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四月中旬,著名作家、书画家鲁光先生在朋友圈发了一张自己小时候和父母的全家福,一张父亲拿着秤杆的照片和一张装裱在镜框里的秤,并配上自己的书画“做事做人心中都应该有杆秤”。鲁光是做秤师傅的儿子。这杆秤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父亲托人带到北京送他的,信中叮嘱他,“做事做人心中都应该有杆秤”。我点赞留言,请他写写“父训”及与这杆秤相伴几十年的故事。鲁光先生回复“李红点题我有感觉,这就从速完成”。鲁光先生以秤励志,深情讲述了自己的待人接物,心正秤才准的往事。
作者:鲁光
舍得乌纱为部属担责
我家中有一杆秤,红木杆,两头包铜皮,铁秤钩,铁秤钮,铁秤砣,秤砣上有“市斤”二字,秤花是银丝镶嵌的,是我父亲的手艺。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托人带到北京送给我。附信是用圆珠笔写的,叮嘱我,“做事做人心中都应该有杆秤”。父亲走了快四十年了。这杆红木秤,成了他留给我的遗产,信中的叮嘱也成了遗言。
父亲是乡里有名望的秤师傅,不仅有一手好手艺,而且为人也被称道。上中学时,放学后,我就帮父亲干活,刨秤杆、磨秤杆、钻秤花。有一回用方天钳分斤两,出了错。慈祥的父亲发火了,将秤杆扔给我,说:“重做!”重重地责备我,“不想干就别干……”我委倔得哭了。晚上,他给我端来洗脚水。他说,我们一定要做公平秤,斤两不准会害人。他跟我回忆起给一户富人家做秤的遭遇。这户富人家要他做两杆秤,“大秤”和“小秤”。谁都明白,这是需要做手脚的黑心秤。父亲不从,被打骂了一通。父亲告诫徒弟们,只做公平秤,绝不做黑心秤。父亲一生只跟我发过一回火,但让我终生不忘。
我今年已经八十三岁。这杆秤已伴随我半个多世纪。搬过几次家,这杆红木秤始终挂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红木秤挂在墙上,但已深深地装在我的心中。
1990年亚运会在北京举办前夕,时任《中国体育报》社长兼总编的我带着报社有关人员在京郊评职称。回京次日一大早,体委领导来电话,问我看过当天的《中国体育报》没有?我赶紧到报社看报,在头版有一篇占大半个版的长文。意思是我国兵不血刃稳拿七枚金牌。显然,在亚运会开幕前夕,发这种预测文章是犯忌的,会造成我们在背后搞鬼的印象。我调阅发稿单,得知是值班总编室主任签发的。我问他:“你不觉得发这篇稿子有问题吗?”他回答:“也觉得有点问题。是老记者写的,就发了。”说得轻巧,但惹出大麻烦了。体委领导下令,停止这位老记者的采访权,总编室主任撤职。老记者不去一线采访,可安排到后方当编辑,但对这位总编室主任撤职有点重。他平时兢兢业业,人缘也不错。后来分管我们的领导找到我,说她已找领导说了三次情,不管用。最后领导说,他就不信,一个部长撤不了一个处长的职。我说:“我找领导说吧!”领导见我头一句话便是“怎么还不处理?”我介绍了总编室主任的基本情况,也美言了几句,说:“该狠狠地批评他一通,让他做出深刻检查。但撤职太重了。”领导说:“难怪处理不下去,你也是这个态度……”记得,当年我调任《中国体育报》当社长兼总编时,女作家陈祖芬曾给我写过一封信,全信只有十个字,“太可惜!太可惜!!太可惜了!!!”当然,她的意思是我正在报告文学创作的风头上,不应该去从政当官。如今碰到难题,我又想起了文友的这封信。不当官,我依然可以用我的笔去写作。说实在的,我仔细地读过那篇惹祸的文章,其实这位老记者预测是有道理的,不过他有点私心,想以这个预测文章彰显自己的业务水平,为正在评选的正高职称加分。但不管作何分析,发表的时机肯定是不合时宜的。我对领导说:“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处理方案——撤我的职。你对上好交待,把社长、总编撤了;我对群众也好交待,下面出问题,领导担责任。”领导说:“你不在家,没有直接责任。”我说:“发稿纪律不严,队伍没有带好,还是有责任的。”沉默了好大一会儿,领导松口了,说:“如果上面不再追究,我不是抬抬手不能过去的。你处理吧!”我让总编室主任在党内和党外都做了检查。这档儿事就算了结了。听说,我退休后,我们这位总编室主任见到过那位领导。那位领导说:“当年鲁光可是用他的乌纱帽保你的。”
名家与无名者一视同仁
