杂志刊登中外学者合写的论文“公元前19溃坝的洪水，为中国的大洪水传说和夏代提供了历史依据”，引起学界与公众的广泛关注。在这篇文章中，南京师范大学的吴庆龙研究员带领一支国际科学团队试图为华夏历史“口说无凭”的源头提供新的事实依据。他们模拟重建了在青藏高原边界发现的一处远古滑坡坝遗址，并证明了因滑坡坝形成的堰塞湖崩溃时，瞬间倾泻而出的洪水足以造成黄河下游的改道和绵延的洪灾事件。文章分析称，这次溃堤与中原地带大规模的文化转型事件在时间上十分贴合，似乎与“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不谋而合，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史籍、考古证据之外的另一种形式的佐证。
今年3月31日，《科学》以12页篇幅登载4篇评论，均来自华人学者，对该文作者提出了质疑。
第一篇作者来自中科院地理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吴文祥团队，他们认为吴文有五处证据薄弱。
第二篇来自香港大学商业与经济系韩剑秋，他通过分析吴文的数据和方法，发现他们关于堰塞湖规模、年龄，以及溃决洪水的洪峰流量等结论都无法证实。他认为溃决洪水是瞬时的，洪峰流量不能用曼宁公式来重建。
第三篇来自陕西师大旅游与环境学院黄春长团队。该团队长期致力于黄河上游青藏高原东北部环境敏感带环境变化和人地关系演变的考察。他们认为吴文中对公元前19积石峡的巨大溃决洪水的沉积证据为误判。
三篇文章都认为，积石峡古堰塞湖形成消亡于约8000—5500年前，因而与大约4000年前的喇家聚落毁灭不存在关系，进而表示积石峡溃决洪水对大洪水传说及夏朝的历史真实性的支持证据不足。
最后一篇是原文作者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吴庆龙团队的回应。他们对三篇评论提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积石峡巨大溃决洪水的证据、溃决洪水的洪峰流量、积石峡堰塞湖的年龄、二里头文化起始年代、积石峡溃决洪水与中国传说大洪水及夏朝的历史真实性一一作出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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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和千里之外的洪水
文/张经纬
最新一期的《科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的文章，这个冗长的标题直译成中文大致是《公元前19溃坝的洪水，为中国的大洪水传说和夏代提供了历史依据》（以下简称《洪水》）。作者是受聘于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吴庆龙及其团队。
该文在近期引起的新闻效应来自两点：首先，吴庆龙的研究被这本颇具影响力的科学杂志报道，说明了该研究具有一定科学价值；其次，这项研究为中国进展缓慢的古史研究提供了貌似“科学”的证据，自然也令一直等待“大新闻”的媒体兴奋不已。
虽然，这篇文章标题中的每个关键词，都足以引发好奇，但令人欣慰的是，中国考古学界至少对这一新闻表示了足够的克制，没有被论文标题暗示的突破性成果和新闻媒体的热情所感染。那么，学界对此项重要研究该报以何种态度？这样一篇具有科学价值的论文，到底有着怎样的史学意义？
从堰塞湖到上古史
吴庆龙作为地理科学研究者，如何走上古史研究的道路？他早先接受地质学、地理学训练，分别于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大文博学院进行过博士后研究工作。在国家自然基金数据库中，可以检索到吴庆龙在时就申请的“黄河上游积石峡古堰塞事件及古灾害研究”。这和《洪水》一文中自述，他是在青海东部考察湖泊的过程中，对黄河上游甘肃、青海交界处积石峡的一处滑坡坝遗迹产生了兴趣，保持一致。也就是说，正是对黄河上游古地质学的研究，引发了他对中国上古史的兴趣。
引起他注意的积石峡位于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和民和土族自治县之间，全长25公里。这处滑坡坝遗迹处于靠近循化位置。顾名思义，滑坡坝是山体滑坡在河流上造成的天然“大坝”，坝体围成的蓄水区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堰塞湖。吴庆龙的野外调查发现，残余坝体较现代黄河水位高240米，沿峡谷延伸1300米。根据坝体长度和河道流量值估算，坝体当时可能阻塞了黄河达6至9个月之久，蓄积了120亿至170亿立方米的湖水，以至于溃坝后形成110至135米的溃口，短期内释放了110亿至160亿立方米的湖水。
《洪水》一文的上半部分，基本都是有关这次堰塞湖溃坝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一项非常严谨的自然科学考察。对这次溃坝与洪水规模的估测，从实证的角度看都毫无疑问。因为，我们今天还可以发现，以绿片岩碎片和紫褐色泥岩为主的洪水沉淀物，在积石峡下游的民和县的官亭盆地的不同区域可达到7米至50米不等，这些都是洪水发生过的确凿证据。
