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明晖
（财新实习记者）
12个关于底层的故事，被分为“卑微者”、“出生地”和“生死课”三部分，收录在作家袁凌的新书《青苔不会消失》中。
这些故事里，有因矿难残疾瘫痪在床的矿工，有靠着小生意依附在北京的“局外人”，有在湘西侗寨相依为命的祖孙俩，有沂蒙山区的留守老人，有在边境村庄被地雷炸断双腿的妇女，有大凉山的艾滋病患者，有受水污染、砷污染影响的村民……这些人物大多普通无名，生活在社会底层，是实实在在的卑微者。
“集中关注底层人物，卑微的、但有价值的，里面包含着生命的，甚至是比我们在消费系统中的生活更真实的一种意义。”这正是袁凌认为本书所关注的主题。
袁凌长期从事记者、编辑、非虚构写作，曾发表过大量颇具影响力的调查报道和特稿，如《汶川：重建的隐忧》《守夜人高华》《走出马三家》等，出版了《我们的命是这么土》《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等。
新书《青苔不会消失》收录了他多年记者生涯中的非虚构作品，其中多篇文章是首次以全貌形式呈现给读者。书名出自袁凌的一句旧诗：青苔不会消失，只要世上还有，最后一个穷人。
4月8日，袁凌与作家梁鸿、媒体人淡豹就该书在单向空间展开对谈。作家李敬泽则以视频方式进行讨论。
《青苔不会消失》
袁凌 著
中信出版集团
4月
生活碾压过后仍有诗性
海子或许是本书故事中惟一不属于“卑微者”行列的一个。但袁凌认为，海子也来自于底层，他诗歌的根源是土地。
在他关于诗人的文章《海子：死于一场春天的雷暴》中，袁凌写道，“从第一次乘夜班火车离开家乡，他不论走出了多远，却从未反抗过乡土给予他的这份馈赠和义务”。“海子的自杀，或许是他对乡土责任的第一次逃避，却也由此最终回到了故乡。父母把他安葬在以前送别的坡地上。”
在袁凌看来，《海子：死于一场春天的雷暴》其实是对整本书的点题。因为本书的人物虽然来自于底层，生活如此卑微沉重，但他们同样具有诗性，那是受到生活折磨碾压过后的诗性，沉重之下的诗性。他们自己承担住了自己的生存，在此基础上重建了生活。他们身上拥有的诗性不是单纯的抒情，而是一种生命力，是生命本身散发出来的气息，虽然有一种淡淡的苦味，但仍弥漫着芬芳。
袁凌认为，海子诗歌的根源是土地
这种理解，于字里行间呈现出对苦难悲悯的克制。当袁凌切实地进入写作对象的生活，同吃同住，会发现生活是非常普通日常的，没有那么多激动的情绪。这既是无法解决的无奈，也是对真实的直面。诚如他书中的序言所说：“在浮泛的事实、过剩的情绪和他们真实生活的分界之间，我只能止步，不愿意搬弄这条界线，制造似是而非的风景。”
活动现场，有读者提问，在写作中，是否感受到使命感和更宏大的责任感。袁凌回答：“我没有什么使命感，只是觉得我有我的本分。”
在他看来，文字工作者和数学家或石匠是一样的，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也谈不上什么新闻理想或者使命感。如果说上天给予他某种文字上的天赋，让他对语言有兴趣，他能做的就是通过训练保持这种天赋，尽量把天赋写出来。
他将写作比作栽培一棵大树的过程，经过长时间在黑暗中的蛰伏，如果幸运，才能破土为人所见。而作者则是树上飘下的落叶，灰暗干瘪。因为作者把能力放在了树上，叶子不飘下来，树不会长得更好。
展示生活本身，而不是构建隐喻
令作家李敬泽印象深刻的是，袁凌的文字包含着一种庄重的伦理感。这源于他与写作对象之间尊重且谨慎的关系。袁凌既非记者式、也不完全是文学式的笔触，让李敬泽更愿意把《青苔不会消失》放在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个领域中去理解。
信息时代，新闻热点容易受到舆论的追逐，也容易被人淡忘，从而变成一个个被悬置起来的碎片，难以与读者发生联系。作家梁鸿认为，袁凌具有的能力，正是将特殊事件里包含着的普遍性呈现出来。把热点事件转化为持续性的状态，转化为普遍的人生和普通的生活场景，这才会让事件跟每个读者产生关联，超越具体情境而存在，引发人长久的思考。这是袁凌新书感人至深的东西。
媒体人淡豹则认为袁凌秉持的是一种“门内旁观”的姿态。他一方面对自己的写作对象具有很强的同理心，但在写作过程中免去了价值的判断，旁观他人的遭遇。这样的态度在叙事上的特点是把冲突事件写成场景和状态，这让她在阅读该书时感到叙事节奏的平缓。
对此，袁凌认为，现在许多特稿习惯通过强化不同因素间戏剧化的冲突，来展示一个意象，构成隐喻。这类叙述虽然也会写很多细节，但最后重要的不是生活本身，是那个隐喻。而袁凌不想要这种效果，他宁愿展示人的生存状态，通过细节展开一个真实的、回味无穷的想象空间。
这些细节，来自于他对生活的长期观察。“我知道我有文学想象力，有感受能力，但是我不愿意让这些天赋走在我对生活细致观察的前面，那样的话我就会变成一个很虚假的人。我一定要把我的天赋往后移，再往后移，移到生活经验本身已经没有办法更真实的前提下，再通过想象、天分和感受能力去描述。”
因此，袁凌认为，写特稿的目的并不在于揭露凶恶或者追问制度，而是展示人的状态和人性的东西。“比我们好或者比我们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去接触他、谈论他的时候，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平等态度。我们不是刻意去强调底层人的某种价值，或者相反，去否认他的某种价值；我觉得价值在这里不是最重要的。我希望在当中得到一种对话的关系。”
刊于财新网文化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