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谭嗣同在《仁学界说》中介绍，“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可见，《仁学》一书中的思想来源纷繁复杂，包括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儒学思想、墨家思想;佛学、耶稣教宗教思想;明清时期以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与民主思想等。
其中很多思想学说亦成为其妇女解放思想的理论来源。“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概念，孔子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以‘仁’为核心，建构了他的爱民、富民、德治仁政的为政思想”。孟子根据孔子之意，明确提出“仁者爱人”，并以“性善”论作为“仁政”学说的哲学理论基础，主张“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程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以此作为“仁政”学说的核心。“孟子把春秋时期开始出现的‘以民为本’思想，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不仅丰富了它的内涵，而且将它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可见，孔孟的“仁”的思想中含有平等之义，孔子的“爱人”指的是爱所有人，包括奴隶，孟子更是认为“民为贵”、“君为轻”。
西汉董仲舒为维护封建统治制度，提出“罢黯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从此“仁”的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但是“仁”的学说在董仲舒的改造下，其等级性得到了加强，使其与孔孟所创立的“仁”的基本精神产生了差距。董仲舒把“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确立为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将“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从属于“三纲”，使得个人的行为准则从属于封建等级关系。他的理论使得“仁”完全失去原先的平等、民主精神。谭嗣同《仁学》思想体系中的“仁”，继承了先秦儒学思想，具有“平等”之义，在妇女解放思想的理论来源上，谭嗣同基于秦汉之后为名教所乱的儒学的认知，猛烈批判封建纲常礼教。他以“通”释“仁”，认为通有四义，其中“男女内外通”取义于《周易》。
谭嗣同试图借《周易》所讲的通，来打破男女之间隔阂，实现男女的平等。在“改制”方面，谭嗣同极力推崇孔子，称“孔子初立教也，黑出古制，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认为孔子是改制的先人，力求破除封建专制，倡导妇女解放。谭嗣同对墨学思想的推崇，与其学习经历与个人性格密切相关。据《谭嗣同年谱》记载，1883年，19岁的谭嗣同开始接触《墨子》，对墨翟为人产生了钦佩之情，于是“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使谭嗣同颇感兴趣的，一是墨学中的“格致之学”，二是“任侠”精神，尤其“任侠”精神，正好与他要求自由与解放的豪放情怀相契合。
他的《仁学》一书受墨学思想影响甚深，甚有学者认为其思想“无不本之于墨学，宗之于墨学”。谭嗣同平等的学说就是《墨子》之《兼爱篇》的演绎，他利用墨子“人我一如”的平等自由思想，对阻碍妇女自由、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封建制度与纲常名教展开批判。谭嗣同在南京任候补知府期间，结识了佛学大师杨文会，自此他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谭嗣同认为，佛教的“慈悲”、孔教的“仁”、耶稣教的“灵魂”中，佛教的“慈悲”最为体现世间的爱。
谭嗣同虽强调佛、孔、耶三教相通，但是更强调佛教的究竟圆满。他说:佛教纯者极纯，广者极广，不可为典要。惟教所适应，极地球上所有群教群经诸子百家，虚如名理，实如格致，以及希夷不可闻见，为人思力所仅能到，乃至思力所必不能到，无不异量而兼容，殊条而共贯……佛教，则地球之教，可合而为一。谭嗣同一再强调佛教能统摄群学群教，“他试图以佛教、佛学统一、囊括世界的一切宗教、一切学说”。
因此在谭嗣同的思想体系中，佛教思想不仅成为《仁学》中一以贯之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其妇女解放思想最重要的理论来源。“《仁学》中佛学思想的根本旨意是倡导平等”，谭嗣同运用佛教的众生平等理论，结合近代中国社会，构筑起“仁学”体系，在此基础上倡导男女平等。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传入，对谭嗣同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谭嗣同接受了近代西方“以太”说的影响，将“以太”视为“原质之原”，即事物的本原，而“以太”的功用是“通”，“男女内外通”作为四通之一，必须要实现平等，这即是“通”之目的所在。谭嗣同将西方以“以太”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作为证明平等是仁的基本内涵的根据，“打破封建迷信，实现科学与哲学结合”，为妇女解放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外，谭嗣同还运用了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学说，将其所宣扬的平等精神与中国社会相结合，从而表达对广大妇女受封建礼教摧残的不满，并试图寻求男女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