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刊物的缘分就是两个字：适合（尹学芸）
9月我们将迎来《北京文学》70周年华诞。
《北京文学》创刊于1950年，沉淀了深厚的文学底蕴。
第一任主编为老舍，汪曾祺曾任编辑部主任。着名作家杨沫、王蒙、林斤澜、浩然、刘恒都曾担任过正、副主编。70年来，一大批作家在《北京文学》发表处女作或在《北京文学》发表成名作，还有不少铁杆读者一直关注并阅读《北京文学》。数十年来他们与《北京文学》鱼水相依，有了许多值得怀恋并回味的故事。为纪念《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我们将陆续邀请部分作家和读者为大家分享他们与《北京文学》发生的故事，敬请关注。
作者简介
尹学芸，女，出生于1964年7月。天津市蓟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00余万字。已出版散文集《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长篇小说《菜根谣》，中篇小说集《我的叔叔李海》《士别十年》《天堂向左》《分驴计》等。曾荣获首届梁斌文学奖、孙犁散文奖、林语堂文学奖、《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我与《北京文学》
人与刊物的缘分就是两个字：
适合
文/尹学芸
这样多的期刊，《北京文学》是我最早结缘的朋友之一。其实说“之一”有些客套。20世纪90年代初，我常联系的杂志就那么三五家，也闹不清谁高矮胖瘦。那个年代纸媒繁荣，我更喜欢在报纸做专栏。我起初寄稿，绝不因为浩然是《北京文学》主编。我从没想过要动用熟人关系给自己发稿，觉得编辑岗位都很神圣，不会让不达标的稿子走后门，自己也羞于去做这样的事。我第一次参加《北京文学》在潭柘寺举办的笔会，还不是《北京文学》的作者，而是源于浩然对家乡晚辈文学青年的情谊。当时我们刚好在一家杂志上发了小说，封二上登载了他和我的照片，这是1988年的10月份。浩然很兴奋，在很多场合表扬我。那时笔会在我心中也不特别。记得一位老先生长得方方正正，似乎是编辑部主任的角色，他提醒我说，应该认识一下小说编辑。这样他领我见到了章德宁老师，其实也就是那一面，以后也并未怎样联系。如果有人认为一次笔会能解决什么问题就错了。本就傻乎乎的一个人，又出奇地三观正确，所以除了看了段什么皮影，没留下任何别的印象。我跟浩然其实也不熟，与他的交往一直很被动。不像家乡的有些作者，会经常性地加强联系。印象中从未主动找过他，有限的几次交往都是他到家乡来或我写了有关他的文史资料，请他把关。就是在那次笔会上，他告诉我他给我写了封长信，而我却没收到。“信里是谈了一点真正东西的。”他告诉我，神情有些遗憾。当然后来收到了，大约已经过去了半月有余。再寄稿，也未寄给他本人，而仍是寄给编辑部。后来发了两个短小说《凉凉》（外一篇），大约是1994年。几年以后，又寄了个中篇《欲望之花》，稿子还没着落，责编寇挥调走了。这时浩然大概已经卸任了，当然也许没卸任，反正我把他当主编的事忘了。有趣的是，寇挥临走给我写了封信，说已经跟编辑张颐雯交接，后续稿子的事由她处理。就这么，我被平安“过度”，而张颐雯把稿子给我寄了来，建议我改。我改稿的事也是后来学会的，那时还不会。于是把稿子抄一遍，又寄了回去。记得张颐雯在电话里还说了句：“也没怎么改么。”这是哪年的事，我已经不怎么记得了。就这么，我跟张颐雯打交道至今，断断续续，时断时续。发有六七个中篇，其实也只见过一次面，是在《小说月报》百花奖的颁奖会议期间，我到房间去看她。记忆中有一些有趣的对话。发中篇小说《小丰是我的堂弟》时，颐雯说，小说写得那么好，咋没人转呢？也有读者说同样的话，大概是《北京文学》的铁粉儿，辗转找到了我的电话。作为作者，对稿子没有多少期许。这不是低调，是接受现实。发中篇小说《我是罗先生》时，我刚学会开车，回老家的路上，在津围公路拐弯处把车停稳了，才接她的电话。后来这个小说压了很久，让主编杨晓升老师都耿耿，在许多场合提及。他不知道，类似的情况也在发生，我早已见怪不怪。他们最后还是把小说发了出来，还有杂志稿子压了若干年，最后也没能发出来。作为业余作者，什么事情都能遇到。好在我想得开，稿子发出去了，就属于别人了，留在手里才属于自己。这有点像地主屯粮，当然有个自愿不自愿的问题。现在想一想，大概没有我这样的作者。平时除了寄个稿子，从没刻意打过交道。年节也从没发短信问候，我会这样想，问候人家等于给人家添麻烦，一个编辑要面对很多作者，何必呢？事实证明没人在意你是否礼数周全，最起码，《北京文学》的编辑是这样。估计很多编辑也会这样想，如果稿子不行，礼数再周全又有什么用呢？说来也奇怪，我遇到的编辑大概都是和我一样的想法，他们总是默默编稿，从没见对作者有过什么额外的要求。去碰对的人，去碰对的刊物，即便长路漫漫，也是行走的过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有时候，也耳闻作者抱怨编辑，或编辑抱怨作者，私心里会觉得自己还是运气好些，或者人以群分，大约也是没办法的事。我对《北京文学》的感觉大约就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的。捕捉编辑可能有的善意，大概是每一个业余作者的本能。我没见过寇挥编辑的面，与他打交道也仅那么一次。他后来还想让我把这个小说改成长篇，我因为没什么想法，事情也就过去了。这个小说是一个温暖的开端，有时我会纳闷，是因为小说有这待遇还是因为他让所有的作者都有这待遇，时至今日也是未知数。这个中篇经由颐雯编辑的手发表了，记得有位评论家做中篇综述时还提过一笔，大意是说作者出生在上海的小弄堂，大约故事氤氲的气氛让他有了误解。那时的埙城还叫“本城”，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名字，但只用过那一次。只是，从此我知道有个编辑叫张颐雯，与作者从不交往过密，但从来都是一种正常的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而且不乏关心和理解。第一次知道《北京文学》有反响，是一个朋友出差去贵州，在首都机场的报刊亭买了本刊物，上面有我的中篇小说。记得他当时告诉我，那个报刊亭就只有《北京文学》。我觉得首都机场是个高大上的地方，我还没收到样刊，读者就先睹为快了，他们大概是很把读者当回事的。后来有了微博和微信，情况逐渐知道得多了些。自由来稿他们专门有人登记整理出目录，那可真有点海量的感觉。扉页还回答读者的提问，记得我曾经回答过一个甘肃读者的问题，她就是专门问我的。接地气儿。也只能这么说。与杨晓升老师的交往也不多，第一次见面是在《十月》主办的京津冀论坛上，杨晓升老师说我总在《收获》发头条，有关方面应该注意云云，让我甚是感动。他有点像敦厚的兄长，后来给我的新书宣传做嘉宾，也源于我对他的这个印象。人与人的缘分，人与刊物的缘分，其实就是两个字：适合。你也许过去不适合，现在适合了。或者，现在适合了，却不一定代表将来。他们的选刊版有一年选了我四个中篇，这对一个业余作者，是多么大的鼓励。我也连续三年拿了他们的优秀作品奖，他们表彰作者，可是够慷慨的。拉拉杂杂说这么多，也没完全表达清楚我想说的话。我与《北京文学》的缘分拉的战线长，却并无多少了解，如果有一些了解，那就是他们很像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