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近8亿农民的大国企图照搬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使把全世界的生产线都搬到中国、把全世界的能源和原材料都运到中国、把全世界的商品销售市场都给了中国，也难以实现近8亿农民逐步转变为产业工人。更何况面对国内的环境约束、土地约束、能源约束、产能过剩约束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约束。石油、天然气和化学工业带来的‘石油农业’‘化肥农业’‘农药农业’难以持续，即便可以持续，那么，我们还能期待着农村农民大部分转变为城市蓝领、城市蓝领大部分转变为高端服务业白领和金领、可以继续近乎疯狂地把城市近郊的良田变为别墅或四合院，把远郊的沃土变为迪士尼乐园吗？遗憾的是，写字楼的计算机键盘上敲打不出粮食和面包。那么，城市最终将在动荡甚至动乱中重新长草而变成乡村甚至墓地。”
因此，他提出了中国农村应建立新型集体所有制，走再组织化的道路。
1.中国农业必须实施以股份合作制主要形式的新型集体合作社，实现“再组织化”。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废除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旧组织”后，实施的“土地承包到户”本质是去组织化，虽然一度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也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的集约发展，各种弊端如今已经显露无疑。
而再组织化不是对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复辟，而是以股份合作制的新型集体合作制。
各户农民以自己的承包地入股，有专业能力的种粮大户或乡村能人，以自己专业能力获得一定比例的技术管理股份，拥有相对独立的经营管理权，接受董事会的领导和监督。
农民的股东和劳动者身份分离，股东身份参与分红，劳动者身份按劳取酬领取工资。
这样既可以确保农民土地承办权的基本利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也能够形成组织化集约经营的优势，同时能够发挥出农村能人的积极性。
在此，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基础，政策引导是关键。国家政策引导须包括财政补贴政策引导、金融扶持政策引导、政府采购政策引导、科技扶贫政策引导等。
2.中国必须告别“石化农业”，因为这种对土地涸泽而渔的农业模式已经达到极限，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重建低成本的生态循环农业势在必然。
应该在农村再组织化的基础上，在国家扶持引导下，重建农村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
比如在一个村级股份合作社范围内，如果自然条件允许，按照生态循环的原则，按合理比例配种小麦（稻谷）等主粮、大豆（花生、油菜籽）等高蛋白油料作物和高产量的红薯（或土豆、魔芋）等；可合理匹配一定规模的畜牧业和鱼塘。
如此一来，这三类粮食除了卖粮给城里或农民自己食用外，还可以混合作为饲料用于养殖业；动物粪便、鱼塘腐泥和动物秸秆可混合发酵，成为有机肥料；农民应集中居住在节能生态楼房中，一方面可节约土地用于种养，还可以集约利用太阳能、节省能源。
这也有利于改善生活卫生条件；此外还应实施严格的垃圾分类，固态垃圾进行回收，而厨余垃圾则用于生产沼气，可以为农民做饭提供燃料，其废渣可做肥料。如此可建立一个村级单位的小循环生态农业。
在这种生态循环农业模式下，农业基本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的自我循环，不仅可极大地改善环境，也能使农业成本大幅降低，同时也可以消化较多农村人口就业。
为此，农业科技进步的方向应转向──如何发挥好自然生物相生相克技术以治理病虫害；水资源高效利用的技术（比如滴管技术）；微生物对现在严重污染的土地、水质改良技术；生态绿色高产量育种技术等。这就需要国家通过产业政策和资本市场大力支持，实现科技新突破。
倘若决策者能够团结社会精英，领导社会大众，采取如上措施，进行一场基于人民、国家和人类的根本利益，为了国家、民族和人类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彻底系统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