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皇叔父”与“王叔父”案：
清王朝在北京建立中央政权，为健全和稳定全国行政机构，培养维护其统治的官吏，沿习历代王朝惯例，实行科举。顺治元年，规定在子、午、卯、酉年举行乡试，辰、戊、丑、未年举行会试。各县诸生于省城考试，叫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考中者为举人。第二年二月，中考者集齐于京城再考，此叫会试。
顺治二年为清王朝第一次乡试，河南省乡试于八月初九日首场，十二日二场，十五日末场。三场完毕，发现中举者中竟有人将“皇叔父”写成“王叔父"。因为顺治元年，皇帝福临在北京登基，表彰多尔衮对清朝入驻中原的功劳，认为其功“此皆周公所未有而叔父过之”。特颁诏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锡之册宝，式昭宠异”。因此，多尔衮应称为“皇叔父摄政王”。考卷中将“皇叔父”写成“王叔父”，对当时权势鼎盛的多尔衮来说，一是不敬天子帝王，二是轻视摄政王。就这样，负责此次考试的主要考官欧阳蒸、吕云藻全部被革职，并交由刑部问罪。
(2)坊刻制艺序案：
顺治初年，清廷忙于战争，文网之事，尚未被重视，且新旧朝代更迭，规章制度尚待确立，胜朝遗民士子对新朝并不顺服。五年四月，大学士刚林有“直纠悖乱坊刻以正人心”疏，发起又一桩文字狱。
刚林，满洲正黄旗人，精通汉文，天聪年间以汉文应试中举，崇德元年授国史院大学士。人关后，与范文程等参与政事，依附摄政王多尔衮。刚林于疏中称，因以汉文教授子孙，发觉坊刻选文“皆悖谬荒唐，显违功令，已令人不胜骇异”。尤其所书“制艺序”，“只写丁亥干支，并无顺治年号，以尊一统，历代皆然，目无本朝，阳顺阴违，逆罪犯不赦之条”。于是定谳，将有关人员毛重体、胥庭清、史树驶、缪慧远等均置于法。当时礼科杨栖鹗遂有请正文体一一疏， 要求规定“自今间中基族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杜杂稿概行禁止”，以此控制出版权限。
(5)张缙彦诗序案：
张缙彦，字坦公，河南卫辉新乡人，明崇祯辛未进士，升官到兵部尚书。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农民军攻打北京，他会同太监曹化淳开门迎降，后不被重用，于是南归。顺治元年，清军南下，彼赴固山额真叶臣军前纳款。南明弘光朝立，又援以总督，惧选隐匿。顺治二年复受洪承畴招降。顺治九年因荐赴吏部考核，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官至工部侍郎，十七年甄别降授江南徽宁道。六月，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劾奏大学士刘正宗阴毒奸险，结党攀附，蠹国乱政案，其中军状之一，即“正宗莫逆之友为张缙彦、方拱乾。缙彦外贬，拱乾流徒，正宗之友如此，正宗为何如人耶?”“且缙彦序正宗之诗日，“将明之才”，其说满尤不可解。”于是， 张缙彦诗序案发，顺治帝立命令刘正宗、张缙彦回奏。
所谓“将明之才”，据刘正宗回奏，“此语诚似诡谲， 然臣现存诗稿，缙彦序中未见此语也”。其实他把原稿扯毁灭迹，想以此混蒙欺的可见，务发省与核告者都认为此活的要害乃一快复明朝转理。美系非线。顺治十七年，湖广道监察街史内成义有勤张维痛“守藩浙江，制有《无声戏》二集一书，诡称为不死英体，以煽惑人心。”即将张缙度解官建押至京师。顺治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审议具奏。
审讯时，张维彦承认为刘正宗诗作过序，序中“将明之才”出自诗经，西汉书库真脚墨刻所载。但又谎称曾送与魏育介、林起龙、张珞、王熙等人，未送刘正宗;且原为草稿，后又改写一篇，刻与未刘不知道，尚未成书。及至用刑，才供已送刘正宗。 文政王大臣商议认为，“将明之才， 即系诗经、西汉书颜真卿刻所载，若非有意借用，何不即行承认，乃巧辞欺饰，实有说请之程巨测之心。”张缙彦“以诡请言词作为诗序，煽惑人心，乐现从宽免情罪重大”应立新。同年顺治帝下圣旨，按律法张缙彦是要被砍头的，结果是将其免死，革职，追夺诰命，没收家产，流放宁古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