喇家遗址的贡献
接下去，文章开始推测这一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非常幸运，滑坡坝下游的官亭镇上，有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喇家遗址——发现于上世纪90年代。这处大型聚落遗址于1999年开始发掘，2002年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现在已经建有遗址博物馆。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处突发灾难性事件遗址，通俗地讲，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难掩埋了一个古代村落，使聚落中的古人遗骸和屋内陈设保持了灾难瞬间的情景。所以也被称作“东方的庞贝”。
导致喇家遗址掩埋的自然原因在发掘之初已被考古工作者揭示：房屋倒塌及开裂迹象表明，是一场地震导致了喇家聚落的崩塌。同时，在喇家遗址地震裂痕的上方，完全覆盖着和整个官亭盆地一样的洪水沉淀物。《洪水》一文很有创见地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毁灭了喇家聚落，并造成积石峡上游滑坡坝的，很可能是同一场地震，因为遗址倒塌的残骸就位于堰塞湖溃坝后形成的洪水沉淀物上。”
这项发现使地震及堰塞湖形成的时间判定变得异常简单。吴庆龙的合作者从沉淀物下方和上方分别提取了碳屑样品，用碳14加速器质谱法（AMS）测定，认为这场洪水的发生时间在公元前2129至1770年之间。同时，他们还通过对这场地震中丧生的、遗址中的3名6岁至13岁儿童遗骸的骨骼样品进行碳14测定，将洪水确定在大约公元前1920 年。
有关地震及溃坝洪水的时间同样没有问题，因为，从方法到结论，这都与当时考古工作者对遗址的定年保持一致。考古研究对喇家文化的断代早有结论，认为其属于发源于甘青交界处洮河流域的齐家文化（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晚期。
到此，这项有关地震和洪水的研究都没有超出《洪水》作者可控的范围，并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作出一些推进工作。比如，创建性地指出了喇家聚落和积石峡堰塞湖的形成，是同一场地震的结果。并导致了数月后，倒塌的聚落上方被高达数米的洪水沉淀物覆盖，使遗址内部保持了较为理想的埋藏环境，能让今天的考古工作重现聚落当年的场景。
充满童趣的减法题
如果说《洪水》有关地震堰塞湖的研究完美揭示了喇家遗址形成的因果性过程，那么接下去的阐述则让人无法感觉到科学精神的价值。文章随后评估了这场洪水的峰值，通过堰塞湖容积和坝高估算，洪峰最高达到400000m3/s，是黄河积石峡段平均流量的500倍。比较一下，今年7月长江第1号洪水的峰值，不过是50000 m3/s，只达《洪水》估值黄河溃坝的八分之一。由此看来，这一积石峡溃坝造成的洪水不但是中国史前第一大洪水，而且称之为中国历史第一洪水也不为过。
随后，文章还对比了1967年金沙江支流雅砻江山体滑坡的情况。当时在雅砻江上游形成了170米高的天然坝，聚积了6.4亿立方米的湖水，9天后溃坝，对下游的影响达1000公里。由此，作者大胆设想，积石峡坝体估测蓄水达110亿至160亿立方米，溃坝后的洪水“可以轻松到达下游2000公里之外”。通过丰富的想象，作者认为，黄河上游的洪峰可以对2000公里外的平原造成巨大影响，而那里就是传说中“大禹治水”发生过的中原地区，“这一事件在这些社会的集体记忆中代代相传，形成了公元前1000年时的大洪水叙述。”
且不论“大禹治水”传说的真实性，《洪水》将黄河上游甘青交界处的这一溃坝事件，与发生在中原地区的传说联系起来，竟然只是凭借《尚书·禹贡》与《史记》中的两句话：“（贡物者）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及“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其中提到“积石”二字，联系《禹贡》上下文看，只可能位于陕北、晋北之交。而甘、青交界的积石山、积石镇之得名，则要到隋文帝之时。因此，将晋、陕的地名误以为是甘、青之“积石”，完全犯了望文生义之错。
最令人哑然失笑的是，该文作者以积石山溃坝的公元前19作为准确纪年。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史记》传说中，所谓禹的父亲鲧治水9年不成，而大禹治水乃成云云，做了一道极为简单而又不严谨的减法题——直接在1920后面减去20，言之凿凿地认定夏代开始的时间就是公元前1900年，以此为夏代纪年的计算提供新的标准。这样一个充满童趣的断代方案，差不多秒杀了所有古史研究者的实践。（本文原载于8月12日《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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