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以来的书法篆刻。清代末年，由于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存世的古代书迹，包括近世出土的殷墟的甲骨、齐鲁的封泥、西域的简牍、河洛的墓志以及帛书、纸卷等，大量影印，流传甚广，加上各种形式展览会的盛行，特别是辛亥革命后故宫的开放，私人和内府珍藏的书迹名品公开陈列，使当时学者能见前人所未见，知前人所未知，学风丕变，仿秦汉、宗魏晋成为一时风尚。并开始出现南帖北碑自然融合，篆、隶、草、楷四体并用的新趋势。
中华民国时期民国初年，书法家以康有为、郑孝胥、沈曾植、吴昌硕等人最为。康有为的书法初临《乐毅论》以及欧阳询、赵孟□，后改习六朝碑版，晚年则“欲孕南帖、胎北碑，熔汉隶、陶钟鼎，合一炉而冶之”。他的楷书，尤其是擘窠大字，纵极瑰伟，在曲铺横宕的书势中融合圆直狭长的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行法；行、草参合篆、隶笔法，显得苍古质朴，奇宕纵横。所著《广艺舟双楫》，抑唐尊魏，倡导碑学，影响很大。郑孝胥也是一位以帖入碑，由唐宋而上溯六朝的书法家。他的楷书，坚挺清刚，于冲夷处寓有激荡的气调，由此一矫清末以来赵之谦、陶□宣飘泛、板滞的习气。同时,他的篆、隶书,矫健飞动，也能自标一帜。沈曾植的书法,初学包世臣、吴熙载,晚年取法黄道周、倪元璐,且上追锺繇、索靖，能博综诸家，纯以神行,尤其用章草法写行书,气格高古,有人誉之为张芝复生。所著《海日楼札记》、《海日楼题跋》，用治学的方法论艺术，深入精微，特别是叙述书画融通之理，书体递变之迹，辨析“六代清华”与“三唐奇峻”的分野，石刻和墨迹的差异，擘肌分理，十分透彻，可以说是发前人之未发，代表了近代书学研究的高度与深度。吴昌硕以篆
书擅名。他寝馈石鼓文，参用草法，凝练遒劲，朴茂雄深，面目一新，结体左右参差，行气如虹，卓然成为一代宗师。同时，“强抱篆隶作狂草”，行草书苍劲雄健，气度恢宏，也不同凡响。近代书法，吴昌硕、沈曾植最为大家，功力之深，境界之高，远远超过前代。
康有为书联
近代篆刻也以吴昌硕为代表。他融合浙、皖诸派，“凿窥陶器铸泥封”，尤得力于书法，运用石鼓文意态，钝刀硬入，朴茂浑成，开前古未有之奇，不仅时下成风，还远播域外,至今不衰。同时期的黄士陵以利刀切石,不做破损，又开新风，平中求奇，苍劲跌宕,金石意浓,与吴昌硕无分轩轾，并峙印林。赵时□稳练儒雅，韵致潇洒，也堪称名家。
30年代，书法发展渐入正轨，熔今铸古，已不分碑、帖之学，且广拓新境，竞趋光大，启开现代书法的艺术门户。当时李瑞清的书法用笔遒练，体势开张有致，亦一时之俊。当时有马宗霍著《书林藻鉴》，汇编历代有关书法评论的资料，引征书籍达367种，体例雅正,因人见书，因书知人，检索十分方便，而且能利用新出土的史料阐述各朝书法，颇有新意。胡光炜的《书艺略论》与沈曾植一样，也用治学的方法论艺，其中不乏精深的论述，尤其碑、帖并重和融合南北书风的观点，为时立言，对当时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