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继承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并把它创造性地发展为“仁义”，将其广泛地扩及于政治、伦理等领域，深得后世儒家之赞美。《孟子序说》云：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所谓“其功甚多”，应该理解为孟子将“仁”从修身养性之术变成了一种可操作的政治手段，同时也将其发展成比较系统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对我国后来的政治文化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从“仁”出发，也由此而提出了系统的“民本思想”和“仁政”“王道”主张。
孟子强调民的重要，认为民是政治的基础，他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曾对梁惠王说“仁者无敌”，又告齐宣王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他还认为“民贵君轻”，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甚至成为初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
关于“仁义”学说，孟子在和别人的交谈中都从不同的角度作过阐释和说明。《孟子·梁惠王上》记录了孟子与梁惠王之间的一次谈话：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见到梁惠王后，梁惠王开口就问：“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会给我的国家带来利吗？”孟子直截了当地批评了梁惠王何必开口就说利呢？我只带来了仁义而已。如果一国之王一开口就说利，大夫们一开口就说利，一般的士人一开口就说利，一个国家上上下下都在争利，这个国家也就危险了。在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能杀掉君主的一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人；在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能杀掉君主的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人。
在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大夫拥有一千辆兵车；在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有人拥有一百辆兵车，他们拥有的实力不能说是不多，如果他们都轻义而重利的话，他们一定会夺走君主的权力和财富，才会满足。反过来说，不讲仁德的人会忘掉自己的父母，不讲仁义的人也不会先为君主着想的。孟子因此劝梁惠王要讲仁义，何必讲利呢？在这里，孟子既讲了言“利”之害，又讲了言“仁义”之利，说明了讲仁义的重要性。
《孟子·告子下》亦记述了不讲仁义、只讲利益的危害：
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
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
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
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这里，孟子也用“仁义”劝诸侯罢兵息战。孟子认为如果用利害关系说服了秦、楚两国的君主，说明秦、楚两国的君主也是好利的，秦、楚两国君主因好利而让三军罢兵息战，这并非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也不可能称王于天下。在孟子看来，做臣子的应怀着仁义之心侍奉自己的君主，为人子者应怀着仁义之心侍奉自己的父亲，为人弟者应怀着仁义之心侍奉自己的哥哥，君臣、父子、兄弟都抛弃了好利之心，以仁义之心互相对待，才能真正称王。这里，孟子强调了仁义之道对于统一天下的重要性。
孟子在阐释仁义学说时，往往仁、义并重。他对仁义学说的阐释，更多地表现出对人民命运的关注。《孟子·梁惠王下》记述了他和齐宣王之间的一次对话：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在这里把那些践踏仁义之道的君主就叫做“残贼之人”，把能不能践行仁义之道作为衡量一个君主的重要标准。孟子面对一个手握生杀之权的君王，能毫无顾忌地说出这番话，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孟子在《尽心上》曰：
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这里对“仁义”作了更具体的解释，草菅人命，错杀无辜，就是不仁；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却不择手段地得到它，这就叫不义。
“仁义”不仅是现实的政治理论，也是孟子人格思想学说的核心观点。对于儒家来说，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培养完美的人格。孔子要求每个人都能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荀子提出“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要求成就完全纯粹的理想人格。而孟子提出“仁义”的最终目标是要求“人人皆成尧舜”。
从其性善论的要求上来看，孟子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善的本心。但善的本心需要后天的小心呵护才能最终实现，如果不善于涵养，任其自生自灭，善的本心就会永远处于蒙蔽状态。在孟子的修身序列中，善只是一个人应当具备的最起码的品质，后面更有“信”“美”“大”“圣”“神”等阶段逐层升华，即“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因此，在孟子的眼中，后天的涵养极为重要。在如何成尧舜的道路上，他提出：一是要能善于“养浩然之气”，二是要能承受“劳其心志，苦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意志考验。做到了这些，善的本心就会成为一个现实的品质了。
无论是在《论语》还是在《孟子》中，“仁”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需要落实于具体的社会实践当中。在孟子的性善论的“四端”中，基础和核心都是“恻隐之心”，即仁之端也。对于什么是“仁”的问题上，《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认为“仁”表现为一种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等差之爱，依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向对象倾注不同的情感。
“仁”的起点是孝，即“仁之实，事亲是也”。在此基础上，《孟子·梁惠王上》提出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其最终目标则是面向全社会的“仁者无不爱”，在这个爱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
因此，孟子认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最基本的标准就是要坚持“怀仁义以相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应当把握什么样的原则是战国时期每一个思想家都曾努力思考的问题，是以礼相待还是以利相诱？是以德化之还是以力服之？所以当学生万章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孟子就直接告诉他：“恭也。……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孟子选择了“怀仁义以相接”的方式，而极力反对利益的诱导。
在他看来，“见利”最容易使人“忘义”，而失去了“仁义”的善端，人就变成了非人。国家如果以利相诱的话，最终也会国将不国的。相反，如果人人都能以“仁义”作为交往的基本原则的话，这个国家自然就会秩序井然、和谐稳定。“见利”而失去了“仁义”的善端，那是很可悲的事情。
《孟子·告子上》进一步指明：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意思是说“仁”是人心固有的，“义”是人该走的正确的道路，如果丢掉了正确的道路而不知道寻求，丢掉了仁心不知道寻找，那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鸡狗走丢了都知道去寻找，仁义之心丢掉了却不知道去寻找！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就是把那失掉了的仁义之心找回来呀！
《孟子·离娄上》再次阐述了“仁”对于任何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品质：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