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不！有很多人说中国画重视组织结构，观察事物从本质着眼，而西洋画只重视明暗外貌，观察事物从现象出发。中国画的确十分重视组织结构，观察事物的确总是从本质着眼的，这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优秀传统。但说西洋画只看明暗现象却不尽然，西洋的优秀作品又何尝不是表现了事物的本质呢？如不加仔细分析，则我们学习西洋也无非是抄袭一些光影、色彩而已。表现事物本质与否及重视组织结构与否不能是区别中西画素质的关键。
如说中国画有主题突出、手法洗炼、夸张及单纯等等特色，这些艺术表现中的要求在西画中又何尝不是相同的？.谢赫归纳的“六法”完全适用于对西洋画的品评，也可以作为西洋画的创作原则。中西画在创作原则上固然有共同性，但其素质毕竟是不同的。素质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思想感情方面，而表现手法中的差异则更为明显。这使我想起话剧和戏曲的表现手法问题；话剧舞台的真实，既在规定情境之中，无论是环境和生活，都必须合乎现实生活的逻辑。
舞台上如布置的是内景，就不能同时又是外景，人的活动和景有严格的制约关系。角色的动作和舞台调度，不管有多么巧妙的艺术处理，但严格要求遵守生活的规律，要像生活里一样生活在角色里，行动在虚构的规定情境里。戏曲舞台的真实，有它自己的解释，戏曲的特定环境，虽也靠一定程度的舞台装置表现，但主要的特征是依靠演员的表演。它是在特殊的舞台逻辑中表现生活的逻辑的。这一段关于话剧和戏曲表现手法的比较，也同样适合于一般西画和国画表现手法的比较，
我看到袅娜的杨柳觉得很美，看到雨洗的荷花觉得很美，我曾多次用油画和水彩来表现杨柳和荷花，但一次也没有成功过。如柳荫或荷塘只是画远景，倒还能表现出一个大略的气氛，但要画近景刻划它们便觉得束手无策。当我伏在池边用水彩学王冕写生荷花，尽管以最大的耐心仔细地画，但一比宋人那朵出水芙蓉，便觉得自己的画粗陋不堪。一般地讲，西画的表现手法偏重于环境气氛的烘托，亦即物与物间相互关系的严格比较和安排，故如将其所表现的事物与特定的环境分离开，便往往显得面目全非或失魂落魄了。
我画荷花之如此失败，主要是运用了追求“环境气氛的美”的表现手法来表现荷花本身的美。西画在表现“环境气氛的美”时有其独到处，但其表现领城应不必一定只能局限在这种环境中。这必然要谈到“背景”。有些国画画蛇添足地染上天和地的颜色便显得庸俗恶浊，但这并不等于国画就不需要或画不好具体的天和地。而在油画中，简单地故意不画背景也未必就算民族化。画不画背景的问题是决定于所要表现的主题的“美”存在于哪一方面的问题。
在我们的优秀传统中，对待一幅作品要不要补景及如何补景是要求得十分严格的，这是根据如何充分表达构思来决定的。西画要不要画背景的问题也不是绝对的，也要根据所表现的“美？之何在来决定。手法本身的多变并不就是艺术，它的演变和发展是隶属于主题意境的演变和发展的。从“背景”联想到国画中的“空白。当我想画在辽阔的田野那边劳动的人们或宽敞的广场对面的人民大会堂时，苦于无法处理这衬托主题气氛的“辽阔”与“宽敞”，这在国画中便往往用一个积极的有力的表现手法，那就是“空白”。
我努力尝试在油画中虽无空白而要造成空白的效果，但结果仅得到虚实宾主的关系，达不到国画中那种表现了无限空间的“空白”的效渠。我追求空白的效果虽未找到门径，倒想起了伦勃朗的黑背景（并不完全是黑），那与我们的空白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异曲同工之效的。抽画在欢洲也早已力求解放其表现手法中拘谨的环境制约，何况来到我国，我相信国画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手法是能够合情合理地移植到油画中去的。人们常谈起光源，透视等等问题，这些不是油画民族化或国画反映现实生活的难题，那只是在某一幅作品中如何艺术地运用这些手法的问题。
话剧和戏曲的表现手法不同，话剧不放弃自己特有的表现手法，这并不妨碍话剧的民族化。油画和国画的表现手法不同，油画不放弃自己特有的表现手法，也并不妨碍油画的民族化。但话湖也能适当吸收戏曲的表演手法，一般认为焦菊隐在《蔡文姬》的导演中就作了这方面的努力。同时，我认为油画吸取国画表现手法也只是如何吸取的问题。油面，它是要取得我们的国籍而成为中国画的一个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