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深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炊烟袅袅。
很多人难以想象，首都北京还有这样的地方。天安门直线向北五十多公里，车程不过一个小时，群山四围，河水潺潺，仿佛世外桃源。
八十年代初，乡亲们去市区不说进城，说“上北京”，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半个村都惊讶羡慕，好像是去人民大会堂戴花般无上荣耀。
童年时，我生活在那里，父亲在中学当教导主任，母亲在家务农照顾我和弟弟，全村两三百户人家，只有几台黑白电视机。村里人乡情淳朴，不觉得去串门是打扰别人，接待客人的人家也是热烈欢迎，进门上炕。
于是天一黑，有电视机的人家都人声鼎沸，炕上地下坐着站着几十口子两眼放光的盯着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屏幕，只有两三个台，雪花密布，节目单调，但是也挡不住大家的热情，不管是戏曲还是电视剧，是新闻还是广告，都看得津津有味，一直看到全天节目结束，屏幕上彻底一片雪花，人们才打着哈欠依依不舍的离去。
就是在这种亲密而有趣的乡土生活中，我度过了几个印象深刻的春节。
那时物质匮乏，吃肉吃油都凭油票粮票，但村里有山地，各家有自己的收成，村里养猪，春节之前会宰杀一些售卖，我家算是中等收入家庭，但母亲格外俭省，我和弟弟嘴馋的要命，只有春节才能痛快的吃几次肉，平时顶多是荤油炒菜借个肉味，炸荤油剩下的肥肉渣也是争抢的美味。
每到春节，母亲会一改平时作风，展示自己的经典手艺八大菜，且都是做完装在几个大脸盆里盖上盖，吃到正月十五也吃不完。八大菜分别是：炸素丸子、炖海带、炸豆腐，炸咯吱、炖带鱼、炖肉方、炸花生米、炖鸡肉。
这些平时一律吃不到，所以我和弟弟像偷油的老鼠一样围着码放整齐的八个大盆子滴溜转，我负责偷，弟弟负责放哨，每次抓两小把，跑到街上去吃，吃完把手上的油蹭干净，再若无其事的回家。
母亲做的菜，炸的炖的都可一个字概括“咸”，不管什么菜，几乎都可当咸菜吃。所有的炖菜炒菜，调料配方完全一致“香油酱油醋”，带肉的另加“花椒大料干辣椒”，可见味道会什么样。
但那时我和弟弟特别馋特别盼望过春节，好像那八个大盆里藏的就是人间极品美味，等到三十晚上大快朵颐，吃的肚皮滚圆，躺在滚烫的热炕上继续挣扎着吃花生瓜子，恨不得一次吃下一年的量，像骆驼一样能反刍才好。
春节我和弟弟没有新衣服，从来就没这个传统，母亲太俭省，但偶尔会给买一双新棉鞋，弟弟是黑色条绒面塑料底棉鞋，我的是红色带黑点的，只有到三十那天才可以穿上。父亲会给我买几本小人书做礼物，我认字还不多，半读半猜的讲给弟弟，他呆头呆脑的听着，一脸兴奋，鼻涕都流出来了，要多傻有多傻。
三十当天，我父亲会自己写春联，邻居们都带着红纸和墨水来我家求字，猪圈墙上也要贴个“肥猪满圈”，大门墙外再贴一张”出入平安“，福字和对联无数，炕上地下堆满，父亲从不嫌麻烦，反而得意洋洋，大家说“李老师的字真不赖”。
我妈在一边准备晚饭，时不时也过来写几张，老乡说：“嫂子写的更好”，我妈脸上乐开花，嘴里还假谦虚：“好什么，瞎写呗，凑合看。”我和弟弟用小碗化开一片红纸，用筷子粘了红水给馒头顶上挨个点大红点。
天黑之后，乡亲们拥到我家看电视，电视看完，雪花一片，一群人簇拥着去露天空地放鞭炮，只有那种一百响的小鞭炮，两三挂而已，放完之后一群孩子打着手电筒滚在地上翻找有没有还没爆的，我和弟弟也玩，把战利品从中间折断，用火柴去点火药，放射出灿烂的光，呲的浑身硫磺味，这才算迎了新年。
天寒地冻，没有暖气，全靠火炕和炉子取暖。大年初一早起，母亲会煮一锅白菜猪肉大葱的饺子，我和弟弟好像昨晚没吃饭一样饿虎扑食，我能吃二三十个，歇一会再去吃凉饺子，怎么那么好吃，饺子馅里泼了花椒油，当然，依然是非常的咸，吃完必须喝一大碗饺子汤，才算功德圆满。
给父母拜年，我家是不给压岁钱的。亲戚长辈给的，母亲一律没收。但我和弟弟会央求父亲讨几个小钱，我俩偷偷去村里的合作社买几颗水果糖吃，也买米花糖和果丹皮、山楂片。可以藏起来慢慢吃，一直吃到正月十五，差不多山穷水尽。再回去和那八个大盆子死磕决战。
正月十五，村里会请戏班子或者放露天电影，《少林寺》《白发魔女》之类的，全家穿的皮球一样天不黑就出发去占好位置，零下十度的山村夜晚，刮着风，有时候还是在没融化的雪地里，全村出动看电影，人人都站着，屏幕反面都站满了人。我和弟弟会上墙头或者上树。一个角度俩小时不变，兜里鼓鼓的装着花生瓜子。所有的乡亲跟着剧情进展爆发出哄堂大笑或啧啧赞叹，不时小声议论到底谁是坏人，最后谁会胜利或战死。
看完电影回家路上，我和弟弟把刚学的花拳绣腿练起来，嘿哈嘿哈自己配音，完全忘了冻得冰凉的脚丫和脸蛋，回到家，炕还热着，滚进被窝讨论剧情。关了灯，母亲要多次呵斥“闭嘴！睡觉！”，我俩才慢慢平息了激动的心情，裹着大被进入沉沉梦乡。
如今父母都六七十岁了，母亲的八大菜还是那么咸，但其实，咸中有甜，是永远不变的家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