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敦煌文化驿站第25期 |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解读敦煌古代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
作者：郭瑶
敦煌艺术如何成为不断创新的典范？中国艺术家对敦煌艺术又是如何探索的？敦煌研究院在敦煌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敦煌艺术传承创新百花争艳的时代如何表现？
7月27日下午，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2号影院座无虚席，200余名通过网络预约报名的听众等待着即将开始的《敦煌文化驿站》公益讲座第二十五期，这也是今年旅游旺季以来，《敦煌文化驿站》首次开讲，也是人潮褪去后一次难得的静心聆听之机。听众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也有以敦煌市市委书记、市委宣传部为代表的领导干部团队，更有来自今日头条的大V探秘官团队。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部长李萍主持了讲座。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作为本期主讲嘉宾，开展了题为《敦煌艺术的传承创新》的讲座。赵声良三十余年来致力于研究敦煌文化，对敦煌石窟艺术有着深入了解和丰硕的研究成果。讲座中，他对4—14世纪敦煌艺术的重要成就进行了梳理，并就敦煌艺术对于当今艺术创新的重要意义及在当代社会的价值进行了深入阐述，为听众全面认识中国艺术史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
赵声良院长的讲述深入浅出，语言生动，赢得了在场听众的阵阵掌声。讲座结束后，赵院长同听众进行了交流，就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形象特点、敦煌文化形神兼备的特点以及敦煌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推广等问题做了耐心解答。
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是保护和利用敦煌莫高窟的公众旅游服务设施，旨在让游客更好地领略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和绚丽多彩的石窟艺术。为了丰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文化内涵和服务内容，我们推出面向游客的公益讲座《敦煌文化驿站》，不定期邀请研究敦煌文化和致力于敦煌石窟保护的专家学者，向游客讲述敦煌的历史变迁和千年石窟的奥秘。
《敦煌文化驿站》公益讲座于4月20日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开讲，这也标志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向深入挖掘场馆功能和促进敦煌文化弘扬方面迈出了新步伐。，已是《敦煌文化驿站》走过的第五个年头，我们共邀请了26名国内各高校的名师大家及潜心研究、解读敦煌和致力于敦煌石窟保护的专家学者登坛开讲，陪伴着七千余名听众走近和了解敦煌，也收获了一大批爱好敦煌学和石窟艺术的跨专业粉丝。
文化惠民不仅为百姓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更重要的是引导人们养成与文化同行的习惯，公益讲座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同时，敦煌研究院每年在敦煌石窟周边的县市组织开展文化遗产“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进军营、进企业”的文化惠民活动，而每年的国际古迹遗址日、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和寒暑假期间，也会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邀请学生参观壁画修复现场、举办文化遗产知识进校园等教育推广活动，在对文化遗产的普及教育方面不遗余力。
讲座实录
