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己诏”是古代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灾难时，帝王自我省视、检讨自己过失过错而发出的一种文书。其用意都是自责和担责，只是情节有轻重之别。有的“罪己诏”是假惺惺的，有的是真情实意的。不管哪种，发这种“罪己诏”，总比一错到底、死不认错、死不改悔的要好一些。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颁布“罪己诏”的人，是汉文帝刘恒。
公元前187年，即汉文帝上台的第三年，天空突然连续两次出现日全食。日全食是天文现象，现在我们知道，它与人间政事基本无关，但在古代人看来，是主上不德，人间将有大灾大难的预兆。刘恒这人天生仁慈，面对日全食，他诚惶诚恐，认为上天要警告他、处罚他了，于是他认认真真地写了“罪己诏”，表示“全部由我一个人承担领导责任”：
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菑，以诫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菑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讬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这个“罪己诏”言辞恳切，自我检讨有力，表明了汉文帝刘恒是个敬畏上天、敬畏众生的人，他与他的儿子（汉景帝刘启），开创了良好的“文景之治”，世所共知。
但大部分人，现在只知道汉文帝的孙子（汉武帝刘彻）的“轮台罪己诏”更为有名，而不知他爷爷文帝刘恒的“罪己诏”，事实上才是真正伟大的诏书。
这是很不平公的。
汉武帝刘彻穷兵黩武，几乎打了一辈子的仗。到了晚年，更是老糊涂了，巫蛊狱兴，卫皇后和太子刘据俱死于所谓的“巫蛊”，株连所及，宫廷内外，杀了几万人，杀人杀红了眼。
刘彻死去之前的前两年，即公元前89年，按《资治通鉴》所书，汉武帝刘彻突然“幡然悔悟”了，也下了个“罪己诏”：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资治通鉴》第二十二卷汉纪十四---阿瑟注）
这，就是以讹传讹的“轮台罪己诏”。
看着汉武帝死前的“轮台罪己诏”，这似乎是哀痛之诏，看来刘彻要彻底否定前三十年的穷兵黩武的政策？要想重启汉初黄老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以开创下一个辉煌的后三十年？
非也。
这只是《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处心积虑、苦心竭虑的杜撰发挥而已。
也就是说，后人盛赞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只是被司马光骗了、忽悠了。
北宋的司马光与西汉的司马迁不一样。司马迁作《史记》，他秉笔真书，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正如书名所寓意的，他是写给北宋的皇帝宋英宗、宋神宗及以后的皇帝看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是《资治通鉴》的本意和初衷。
也就是说，司马光虽然也尽可能基本忠实于历史事实，但在一些细节处，为了“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了规劝皇帝，他会有所添油加醋。这是阅读《通鉴》时要时刻注意的。
上面说到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就是司马光添油加醋的典型例子。或许也可以说，这是司马光老法师撰文时挟带的“私货”。
司马光的这个“私货”，在《通鉴》中，上下文的衔接处，是极不自然的，可以说是斧痕累累。
司马光写公元前89年那个“罪己诏”一事，是那一年的农历三月份发生的。但三月初，汉武帝还在泰山封禅呢。汉武帝泰山封禅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很多历史文献都有记录，《汉书》里面也有明确的时间记载，是真实可靠的。
武帝的想法，转变得实在太突然，简直不可思议。
如果他真的是在深刻反思自己前半生的所作所为，他应该不带着一大批方士、半仙去泰山封禅，不该去宣告自己的伟大功绩，不该去搞这么大一件劳民伤财的破事。泰山封禅回来，就幡然悔悟，自己骂自己，这个转变速度，完全不符合人之常情。
而且，在这个所谓的“罪己诏”发生的前一年（公元前90年），武帝还自不量力，让大将李广利侵略匈奴，只是那时西汉已经根本不是匈奴的对手，李广利所率领的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而李广利将军本人也只得向匈奴投降了。
汉武帝立即诛杀李广利全族，正恨匈奴，正恨已经投降的李陵（早几年先投降匈奴的那位）、李广利恨得牙根发痒，周身暴怒之中，怎么会突然一百八十度转弯，自己骂自己狂悖、愚蠢呢！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轮台罪己诏”有吗？有，但不是司马光在《通鉴》里写的那个样子。
真实的，叫“轮台诏”，少了“罪己”两个字。真实的“轮台诏”收录在班固的《汉书》里（西域传第六十六下），诏书全文罗里吧嗦的长篇大论，我录主要内容如下：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令百姓养马即可免除徭役），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你看，《轮台诏》是武帝针对西域有关具体问题，尤其是轮台（西域的一个地名）屯垦一事做出回答的诏书。在诏书中，武帝没有表现出对过去穷兵黩武的悔悟，也没有反思他自己一生的过失，与“罪己”根本沾不上一点边。
所以，汉武帝晚年的治国路线，根本没有从穷兵黩武转变为“守文”。这个“轮台诏”，只是在说：现在壮年士兵死得差不多了，粮食储备也没有了，让羊毛和韭菜再长一长，我们再继续吧！当下，请也千万不能放松了武备！
幡然醒悟、洗心革面的晚年刘彻形象，就是这样，经过司马光老师傅精心地、有意地塑造了出来。
当然，司马温公写《通鉴》，写到公元前87年，即汉武帝死的那一年，大概觉得对前面给武帝贴金的“罪己诏”，实在有点过意不去，在给武帝的棺材上最后钉钉子时，司马光还是总结性地给汉武帝刘彻敲上了最后一枚扎实的大钉子：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6月10日星期三，于浙江海宁
延伸阅读：沈阿瑟｜杀人如麻的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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