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我们讲到诗歌和绘画都是一种抒发个人情感的艺术，这样便将绘画艺术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来加以区分，从一种完全是技术性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成为文人士大夫们一种视觉的艺术表达手段，诗与画的结合，在中国艺术史上是十分具有典型意义的，它使得中国绘画艺术中有了清新洒脱的韵味。
而苏轼对于王维的诗歌和绘画的评价，可以看作是诗与画结合理论最生动的诠释，他说，王维的画，画中有诗，王维的诗，诗中有画。
实际上，从艺术作品的考察角度来看，王维是文人画的鼻祖，他的画十分具有诗意，而他的诗歌在文学史上以富有画面性和生动的韵律感而著称，比如: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渲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这些句子都十分具有写实性，而且极具有画面感。给人一种美好的精神享受，画中有诗，实际上就是明确提出文人画应当具有超乎画面所描绘的有形之物，内含有更为复杂的，无形的内容。
因此，他认为绘画其实和诗歌是一样的，在写景的同时，也要表现作者的意图境界，这和后人提出的绘画要注重意境，注重品格，注重学养是一致的，可以看作是这一理论的开端，所以，南宋末年的邓春才会认为:画者，文之极也。其意思就是说，文化修养和绘画之间关系紧密。文人们与绘画的关系越来越明确。
由此看来，苏轼认为绘画艺术应该成为一种表达艺术家情感的方式，它和诗歌用来表达诗人的志向的传统结在一起，成为了传达一个人和艺术家绝妙的途径，艺术家的绘画之所以能够有诗意，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艺术家，他本人就具有一定的诗歌训练和滋养，而绘画中是否有非以绘画形式表达出来的情感的波澜，就在于艺术家他是否有这方面的艺术训练。而这样的一束训练，只能是文人们才能够达到的，是一般的宫廷画家所达不到的。
苏轼强调行书书法的重要性，而宋代的书法与唐代和五代时期的书法相比较有着明显的不同，因为行书非常便于艺术家抒发个人的情感主张，因此，苏轼便把它引入了即兴创作的文人画中，成为了文人画应该具有的一种笔墨技巧，这种抒情性的行书技巧，从为书画结合的重要的传统。
苏轼的书法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太合乎古法的，其实宋四家中唯一被认为比较合古法的是米芾，但是米芾的字也是极具有个性特征的。
宋四家整体上的书法是崇尚意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尚意，他和唐人所提倡的尚法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苏轼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书法是非传统的，因此他说“我书造意本无法。”但由于他无意于佳，所以才达到了比较好的境界。
苏轼将书法引入绘画成为了文人画技法中最为重要艺术技巧，它以笔墨的这样一个词汇出现的文人画中年。到了后来逐渐成为文化传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以至于一个画家的作品有没有笔墨，能否表现笔墨成为了评价他文人画水平高低的重要标杆。
后来的艺术家，比如说赵孟，米芾等人，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更加复杂的文化理论，把文人画的笔墨一举发挥到了极致，而明代的董其昌更是追求文人画中的笔墨技巧，到了清代，完全是以笔墨来进行绘画的艺术创作，而一个艺术家，如果他不能在艺术中表现一定的笔墨技巧，那么其艺术就是不合格的。
所以，中国的艺术家们才会主张说自己的绘画是写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如果有人说一个画家，他的画是用写的手法来写出来的，那么就是对他绘画最高的评价。
苏轼从绘画的审美特征上，提出了文人画应该具有的独特内涵:诗歌的意境和书法的笔墨技巧。苏轼的文人画理论使得北宋末年的绘画走向了一个重视意境表现的途径。她将自己特有的书画修养以及文化价值植入到绘画当中，使得绘画不仅仅成为表现或者再现现实的艺术，而且成为表达艺术家心境的一种手段，最终，写意成为了文人画审美意境追求的最大特点，而苏轼个人的美学思想以及他个人的艺术修养，在他不断地艺术实践中，促进了他在艺术上的成就，从而佐证了他的文人画理论，对后世的文人画艺术家产生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从艺术发展的规律性来看，绘画的审美境界始终是一个不断提高，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人们艺术生活的不断更新，艺术风格也在不断的变化，人们的美学趣味和他们的审美意境，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产生变动，我们今天了解苏轼的文人画理论，了解他在文人画方面的观点，对画家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寻求新的表现形式和艺术语言，创造出具有新时代精神和内涵的艺术作品，实际上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