我们知道，莫高窟坐落在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敦煌。现存700余个洞窟，包括壁画45000平方米还有2000余身彩塑。这样丰富的内容当中，实际上包括了三个方面的艺术、建筑、雕塑和壁画。从建筑的角度上说，石窟的建造最初在印度有一定模式，我们是学习印度的模式在创造石窟的。在此过程中，中国的艺术家会做一些改变和创新。比如印度的支提窟，中间有一个佛塔，我们也称作塔庙窟。把一座塔放在石窟里面，这个在印度很多。人进入洞窟之后，绕塔一圈，拜塔。拜塔就是拜佛。最早的时候佛像还没产生，用佛塔、佛座，甚至用佛的脚印来象征佛，所以拜塔就是拜佛。这样一个塔庙窟到了中国，在敦煌我们找不到像印度的塔庙这样的，但是我们有中心柱窟。莫高窟428窟，我们一进到洞窟看到一个方形的柱子，因为中国的佛塔就是方形，我们在各地都能看到。当然除了方形，还是有一些圆形的，多边形，但是在中国最多的还是方形的。我们把塔庙窟当中这个佛塔变成方形的，人进到洞窟同样绕着中心方柱一圈拜佛，这是拜佛的传统。在方形的佛塔里面，中心柱窟里还有一处很奇妙，在中心柱窟的窟顶前面有个人字披顶。人字披顶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特色，中国古代的房屋都是中间有梁，两边有一个一个的椽子，形成一个人字形顶，这是中国传统建筑最有特色的，印度肯定是没有的。要把中国式的建筑放在佛教洞窟里面，这是中国人的改造，中国的艺术家觉得这样放进去会让人很亲切，好像进入自己传统的房屋里面，就不是那么陌生。而且还有斗拱，中国建筑最典型的斗拱用来干什么呢？我们知道木结构建筑通过斗和拱支撑上面房梁的重量，有承重作用。但是在洞窟里面不需要这个，因为洞窟就是从岩石中开凿出来的，这个斗拱仅仅起到装饰的作用。为什么要用斗拱来装饰，因为中国人觉得房屋肯定要有斗拱，没有斗拱会很奇怪，所以在这样的洞窟里面增加了中国传统的人字披顶，增加了斗拱，这样就形成中国式建设。这样的改造，不就是一种创新吗？印度是没有的。
还有一种洞窟称作僧房窟，僧房窟中间有大厅，周边开一些小的洞窟，一个一个的单间，那些出家人一人用一间，在里面休息，可以坐禅。这样的洞窟形式，在莫高窟也可以看到，285窟就是一个禅窟。中间同样有一个大厅，两边各开了四个小窟。但是就这个禅窟也跟印度不完全一样。窟顶是一个覆斗顶。覆斗顶是中国古代斗帐的形式改造了，作为窟顶。窟顶藻井好像帐篷上面的垂蔓。这样改造显然跟印度不太一样，但是也有某种功能。我们从洞窟形制的改变，我们感觉到虽然有一定来源，是学习印度做法，但已经在改革创新了。覆斗顶这种形式在中国就比较长期的传下来了，它的来源一个是斗帐，另外我们会发现汉代很多墓葬的形式也是斗帐，就跟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在249窟，我们会发现不光是窟顶跟墓葬一样，窟顶上面画的内容也跟东晋墓里面画的内容完全一致，把中国传统的神仙思想移植到了佛教洞窟里面，就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洞窟形制。隋唐以后基本上最流行的就是覆斗顶窟，一直到宋朝。覆斗顶窟比较大的时候，中间有佛坛，佛坛后面有背屏一直到窟顶。直到元朝，我们一直可以看到这样的覆斗顶形式。
下面我们说一下塑像的问题。在洞窟里，最重要的就是佛像。佛像怎么来？中国古代的艺术家大概是没见过佛像，最早要建造洞窟，就要学习印度和中亚。佛教从印度传到中亚，传到中国。在犍陀罗地区，也就是现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带，这个地区的佛像、菩萨像有一些特点，比如菩萨都是坐在一些高的凳子上，两条腿交叉，称作交脚菩萨。交脚菩萨这个形象在莫高窟最早的洞窟就出现了，那个时候大概艺术家是要模仿外来的菩萨像，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来源。不光是交脚菩萨，还有思维菩萨，菩萨坐在凳子上，坐的比较随意，手放在脸这儿，好像在思考，一直到后来罗丹的思想者也是这样的。思维菩萨的来源也是犍陀罗，早期的佛像、菩萨像我们看到了外来影响的痕迹。在印度的中心部位马图拉，这个地方的佛像衣服紧贴身体，在早期敦煌佛像也同样如此，衣纹紧贴身体，如此就看到它的来源。到了北朝晚期到隋朝这个阶段，佛像有倾向性的，衣服紧贴身体，可是衣纹没有画的太多，这个时候印度的佛像形式发生了改变，流行笈多风格，穿的衣服很薄，几乎看不到衣纹线。在敦煌，尤其是隋朝很典型，可以看到笈多风格的佛像出现。但是就在隋唐时代，中国的佛教艺术发生很大的改变，这种创造的欲望很强烈，中国艺术家已经不满足于照搬印度的犍陀罗风格，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佛像、菩萨像。最早的北凉、北魏时期的佛像基本是外来的面貌，一看就知道是印度的，到了隋朝，菩萨、佛弟子逐渐向中国人转变。按照中国的审美方式表现，佛弟子的形象可能还是要表现一点外国人的特点，因为他本身是外国人。到宋朝，罗汉像也很像外国人。总的来说，佛像、菩萨像逐渐中国化是一个倾向，到了唐代就非常明确。唐代出现的大佛形象基本看不到印度的特点，唐朝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修建大佛，因为武则天很喜欢佛教。武则天周围有一些僧人会告诉她是弥勒佛降生，武则天很高兴，下令全国造大佛。莫高窟96窟大佛就是那个时候建造的，全国各地也都有那样的大佛出现。130窟的大佛是盛唐时建造，大佛的形象到印度看，是很少的，已经基本是中国式的佛像。最重要的是，到了唐代，雕塑艺术家创造有特色、有时代精神风貌的雕塑，艺术家会根据他们的风格特点去塑造形象。
下面我们来看看壁画的创新。敦煌最吸引人的壁画是隋唐以后的经变画。当时的老百姓很想知道佛国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画家为适应这样的需要，会把佛国世界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有亭台楼阁，生活的很好。画面当中免不了会有音乐舞蹈，两边有乐队，以此表现这种美好。乐队规模很大，因此我们会发现唐朝的音乐很发达。印度有很多石窟也有表现音乐舞蹈的，但是都是单人的舞蹈和音乐，没有大型的乐队，说明中国当时作曲的丰富程度很高。