1985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过一个规模空前的全国体育美术展览。这个展览由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倡议,由中国奥委会和中国美协主办。筹办的具体任务落到我任处长的国家体委宣传司教育处。这次展览,诞生了两个特等奖:田金铎的雕塑《走向世界》和朱成的雕塑《千钧一发》。如今,这两件雕塑作品都陈列在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
田金铎是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是大名家。当我们去他家探访时,他的展品已完工,内容是母子游泳。他问我们:“能评上奖吗?”我觉得应说实话:“这件作品很美,但得不了大奖,因为这类内容的作品太多……”我说:“你们的女子竞走……”不待我说完,田教授几乎惊叫了起来:“我重做,就做女子竞走!”离开展只有一个月了,来得及吗?我担心。田教授很有把握地说:“来得及的,我早就想做这个作品。”当《走向世界》在美术馆一亮相,便获得评委们的一致好评。事后,我想,如果面对田教授不敢说真话,也许就没有这件佳作了。
朱成的作品是在众多来稿的照片中发现的,构思新颖,造型新鲜。当我们在成都找到他时,他显得很不自信,说四川总共收18件,大家名家那么多,他只是四川美院雕塑系的一个进修生……他感叹:“我的作品是送不上去的。”我说:“你做,用最好的材料做,我们一定收上去!”朱成有些感动,但并不全信。后来我们跟四川有关部门联系,推荐报送收朱成的《千钧一发》。评选时,评委一致通过特等奖。我们能做的只是以艺术标准收作品,对不出名的青年作者和名人大家一视同仁,而评奖大权在评委会。吴冠中、刘开渠、周思聪、刘勃舒、郁风这些评委都具有权威性,但我们这些跑腿的能公正、公平对待征稿,不让好作品漏掉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心中的那杆公平秤在起作用。
捐献山居回馈家乡父老
我从浙中的一个小山村走出来,问学上海,工作北京。退休前,我像一头牛一样全力工作。退休后,我随意写作,随兴画画,常回老家走走住住。我的山居,在公婆岩山下。院里有清泉、山塘,门前有古樟。数十块大鹅卵石,散放庭院里。鹅卵石上都有我的师友们的墨迹石刻。赵朴初的“古松流水”,李可染的“師牛”,李苦禅的“无法之法乃为至法”,崔子范的“思飘云物外 诗入画图中”,董寿平的“飞花”,范曾的“野泉”、“五峰山居”,华君武的“如龙”,周韶华的“山海”,王涛的“鸟屋”,吴山明的“观自在”,赵丽宏的“结庐”等。一块大的石头上刻了几十位名家签名,我题了“师友石”三个字。我夫人调侃,这块大刻石都可以创吉尼斯纪录了。大门后,有一块丑石,我题写了“乡思”两字。这满院落的石刻,是留给故里的一道厚重亮丽的文化风景线。刻石的匠人,是近乡的舟山人,手工刻,刻了五十多天。他自豪地说:“刻这么多名人书法,是头一回,可能也没有第二回了。”
“五峰山居”从2000年建成,这是我为传承文化艺术,为家乡与外界联系而搭建的一座桥。在山居墙头,挂着我父亲做秤时的一张工作照。是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刚当记者时,即兴为他照的。睹物生情,我便会强烈地思念父亲,回想父亲留给我的那杆红木秤。在外闯荡了一生,怎么回报故里呢?我想到了这个山居。家乡养育了我,又为我创建了艺术馆,我决计将“五峰山居”捐赠给永康市人民政府,使之继续为传承、发展当地文化艺术发挥作用。我的家人和弟妹们都支持我的举动。我一生爱书如命,藏书丰富,已将万册藏书送老家图书馆。在北京家里,还有师友们赠送的珍贵签名本一千多册,都已整理出来,也全都捐给故乡。
“五峰山居”的捐赠仪式已在去年年末举行。我将落成二十年的山居,比喻为一个养到二十岁的姑娘,该出嫁了。市委书记金政写了“鲁光先生”四个字送我,以此表达对我的大舍精神的赞美。
有舍必有得。舍去物质的,得到精神的。舍了之后,得到一个好心态。轻松愉快度余生。
4月21日于龙潭西湖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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