艺术创新应该以深厚的传统为基础。没有对传统的继承，所谓“创新”只能是无本之木。20世纪以来，由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敦煌学的兴起，很多艺术家们开始关注敦煌，人们认识到了像敦煌艺术这样由古代无名艺术家们创造的艺术富有极强的生命力，在当今仍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画家张大千曾在敦煌长期临摹壁画。经过敦煌艺术的熏陶，他在人物画方面有了新的风格，由于对色彩的领悟，使他在山水画、花鸟画上采用极为大胆的泼墨泼彩法，尤其在晚年的作品中，张大千已经把敦煌壁画中那种恢宏的气度和绚烂的色彩自由地运用于山水画、花鸟画中。
潘絜兹曾长期从事敦煌壁画的临摹和研究工作。他创作的《石窟艺术的创造者》，便是直接以他在敦煌石窟临摹的切身感受而画出的。董希文也曾在敦煌学习、临摹壁画，他的油画中往往体现出东方式的平面感。他钟情于西部少数民族风情，画过很多表现少数民族的作品，如《哈萨克牧羊女》在构图和人物形态的表现上体现出敦煌艺术的特色，飘起的头巾、衣服的裙摆，也都可以感受到敦煌壁画中人物造型的特征。油画巨制《开国大典》，不论近景中的人物布局、远景中的空间安排以及色彩明暗的对比等等，都可以感受到敦煌艺术给予画家的深刻影响。此外，曾在敦煌工作过，并在艺术创作中充分发扬了敦煌艺术的优势，创作出富有影响力作品的艺术家还很多，如常沙娜在设计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建筑的装饰时，充分利用敦煌壁画中的元素来创作，形成了富有民族精神的工艺装饰。
敦煌石窟中的音乐舞蹈也是极富生命力的，尤其是在现代艺术的创作中，敦煌舞蹈给艺术家们极大的启发，促成了一系列敦煌风格的音乐舞蹈艺术。最早从敦煌艺术中获得灵感而进行舞蹈创作的，首推舞蹈家戴爱莲，她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成功地推出了飞天舞。戴爱莲1945年曾住在张大千家中，得以朝夕观摩张大千所临摹的敦煌壁画，揣摸敦煌飞天的意蕴。
20世纪80年代初，由甘肃省歌舞团精心创作的《丝路花雨》搬上舞台，获得巨大成功。该剧的编导刘少雄、许琪等率领相关工作人员数次赴敦煌观摩学习，向敦煌研究院的专家请教，对壁画中的舞蹈形象进行反复的研究。这部以丝绸之路重镇敦煌为历史背景的舞剧，再现了大唐盛世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历史故事。同时，以敦煌壁画艺术中舞蹈形象为特色，尽情展示其中飞天伎乐、反弹琵琶舞等极富民族文化特色的舞蹈艺术。《丝路花雨》的成功，不仅广泛地展示了敦煌艺术的无穷魅力，而且，在音乐舞蹈领域掀起了一个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艺术的高潮，受其影响，《仿唐乐舞》《新编霓裳羽衣舞》《编钟舞》《龟兹舞》等等取材于传统文化的舞蹈相继推出。舞蹈家高金荣还编创了一套“敦煌舞教程”，由此而产生了如“千手观音”等著名舞蹈节目，使敦煌舞蹈更加深入人心。近年来创作的《大梦敦煌》，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敦煌石窟艺术中包含壁画、塑像、石窟建筑等艺术门类，在壁画中又有音乐、舞蹈、飞天、佛像、菩萨像、供养人服饰、装饰图案等多样化的内容；有佛经故事、历史故事等艺术素材；也有壁画色彩、技法、构图、布局等艺术手法。它们都是进行现代文化艺术创作的宝贵资源库。这些文化元素已被广泛运用到城市象征、品牌标志、工艺品设计、服装设计、数字出版、动漫、影视、纪录片等现代文化艺术的创作当中，无数中外艺术创作者从敦煌艺术中获得了灵感。
随着互联网科技和文物数字化保护技术的发展，一些高新科技，如沉浸式新媒体、球幕电影等使我们获得了对敦煌文化遗产的全新体验效果。以数字化技术手段展现敦煌文化成为新世纪以来的重要探索，数字技术已经开始应用在敦煌文化创意开发的各个方面，例如，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技术制作的《千年莫高》是一部高质量纪录片；《梦幻佛宫》是实景还原文物的大型球幕电影，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8K画面分辨率的球幕电影节目。此外，已有不少艺术家利用敦煌故事、敦煌元素创作出一些富有特色的动漫作品。
敦煌的文化遗产一直是吸引世界各国人民来华旅游的重要因素。敦煌文化遗产的稀缺性及其艺术价值，也使其成为文化创意的源头活水，为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无尽动力。敦煌石窟及其代表性的符号——“敦煌飞天”“反弹琵琶”“千手观音”“供养菩萨”“莲花童子”“胡旋舞伎”等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经典佳作，它们被加工、改造运用到多种文化旅游产品和文创产品中，深受观众喜爱。（根据讲座内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